汉族

漢族作為一個族群，直到漢武帝時代才有了“漢人”一名。“漢人”得名於漢朝，最初本意是指“漢朝之人”，而漢朝則得名於漢水。但在漢朝早期，因為秦朝的強大影響，匈奴也將漢朝时的中国漢族人稱作“秦人”[參⁠ 42][參⁠ 47]，漢朝及匈奴将當時中国漢族人统称为「秦人」或「汉人」[參⁠ 48]，「漢」作為族稱最終为中国漢族人所接受。

“漢”作為漢族的族稱應不晚於南朝初期[參⁠ 49][參⁠ 50][參⁠ 51]。唐朝在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交往中自稱為“漢”[參⁠ 52]、“漢國”，邊界稱為“漢界”，其人民稱為“漢人”[參⁠ 53][參⁠ 54]、「漢民」[參⁠ 55][參⁠ 56]，也可稱為「華人」[參⁠ 57]。到近代19世纪末以後，由於“民族”一詞引入，“漢族”便取代“漢人”成為這一族群的正式名稱[參⁠ 58][參⁠ 59]。

“炎黄子孙”及“炎黃裔胄”皆曾被中國國民黨及中国共产党用來做為“汉族”的代称或另稱[參⁠ 60][參⁠ 61][參⁠ 62][參⁠ 63][參⁠ 64][參⁠ 65][參⁠ 66][參⁠ 67]。

學者杜家骥說，中國古代没有现代称谓“民族”即加上“族”的概念，但不等于当时没有漢族这一民族，用于民族之间区别的“满”、“蒙”、“汉”，都是古代的民族概念，故现代学界尤其史学界称历史上的汉人为汉族[參⁠ 68]。但明代笔记《闲中今古录摘抄》中出现了「胡族」一词，作为与「中华人」相对立的词语使用。[參⁠ 69]

古代漢族稱呼漢族主要聚居地區為「九州」[參⁠ 70][參⁠ 71]、「华夏」、「神州」、「中国」、「中土」、「中华」、「中夏」、「漢地」等，同時認為非漢民族主要聚居地區在九州之外[參⁠ 72][參⁠ 73][參⁠ 74]，而非漢民族稱呼漢族主要聚居地區為「漢地」[參⁠ 75][參⁠ 76][參⁠ 77][參⁠ 78]、「賽里斯」、「摩訶支那」[參⁠ 79]。

中國上古史學專家許倬雲認為，在魏晋南北朝時“华夏人”开始出现“汉人”自我称谓，而在此之前，“汉人”、“汉民”多为周边国家对汉朝国民的称呼[參⁠ 80]。

由於秦朝聲威遠震，也影響到其他國家對漢朝的稱呼，如古代的印度、希臘與羅馬等國仍稱其為、、、等等[參⁠ 81]。到唐朝後，由於唐朝對周邊的強大影響力，漢民族也被外國人稱為“唐人”[參⁠ 82][參⁠ 83][參⁠ 41]。《明实录》中多有以「唐人」称呼當時中国漢族人的语句，而有些明代文献则称其为「中国人」。[參⁠ 84][參⁠ 85]

漢族在先秦稱作“夏”或“華夏”，其形成的時間，有著多種觀點。

• 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炎黄部落與东夷部落[註⁠ 2]融合而形成華夏，这就是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參⁠ 86][參⁠ 87]。
• 学者王东平的《中華文明起源和民族問題的論辯》中認為華夏族是由周朝的夏人、商人和周人所融合形成。在黃帝部落的後裔建立夏朝後，夏部落和商部落、周部落經夏、商、周三代一千六百多年的發展，與中原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的戎、狄、夷、蠻部落融合而形成華夏，同時以其“冕服採章曰華”稱作華夏，而後由於華夏族的分裂而稱作“諸夏”或“諸華”[參⁠ 88][參⁠ 89][參⁠ 90]

華夏祖先黃帝與炎帝的傳世文獻記載最早可追溯至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據《國語》、《史記》，顓頊、舜、有虞氏、夏、商、周、共工、四嶽、杞、鄶、申、呂、齊、許等部落諸侯皆為黃帝與炎帝的後代[參⁠ 91][參⁠ 92]；齊威王亦以黃帝為祖先[參⁠ 93]。據現代考古材料和碳-14測定的結果，生活於五千年前的黃帝與仰韶文化下限一致。其活動範圍也相差無幾，皆以現河南西部、關中地區和山西南部為主要中心。仰韶文化後期的西安半坡等遺址中出土的器物也與史籍關於黃帝造物的故事相符。[參⁠ 94]

據《史記正義》引用《帝王世紀》認為炎帝之母任姒為有蟜氏女，後在華陽遊玩時感生炎帝，其形象為牛首人身。[參⁠ 95]公元前476年前成書《國語·晉語四》則記載黃帝與炎帝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因兩人分別生於姬水和姜水，故而異德，所以其姓也不同，黃帝為姬姓，炎帝為姜姓。[參⁠ 96]而公元1719年成書《繹史》所記載的又完全不同，該書引用《新史》猜測“炎黃二帝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參⁠ 97]，炎黃所處的時代正是母系社會末期，其時，母權已衰，新的父權將取而代之。[參⁠ 98][參⁠ 99]^:20

由於當時社會生產水平的提升，炎帝氏族自原來的氏族分出後遷居於姜水。姜水位於現在的陝西，發源於岐山，是渭水的一條支流。渭水兩岸封地豐腴，有“八百里秦川”之稱，炎帝氏族便在此發展為一個強盛的部落。之後由於某種原因，有一部落成員向東遷徙到中原地區，與早已遷徙于此的黃帝部落結盟。黃帝氏族此時已是久居中原，並向四方擴展形成黃帝部落。其活動範圍東至山東泰山，西抵甘肅，南達湖南岳陽，北及河北懷來[參⁠ 100]。之後由於矛盾[參⁠ 101]，兩個同母同父的兄弟部落間便發生了著名的“阪泉之戰”，黃帝部落最終取勝，自此鞏固了其在部落聯盟中的主要地位。[參⁠ 98]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余太山認為，古史中記載的黃帝系統的各部族，包括少昊、陶唐氏、有虞氏與允姓之戎等部落，他推論這些部族後來向西發展，成為月氏與塞種的先祖，月氏與塞種皆属于古代印歐人[參⁠ 102][參⁠ 103]。然而考古学的研究指出，古代印歐人種東進的地理介限位於新疆東部至甘肅西部之間，在此以東的地區並沒有發現具有印歐人種型態的基因。所有萬年以內，黃河流域出土的考古基因，都是黃種人。[參⁠ 104][參⁠ 105]。

因當時社會的發展，黃帝部落的人口逐漸增多，便漸漸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參⁠ 106]。夏氏便是其中之一，這氏族雖已從黃帝部落中分出，卻仍然強調自己的祖先是黃帝，並祭祀黃帝[參⁠ 107]。周朝的始祖同樣是黃帝和炎帝部落的後裔，其母系為炎帝後裔[參⁠ 108][參⁠ 109]，父系則是黃帝之後，周人為姬姓[參⁠ 110]。

在傳說中的五帝時期，原本的氏族屬於血緣的集體，當社會的發展令其成員不得不依自身的經濟與生產要求而遷徙，並選擇性的重組成以地緣為基礎的部落聯盟。如堯時的鲧、共工、羲、和；舜時的禹、弃、契、皋陶、益等等，他們一方面是所在部落的首領，另一方面則又與堯或舜結為聯盟。隨著時間的推移，部落之間的共性漸增，便逐成為部落共同體。之後，禹承繼之前的成果而建立夏朝。[參⁠ 111]

夏朝的建立也令“夏”這一族稱出現，這一名稱究竟是自稱或是他稱現已不可考，而“華”則是因夏族的服飾和文化特征而得名，後又演化為“夏”的同義詞，甚至是合稱為“華夏”。由於夏朝的強盛與較長的存在時間，令但凡與夏王畿的夏人有共同民族特點的諸侯國的人民都會接受“夏”的族稱，並自視為夏族的一部分。[參⁠ 112]就如，周人的先祖原是居於渭水一帶，與堯舜和大禹所居地區相近，都屬於自仰韶文化發展出的龍山文化。夏朝建立後，夏王為天下共主，居於邰的周便成為夏的一個方國。後因“夏政衰”，周人先祖不窋率眾遷於“戎狄之間”的豳，但仍然保持著定居的農業生活，而不是於其鄰居的遊牧畜牧業。後因北狄南下，周人被迫再遷至岐下的周原，也因如此，便從所居之地而稱為周人。[參⁠ 113]從經濟上看，周人與夏人都從農業。在宗教方面則夏、商、周都實行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都認為“上帝”抑或“天”是最高的神靈。在他們所崇拜的祖先中，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如“社稷五祀”中的“稷”，在夏朝是配以“烈山氏之子柱”，自商朝起便配為周人始祖“棄”。在周人的觀念中，稱自己所居之地為“西土”，而夏朝和商朝的王畿都是“中土”或“土中”，再往東便是“東土”。同時，周朝統治者也自稱夏，自認為諸夏的一部分[參⁠ 114][參⁠ 115][參⁠ 116][參⁠ 117]。[參⁠ 118]而周朝所分封的諸侯國，像晉、齊、魯、衛、宋、杞、蔡、邢、鄭、陳等等，他們一方面以所在地域不同而稱為晉人、齊人、魯人、衛人、宋人、杞人、蔡人、邢人、鄭人和陳人；另一方面又都認同自己為夏或華夏的一部分[參⁠ 119][參⁠ 120]，是而用“諸夏”或“諸華”概括以上地區或其人民[參⁠ 121][參⁠ 122]，而不是周「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諸侯國則被算入蠻夷[參⁠ 123]

當華夏的概念深入人心之時，其共同體意識便產生。同時與周邊的“夷、蠻、戎、狄”等部落間的文化界限也開始固定，是謂“內諸夏而外夷狄”。而在文化與風俗方面的差異也顯露出來，如在語言方面，華夏與其他民族的交流要用到翻譯[參⁠ 124]；華夏民族束髮著冠或笄，北方的戎狄“被髮”，百越是“斷髮”、“劗髮”，西南的則是“盤髮”、“編髮”等等；在服飾方面，華夏民族為右衽，其他民族則是左衽。[參⁠ 125]

華夏民族可以夏朝作為其形成的標誌與名稱的來源。但在政治方面卻較為分散。大禹會合諸侯時，号称有一萬多國进贡[參⁠ 126]。商朝則有三千多國[參⁠ 127]。武王克商時，尚有一千七百多國[參⁠ 128]，後由於諸侯間的兼併，到春秋時仍存在一千二百個國家[參⁠ 129]。

經過二百餘年相互戰鬥，諸夏國家到戰國便只剩下十餘國[參⁠ 130]，其中秦、楚、燕、齊、趙、魏、韓是諸夏的主要大國[參⁠ 131]。在戰國中後期，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展進步，原本分立的各個諸侯國開始建立聯繫，發展出的廣泛貿易關係和交通網絡。由於鴻溝的開鑿完成，將江淮流域與河濟流域串聯起來，令列國間可以由水路暢通無阻[參⁠ 132]。就連本為山川所阻的巴蜀與漢中之間也開闢了“棧道千里”。顯然，發達的交通令華夏民族之間建立起共同的經濟生活起到不小的作用。[參⁠ 133]到公元前256年，強大的秦國將周天子攻滅後，開始攻滅其餘諸侯國。終於在公元前221年，即秦王政二十六年，山東六國中僅存的齊國被滅，華夏族便形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參⁠ 134]。

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秦朝，首稱皇帝，結束了多年的戰國七雄混戰，開創大一統的新格局。由此，華夏族又被稱為“秦人”[參⁠ 42][參⁠ 135][參⁠ 136]。但秦朝鉅耗民力與嚴刑峻法，享國十四年，三帝而亡，有說法「China」一詞即源於「秦」字。秦末天下大乱，諸侯並起，最终刘邦擊敗了當時最強大的霸王項羽，统一天下，因刘邦曾被封为汉王，所建立的朝代便称为汉朝。在此這後，華夏族便又產生了“漢”這個族稱，之前的“華”、“夏”、“華夏”或“秦人”等族稱也繼續存在。[參⁠ 137]

汉朝有西漢與東漢兩個時期，共計统治408年，该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文化高度发达。此时汉族人口分布仍較為集中於黄河、淮河流域一带，佔總人口的半數以上。長江中下游人口從東漢開始有所增長，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參⁠ 138]。

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起，因数个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南下建立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尤其是在前趙和後趙時期的數十年裡，民族矛盾尤為突出，迫使中原汉族向南遷徙到长江中下遊、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史称“衣冠南渡”，據統計南下人口要佔西晉各州總人數的八分之一以上[參⁠ 139][參⁠ 140]，據復旦大學研究，西晉以前漢族主要分佈於中国北方，後因永嘉之禍大舉南遷，改變了南北人口分佈密度[參⁠ 141]。當時，由於佔據東北的鮮卑慕容氏接受東晉封號，並實行安置流民、設置僑郡等政策，使得黃河中下遊不少漢人舉族遷往遼東和遼西；而在西北，漢人張氏建立的前涼也招致人數不少的漢人西遷，其後續的政權也一並貫徹這項政策，令今甘肅、青海東部和新疆南部的漢人數量大為增長。由此到南北朝時便出現了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雜居的情況。[參⁠ 142]也是這個時期，“漢”成為這個民族的穩定的族稱(相對的是五胡國家統治者自稱的國人)。

隋唐时期中原的統治階層內有許多漢化的鮮卑人或由其他胡戎所漢化的人。在這兩個王朝統治時期，當政權穩固後，便實行去胡俗而恢復漢朝與曹魏時期的制度，並進行“華夏正音”的改革，規定各種禮樂制度以南朝制度為基礎，再吸收一些北朝符合傳統漢文化的部分。制訂這一政策的人既有漢人，也包括了漢化的胡人，比如主持《貞觀禮》和《顯慶禮》的房玄齡（出自清河房氏，東漢司空房植）與長孫無忌（祖先拓跋鮮卑旁支長孫道生）。這種活動一直持續了三個多世紀。原本在東漢、曹魏與五胡十六國及北朝時進入漢族地區的部分胡人已经漢化，在隋唐時和漢人雜居的一些胡人也開始漢化[參⁠ 143]。同時，唐朝时期因为国力强大，汉人曾為其他民族或國家称作“唐人”，將中國大陸稱為“唐山”。

安史之亂後，唐朝開始出現分裂，並最終出現了五代十國的相互割據的局面，之後的宋朝也無力恢復唐朝時全部的領土。

汉族李迪的著名美术作品“雪树寒禽”

這段時期形成了南北政治上的分裂及至三国鼎立的局面。這時期的漢地經濟重心也向南轉移。北方的漢人在遼、金和西夏屬於被統治民族，但人口佔据多數，漢人的基礎為農耕經濟，漢文化佔主要地位，實行的是與契丹、西夏或女真人不同的唐制、唐律和宋制，稱之為漢法。因為民族的雜居，且漢人的人口具懸殊優勢，使得內遷的少數民族開始漢化，出現“契丹，漢人久為一家”[參⁠ 144]、“猛安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參⁠ 145]”的局面。當時金朝的官制、法律都仿照漢人，逐漸接受漢化，金朝的皇帝也提倡儒學，在統治者的提倡下，金人和漢人在血統和文化上都造成了緊密的融合。待金朝滅亡後，蒙古人按語言和習俗將契丹與女真人劃為漢人或蒙古人[參⁠ 146]。

元朝统治中國後，稱原金朝境內的漢族和漢化的胡人為「漢人」，而將南宋境內的漢族和南方的少數民族稱作「南人」。這種民族政策是繼承了金朝的政策，並更加強了民族壓迫。[參⁠ 147]在元朝對漢地不到一百年的統治時間裡，進入漢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有少部分被漢化。色目人當中一部分成為回族的先民。[參⁠ 147]

明朝初年，由於元朝末期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災荒，導致漢人數量一度減少。經過二百年的發展後，到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漢人的人口又增長到約1.5億[參⁠ 148]。之后由于明末天灾饥荒、农民起义、清军入關、三藩之乱，導致漢人人口劇減。

明末清初，由於清兵入塞、入關戰爭中的屠城事年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庚寅之劫等[參⁠ 149]與三藩之亂的關係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而飢饉、瘟疫使得中國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學家葛劍雄認為明清之際人口的跌幅估計可達40%，從崇禎元年（1628年）以來平均每年下降19%，至順治末年達到谷底[參⁠ 150]。另一種說法則認為，人口隱匿數量遠大於人口損失數量，而真正人口損失最大的時期就是入關戰爭戰亂時期的滅絕性屠殺如屠蜀事件。康熙二十年（1681年）後，清廷平定三藩之亂並佔領臺灣，經過康雍乾盛世獲得長期的休養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數量未明確，史學家姜濤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後，人口增長到1億；趙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過1億。到乾隆時期，全國人口突破2億，到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增至4億。清朝人口的增長一反中國人口過去的波浪式增長型態，呈現斜線上升[參⁠ 151]。19世紀時，清朝因為太平天國的起事、捻亂與回亂等戰亂損失不少人口；光緒年間又發生不少天災，光緒三年山西、陝西發生旱災，因飢荒與暴亂而死的人達一千萬以上。最後加上海外移民風氣日盛，因此到清朝滅亡時，中國人口維持在4億3千萬多人，與道光年間的人口數差不多[參⁠ 152]。

清初有「六大弊政」[參⁠ 153]，剃髮（或薙髮）、易服、圈地、佔房（侵佔房舍）、投充（搶掠漢人為奴隸）、逋逃（逃人法），延續時間最長的，是逃人法。順治七年六月，廣西巡撫郭肇基等人因為「擅帶逃人五十三名」，被處死[參⁠ 154]。清初曾頒令諭：一、八旗制度移入關內，全族皆兵。二、鼓勵滿人入關。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內全屬旗人所有。四、禁止旗漢通婚；禁止滿人自由擇業[參⁠ 155]。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康熙親政後即立即下令永遠停止圈地，並逐步放寬對逃人的禁令並最終裁撤督捕衙門。隨後康熙開始採取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政策[參⁠ 156]。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攤丁入畝”取消了人頭稅，经过康雍乾盛世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汉人人口迅速增加。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到1850年的中國人口超過四億，清末为了充实边疆并防止沙俄的渗透，方才解除多年禁令，正式准许汉人重新进入東北。後來在张作霖统治東北时期，更是大量引入山东汉人闯关东，改組了東北地區的民族成分[參⁠ 157]。

清朝的人口擴張和流動規模在長期性和常規化等方面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參⁠ 158]。為了「移民實邊」，發展經濟，保衛疆土，清政府鼓勵內地人移民到蒙古南部及新疆地區。在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內地各省約有七百至八百萬人遷移到邊疆和海島地區，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向東南、西南、西北、北、東北四面八方輻射狀的移民浪潮[參⁠ 159]。

其實清末的動亂，民國初年軍閥混戰，影響經濟，令人口損耗嚴重，僅是日本侵華戰爭時就損失達三千萬人以上，還有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共內戰，都讓大量人口消耗，亦由於大量的人口損耗抵消了人口自然增加的幅度，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人口僅約六億。[參⁠ 147]

隨着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傳入，中国各族群按文化风俗逐步形成了现代汉族及現代少數民族等56個民族，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共有56個民族，包括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共同組成中华民族。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要求減少以炎黃子孫來代表中國各民族，改以中華民族概念來代表中國各民族[1][2]。

汉族在中國以外的少數地区也是当地的主要族群，如在果敢（今屬於缅甸，汉族人口比例为90％）、新加坡（74%）、聖誕島（澳大利亞，61％）、槟城（马来西亚，42%）、列治文（加拿大，53%）同时在许多国家也是重要的组成族群之一。

根據中華民國僑委會2011發佈的調查資料（中國大陸以外）[參⁠ 164]，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2010普查資料（中國大陸分省市資料）[參⁠ 165]所製成約略的（假設海外華人數相當於漢族人數）漢族人口的世界分佈圖，分佈區域以中國黑河-騰沖線（胡煥庸線）東南一側及近代華人移民史代的移入國為主。冷戰結束後大中華地區指經濟全球化下以漢族/華人為主的跨國網絡。 就地理人口學上來說，漢族在中國主要集中於黑河-腾冲线的東部[參⁠ 166][參⁠ 167]，此外在东南亚、北美洲和西歐也有较多的分布，特別是新加坡、聖誕島和马来西亚，分別佔當地人口的74%、70%和30%。

漢族是安土重遷的農耕民族，極為注重鄉土觀點。但在歷史上卻由各種原因發生過數次大規模的遷徙，並最終形成當今的分佈格局。帝制結束以前，由於北方數次的多年戰亂，漢族有過三次大的向南遷徙浪潮。西晉永嘉年間（公元307年-312年）為高潮一直持續到南朝劉宋元嘉年間（公元423年-453年），為第一次大南遷。再是從唐朝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到唐末和五代時期，由於北方連年戰爭，中國經濟重心移向相對穩定的南部，黃河中下遊的人群便開始了繼永嘉之亂後的再一次南遷浪潮。而北宋靖康之難（公元1126年）時的金兵南侵造成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漢人出現自永嘉以後的第三次南遷高潮，是次南遷歷時一百多年，其中又出現過數次小的波動。等到蒙元中期，秦嶺——淮河線以下的戶口要佔當時全國戶數的百分之八十五，實際人口估數也在八成以上，完全將西漢時南北人口比例顛倒過來。[參⁠ 168][參⁠ 141]

除卻三次大的南遷浪潮外，黃河中下遊的人口也於歷史上的各個時期向其他方向進行小規模的遷徙，但不及南遷的影響深遠。而除了戰爭和災害原因的大規模遷徙外，還有通過屯田、駐軍和政府有組織的強制謫遷等形式向邊地的移民。而當人民在故土不能維持生計時，也會向主動向邊疆移民。在早期歷史上的移民由於長期與當地人雜居，基本已被當地人所同化。明朝時，漢人開始向雲貴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遷徙，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軍屯，以及商屯或其他方式。明朝出現的“改土歸流”政策在清雍正五年（1727年）後開始在雲貴、四川和湖廣全面推廣，原土司地區的漢人遷徙活動加快。而在今內蒙古和甘肅、青海在漢朝己有定居，明朝時出現具一定規模的移民，當時主要是以屯田，及一部分的流徒。而自韃靼首領俺答與明朝改善關係後，也開始有漢人進入草地開荒墾地。至於漢人大量進入西北、內蒙古和東北的邊疆地區則主要是滿清末期為防止沙俄被迫實行的“移民實邊”與放墾政策的產物。而黃河流域的漢人南遷從明朝以後則基本停止，這是由於南方的人口密度要高於北方。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除西藏外，漢人已經在漢地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區成了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現代漢族的呈東密西疏的分佈網絡。[參⁠ 141]

十九世紀漢人移民全球路線圖

漢人遷徙到海外的歷史最早要追溯到南宋末年，由於宋國被蒙古人消滅，不少南宋遺民選擇向南逃亡。這其中就有宰相陳宜中和鄭思肖，他們一直逃到了爪哇。其次則是明朝滅亡後，為數不少的士大夫與普通百姓的南下。而大規模的向海外的移民則主要是清末民初時期，自從1860年滿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失敗後，和英法簽訂《天津條約》，迫使清廷放棄海禁，從此以後中國人可以自由遷徙到海外，這些人中大部分都流向了東南亞[參⁠ 169]。當今的海外華人約五千萬以上，這當中絕大多數是漢族。[參⁠ 141]

汉族分布比例

汉族人口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中国，在中国大陆，汉族占总人口的91%，分布于各个省市。2020年，中国大陆的汉族人口为1286311334人。而根据历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汉族的民族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

漢族人數約22,575,365人，約占台灣人口的95%。[參⁠ 172][參⁠ 173][參⁠ 174]

臺灣漢人依來源及來台時間分類，包括二戰前已定居的臺灣閩南人（含澎湖）、臺灣客家人、不同族群融合者如福佬客，及二戰後因國共戰爭遷徙來臺的漢人，與福建省的金門、馬祖、烏坵等地漢人，還有各地因排華而歸國定居的華裔（海外華人），1990年代以後由港澳與中國大陸來台的漢人（以上均屬「新住民」族群）。

自中晚明起汉族开始零星向东南亚移民，从19世纪中叶起又有汉族向欧洲、北美等地移民。

果敢族是緬甸的一個很特殊的民族：緬甸官方聲稱他們為從中國雲南省而來，居住在果敢县的中國漢人[參⁠ 175]；而果敢當地人和中國人皆認為果敢族是明朝和清朝在緬甸一帶的漢人遺民後裔，原本屬於中國的果敢地區後來被英國殖民者佔領並劃入英屬緬甸[參⁠ 176]。

鄭經在三藩之亂時出兵大陸，後因戰事不利撤退，若干將領四散海外，禮武鎮總兵楊彥迪投奔廣南，二鎮總兵周雲隆率一隊船在舟山，房錫鵬也有一支船隊在浙江烏洋，黃進在琉球。[參⁠ 177]。後以楊彥迪部將陳上川投奔越南定居西貢〈今胡志明市〉，設明鄉會館，並有「恥作北朝臣，綱常鄭重；寧為南國客，竹帛昭垂。」對聯自述身世。以明鄉人之名傳後世。

商朝的遗臣箕子率商朝遗民（古河南、山東人，具體數目不明）到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侯国”，并得到周朝的承认而成为诸侯。此一說法為「箕子東來說」（）。韩国历史学家尹乃铉在其所著的《韩国古代史新论》中承認箕子朝鲜的存在，并认为箕子来源于中国中原[參⁠ 178]。秦未陳勝吳廣起事，燕、趙、齊也有大批漢人進入朝鮮。

之後歷代皆有漢人移居朝鮮半島，當地不少姓氏本貫皆來自中國，如文化柳氏、江陵劉氏、仁同張氏、瑞山鄭氏等。

日本秦氏為日本一個古代的氏族，與東漢氏同為具影響力的氏族。自稱秦始皇的後代（新撰姓氏錄說是三世孫孝武王）。東漢氏則於三世紀至四世紀人，漢靈帝四世孫，應神天皇二十九年（太康十年）劉阿知帶兒子劉都賀與二千名族人由百濟東渡日本。居住在大和國高市郡一帶，被賜姓東漢直，他死後兒子襲職都加使主。他也成為倭王權中東漢氏始祖。他也與兒子都加使主與身狹村主青到江南請織匠到日本被日本雄略天皇賜姓為直（因此被稱為都賀王），子孫因此以直為姓。他們主要擔任手工業與保安工作（他曾經救出履中天皇）。日本的高橋、原田氏、大藏氏、秋月、江上氏、坂上氏、志賀、櫻井、木津等姓這些多是阿知王后裔。東漢駒與遣隋使中的福因、坂上苅田麻呂、坂上田村麻呂也是他後人。在天武天皇時代東漢氏被授忌寸。

明朝時，明太祖接受琉球察度王的邀请，賜閩中舟工三十六姓。這些移民到達琉球後，在那霸港附近的浮島上建立了久米村，並定居於此。

高昌是在唐朝征服以前，吐鲁番一带的汉人王国。高昌居民以汉族（主要为汉魏屯戍军民的后裔和逃避战乱的内地移民）为主，西域各民族（主要为昭武九姓和其他西域国家的侨民）为辅。因而高昌国建制，如官制、兵制、赋役制、士族制等，大抵脱胎汉晋，又自具特色。汉族传统文化在高昌占统治地位。俗奉天神，兼信佛法。十六国时期，祆教已在高昌流行，但佛教在高昌一直备受尊崇。道教和摩尼教也有一定的影响。

漢文化為今日中華文化組成的一部分，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汉族有數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數千年间，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众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以孔子、老子、墨子及韓非为代表的四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与文化两千余年；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军事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末期就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自司马迁撰《史记》，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编年体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其他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及古史、杂史、地方史志、史学理论等官私撰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出于汉族学者的手笔。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中如张衡（78-139）、祖冲之（429-500）、一行（俗名张遂，683-727）、郭守敬（1231-1316）等已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间，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至今的农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是古代农学著作的代表作。在文学方面，诗歌、散文的创作，占有显著地位，涌现了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如小说创作，到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均享有盛名。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方面，也涌现出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在一些类书巨著的编纂方面，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时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特别是明清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可称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显示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參⁠ 179]。

汉族的语言为汉语，使用汉字书写。漢語的歷史有一萬年以上，殷墟的甲骨文距今則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參⁠ 180]漢語為典型單音綴的分析语，一個音節就能表示相當於一個詞的意義單位[參⁠ 181]，同時又存在聲調的平仄變化，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成語、俗語、歇後語、對聯以及謎語等獨特的語言形式。[參⁠ 182]

語言分類上，漢語被通常認為是属汉藏语系，曾被劃分為與暹羅侗傣語族、苗瑤語族及越南語同屬漢台語群[參⁠ 183]，還有學者引用例證指漢語與南島語存有親屬關係[參⁠ 184]。由於漢語在數千年前開始獨立發展，令現代漢語無論是在語音還是語法、詞彙上都與同系語言有很大距離[參⁠ 183]。国内学术界传统上认为汉语是单一语言，可分官话、闽语、吴语、湘语、赣语、客語、粤语七大方言（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参见汉语方言）。学术界另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是汉藏语系内的一个语族，包含一组由古汉语演化而来的亲属语言（即漢語族親屬關係）。

其中，现代标准汉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话、中華民國的國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語）均以北京官话为基础音调而形成的规范语言。

漢語中的共同語，也就是在漢語內部佔有較高地位的基礎方言在先秦的春秋時期被稱為雅言[參⁠ 185]，到漢朝改稱“通語[參⁠ 186]”，明朝時則叫“官話”，當時曾訂有洪武正韻做為官語，並以此做為永樂大典的索引之一，即為南京官話。明代中后期，北京官话形成并逐渐与南京官话产生差异，最终在清代成官话。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成立中華民國後將共同語稱為“國語”，於後來還爆發京國之爭，便以北京官話做為現代標準漢語，也就是標準官話。後因內戰形成的政治格局，其称谓因所在地的不同而分别称为普通话（中國大陸和港、澳地區）、中華民國國語（臺灣）、华语（新馬地區）。香港澳門把标准粤语（广州话）列为其官方语言之一。作為金陵雅音傳承之南京官話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而失傳。此外，并非所有汉族人口都使用汉藏语系汉语族的语言。广东部分汉族操侗台语系的标话，海南部分汉族人口操侗台语系的临高语和村语。

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統中[註⁠ 3]，是沿用至今的两種语素文字之一（另一种为云南规范彝文）。漢字的字型依歷史演進順序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楷書、宋体、黑体等。早在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就已經有神農作穗書、黃帝作雲書、少昊作鸞鳳書和帝堯作龜書的傳說。《易經》的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意思是說上古時代[註⁠ 4]記事是用原始的結繩記事，到後來則改以契刻[參⁠ 187]。這些記載在現代考古出土的材料中得到了佐證，在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和山東章丘龍山鎮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都發現刻於陶器上的符號。這其中尤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西安半坡發掘的陶器上的符號最為豐富，被學者郭沫若認為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參⁠ 188]”。古文字學者于省吾也認為這是屬於文字起源階段時的簡單文字，“仰韶文化距今有6000多年之久，那麼，我國開始有文字的時期也就有了6000年之久，這是可以推斷的。[參⁠ 189]”[參⁠ 190]後根據從一個屬於夏朝初期的河南王城崗遺址的灰坑中發現的陶胎上的文字與商朝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的同一文字相似，被認為漢字是在夏朝就有了真正的肇端。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漢字的字形也以秦系文字為原型進行規范，漢字字型也從大篆發展為小篆，到漢時再由小篆演化為隸書，後世將這過程之為“隸變”。自此後，漢字便完全脫離圖畫的性質而符號化了，字型也基本穩定起來，在結構上不再發生變化。在以後歷史中出現的楷書、行書與草書也都只是在隸書上的更簡化變種。[參⁠ 191]

漢族的書法有着兩千多年的傳統，文房四寶之一的毛筆有着丰富的表現力。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書法家及國畫家。

在西漢至南朝時期，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往往使用漢字交往，漢字儼然是一種公用性的文字。隋唐以後，北方一些民族開始藉助漢字的筆劃創製自己的文字。如辽朝的契丹大字和汉字的书写方式类似，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有的是直接借用漢字，契丹小字有较多的表音成分，一个音节用一个或者两个方块字表示。而女真的女真文字則是参照契丹文字和汉字而创造的。還有党項的西夏文以漢字六書中的會意法創製，在字體上也有草、隸和篆。

在現代，漢字廣受許多國家和地區使用，現在的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其他地方如南韓、日本使用着各自不同形態的漢字。[參⁠ 192]

漢字文化圈，為文化圈的概念之一。其指的是文化相近，歷史上受中國政治及中華文化影響，過去或現在仍使用漢字，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韓越稱之爲：漢文）作為書面語言，並覆蓋東亞及東南亞部分地區的文化區域（並不使用口頭語言的漢語官話作為媒體）。漢字文化圈的覆蓋地域與現代地域區分所指的的東亞地區有的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國（漢族）、朝鮮半島（朝鮮民族）、日本（大和民族）、琉球（琉球民族）、越南（京族）、缅甸（果敢族）等。漢字文化圈從地理角度可以稱爲“東亞文化圈”，從文化角度可稱爲儒家文化圈（儒教文化圈），以器物戏稱為“稻米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亦被稱為「漢字文化圈」[參⁠ 193]。

漢族的姓氏多为單字：张、陈、林、李、王、杨等，也有複姓：司徒、歐陽、上官等。

在春秋戰國時期，一般平民只有名没有姓，只有貴族才能有氏，两者有不同的功用。戰國後，姓氏制度瓦解，姓氏慢慢合而為一。最初，汉族的姓、氏是有区别的。原始的姓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族号。“姓”字就是由“女”和“生”字合成。许多古姓都有“女”旁，如姜、姚、姬、姒等。氏是姓的分支。由于子孙繁衍，一族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地，每一支都有一个特殊的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而汉族之姓则多出于黄帝，炎帝之后，故又称炎黄子孙。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周王所封建的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风、姬、姜、嬴、偃、姒、子、隗、妫、姚、归、曼、雍、允、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姞、儇、衣、董、彭、秃、妘、曹、斟、掎、庆等三十四姓。[參⁠ 194]

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芈、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芈、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天子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諸侯）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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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中期漢人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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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万历年间漢人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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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崇祯年间漢人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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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画家笔下清代乾隆年间的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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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画家笔下清代乾隆年间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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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乾隆年间的婦女、小孩和女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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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初期汉女衣裤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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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广州汉族贵妇与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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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襖裙和道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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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裝與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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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安女的特色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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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蟳埔女的簪花圍

清軍入关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推行剃发易服令，要求漢人男子在十天之内全部剃髮，更有制度称“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与此配合的是强行更改汉人衣裳式样。将满族的服饰文化强加在汉族厚积了几千年的传统服饰之上，以满族服饰文化来改变汉族服饰文化，而这种强制使汉人习异族风俗的行为，使得汉文化服饰在后来的发展中大量融合了满族服饰的元素和风格[參⁠ 195]。

現代漢人的流行服飾主要有中山裝、唐裝、旗袍等[參⁠ 196][參⁠ 197]。

中山裝起源于当时的英国学生服[參⁠ 198]。在中华民国方面，政府官方以中山装为男子礼服和国服，受到中华民国影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以及一些出國訪問、考察學習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留學生也會穿著中山裝，該服裝可被視為在公共场合穿着的代表中国的服饰[參⁠ 199]。

唐装，在台湾又稱漢衫，是清代至現代中國人以及華人的一種傳統服飾。當今唐装並非唐朝服裝的發展，該服飾的源流有數個說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杰英認為，唐装是满族服饰的延续和改良[參⁠ 200][參⁠ 201]；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学者丁超认为唐装是從明代對襟衣、罩甲、以及清朝時期的馬褂发展而来的服飾[參⁠ 202]；清代学者郝懿行認為唐裝的淵源可推至漢魏時期[參⁠ 203]。

漢人服飾也被稱為「漢服」[參⁠ 204][參⁠ 205]，「漢服」一詞是一種「中國朝代服飾」或相「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漢人之服」的概念，例如清代汉人服饰有时也被稱為「漢服」[參⁠ 206][參⁠ 207]。部分学者认为“漢服”這一概念在古代並不常用[參⁠ 208][參⁠ 209]。关于汉服的状况，专家学者的争论非常之多。

2003年起，中國出現了以年輕人為主導的「漢服運動」，并且受到一些音樂界人士的支持[參⁠ 210]，該運動的參與者及支持者表示「漢服」是漢人的民族傳統服裝。漢服的主要特點是交領右衽、袖寬且長、以繩帶系結取代扣子，漢服也是漢人傳承數千年的民族服裝[參⁠ 211]，漢服不僅是一個文明所衍生的代表性外在文化，也是一個民族的象徵[參⁠ 212][參⁠ 208]。

漢服運動支持者表示，由於清初實行剃髮易服政策，清中晚期至民國時期幾乎沒有人知道漢服，漢服文化出現斷層[參⁠ 213]，但隨著漢服運動的出現讓更多漢人尤其是年輕人重新認識、認同漢服文化[參⁠ 214][參⁠ 215]。漢服與漢字一樣深深影響著漢字文化圈，以致東亞服飾具有「漢服」的共性[參⁠ 2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張改琴表示，他在「兩會」多次提出《關於確定漢族標準服飾的提案》，引起關注。又指現在民間自發推廣的漢服，設計標準不統一，影響相對有限，確實需要有國家層面權威機構的推動和促進。認為一旦漢服標準制定下來，不僅能給全體漢族人以一種服飾上的獨特標示，對保護、傳承、弘揚民族文化傳統也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參⁠ 217]。台灣音樂人方文山說，在漢服運動中很多參與者都是年輕人，而且都是自發的，並不是有獎勵、鼓勵，或者有制度要求才去參與[參⁠ 218]。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張跣說，「漢服」本身是一个成問題的概念，他認為現代漢服運動倡導者所宣傳的漢服概念無論是在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在現代漢語中都不存在，這是漢服運動的倡導者為宣揚自己的思想和觀念，總結了明以前漢族服飾傳統而形成的一個「類概念」。這個「類概念」不僅假定了「漢服」在發展過程中的「血統」的純正性，對漢族服裝本身的發展流變存而不論，而且還試圖將這種「純正的血統」實體化、固定化、本質化。他亦提及有學生在漢服運動的起源地網上論壇「漢網」發布既非官方又非學術的第一個「漢服」標準[參⁠ 219]。

中國復旦大學楊志剛教授認為，「漢服」從來就沒有一個固定的概念，漢族人的服裝從在歷朝歷代均沒有一個固定的樣式，都在不停地變化。南京大學教授劉迎勝認爲，「漢服」是一個很虛無的概念，因為服裝總是在不斷地發展[參⁠ 220] 。澳大利亞麥覺理大學漢學教授凱大熊認為，漢服是一套被（漢服運動支持者）發明出來的穿著形式[參⁠ 221]。《中國新聞周刊》漢服專題報導引述一名漢服復興者稱，「在《现代汉语词典》裡，並沒有『漢服』這個稱謂，『漢服』其實是網友們的民間定義，即『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简称，主要是指服装具备明末以前汉族人穿着特色。」[參⁠ 222]

根據學者研究，在清朝「十從十不從」的規範下，清代的漢族婦女依然可以穿著前朝裝飾，當時漢族服飾更影響了當時滿族婦女的審美觀，在乾隆時期，清廷甚至批評滿族婦女仿效漢人服飾的習慣，直到道光時期，滿族婦女仍然喜好漢人服飾[參⁠ 223][參⁠ 224]。另外，清朝時期的道士以及僧侶也能繼續保持他們傳統的衣著[參⁠ 225]。作家沈从文根据《康熙耕织图》和《姑蘇繁華圖》等清代绘画作品认为在康熙至乾隆時期的江南尚有一些平民穿着帶有明朝風格如交領右衽的服饰[參⁠ 226]。在辛亥革命時期，部分地區的人民還穿著該類明顯地有晚明特徵的服裝[參⁠ 227]。亦有西方學者指出，清代官員以外的一般漢人百姓都被允許穿著前朝服飾，然而到了晚清時間，絕大多數漢人都改穿了滿化的服飾[參⁠ 223][參⁠ 204]。

在春秋战国时代，周朝的封建制度逐渐走向崩溃，诸侯们互相讨伐。先秦的知识份子或探讨救世的学问，或发明各种学术以利诸侯争霸。造就了中國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年代。那时期产生的各学术，总称为诸子百家。

秦汉以后：

隋唐

• 道教
  • 成玄英《莊子注疏》
• 佛教
  • 玄奘（代表作：《大唐西域记》）
  • 六祖惠能（代表作：《六祖坛经》）

宋明

• 儒家
  • 朱熹《四书集注》
  • 王阳明《传习录》

以下是一些常被提及的漢族藝術品或漢文化概念：

• 漢文化概念：

• 藝術品：

，如：房屋模型、人形與動物塑像、漆磚墓碑等。[參⁠ 229]

汉族人通常以稻、麦为主食，搭配蔬菜、肉类和豆制品等多种菜点，通过蒸、炒、煎、炸、煮等等不同烹饪方法制作主食和菜点。汉族善于烹饪，经过几千年的烹饪历史发展，菜式基本分为八大菜系，即川、鲁、苏、粤、徽、湘、浙、闽等菜系，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

座禮

正座是夏代至唐代汉族的正式坐姿，动作是雙膝彎曲著地，將臀部坐于脚踝上，腰身挺直，双手置于膝上，气质端正，目不斜视。

送禮

漢族的社會關係是一種典型的互惠型社會關係。通常社會關係的不同是通過類似家庭稱呼來表達的。個人與社會的聯繫被稱作「關係」，聯繫感情。華人的社會關係通常是通過互相送禮來進行。自古有「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的說法，表示禮物的價值在於送禮者的善意和心意，而非禮物本身的價值，尤其是定情信物。華人送禮的習俗是報恩的具體表現，恰當的禮尚往來，牽繫華人人際關係的維護[參⁠ 230]。

喪葬

中国传统葬礼的主色调为白色，故亦有白事之稱，與紅事（喜事）相對。随死者的信仰和经济情况，整个过程中经常混杂有关的佛教、道教或风水仪式。

（以下均按照漢族農曆日期算起）

• 正月

初壹：春節（元日、元旦、元正、元辰、元朔、正旦、正朔） 立春節（於立春日） 初七：人日節 初八：谷日節 初九：天日節 初十：地日節 十五：元宵節（上元節、燈節） 二十：天穿節 廿五：填倉節 晦日：正月晦

• 二月

初壹：中和節（太陽生日） 初二：春龍節（龍擡頭、龍頭節、土地會、春社日/屬春秋兩社日之壹） 十二：花朝節（花神節、百花之神生日） 十五：撲蝶會 十九：觀音誕 春分節（於春分日）

• 三月

初三：上巳節（女兒節） 寒食節（冬至日後壹百零五日，清明前壹二日） 清明節（於清明日）

• 四月

初八：立夏節（於立夏日） 十八：碧霞元君節

• 五月

初五：端午節（端節、端五、端陽、重午、蒲節、天中節） 十三：雨節（關公磨刀日） 二十：分龍節 夏至節（朝節，於夏至日）

• 六月

初六：天貺節（六月六、曬蟲節、蟲王節、回娘家節） 十九：觀音會 廿四：觀蓮節（蓮花生日）

• 七月

初七：七夕節（乞巧節） 十四：秋日拔禊 十五：中元節（盂蘭盆節、鬼節、瓜節） 廿九：地葬節

• 八月

初壹：天灸日（天醫節） 十五：中秋節

• 九月

初九：重陽節 十九：觀音會

• 十月

初壹：寒衣節（授衣節、冥陰節） 十五：下元節（下元水官節）

• 十一月

冬至節（於冬至日）

• 臘月

初七：驅儺日 初八：臘八節 十六：尾牙節 廿三：祭竈日（小年） 三十：除夕

俯瞰四合院

漢族因家/氏族群居生活發展出四合院、三合院等傳統民居、因地理氣候人文環境等需要發展出窯洞、土樓等不同形式。

其他中國宗教及宮廷建築如佛塔、石橋、木橋、園林、皇陵與宮殿、牌樓、寺廟、等雖常被歸於中國建築，但不少有納入當時非漢族的外來元素（新營造法式、材料等），如受西域文化影響的佛教建筑。[參⁠ 231][參⁠ 232]

同樣的，在中國境內及境外也有清真寺、清真陵墓等建築其用料、花紋等亦受到當時漢族建築的影響。[參⁠ 233]

自从汉朝开始独尊儒术后，中国开始了2000多年的儒学教育。隋朝时确立科举制度，宋朝时开始兴建书院。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取消。

• 国子监、太学、科举制、私塾、书院、四大书院、翰林院等等。

商代巫教盛行，巫者在商代有極高的政治地位，君王官吏皆出自巫，是一個巫政合一的時代。具體的巫術活動包括甲骨占卜、祭祀等。[參⁠ 234]

周代時，巫術逐漸沒落。周代的巫術朝人文化的宗教發展，這個現象可由巫術儀式的禮制化及巫術儀式融入人道、理性、道德等人文元素看出。雖然周代巫術融入了人文理念，但仍保有占卜等傳統元素。[參⁠ 234]

春秋戰國是一個思想活躍發展的時代，各家思想對巫術有排斥者，也有兼容者。巫術對上古之後的漢文化有許多影響，思想方面有陰陽五行學說、天人感應等，民俗方面有桃符、卜筮等，藝術方面有文學中的神話元素、戲曲中的儺舞元素等，科學方面有天文曆法等。[參⁠ 234]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一個基本原則，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給以明確的規定。中國古代妻與妾有嚴格區別，妻一般稱正室、元配，妾通常出身低微，地位較低下。妻姊妹婚是指男子同時以兩個或多個姊妹為配偶，或者在妻子去世後續娶其姊妹的行為或習俗。此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社會中經常出現，為漢族固有習俗，古稱媵娣制。

同姓不婚是同姓的男女不得互相通婚的婚姻制度。漢族誕生以前，華夏部落民時代便有所謂：「同姓不婚，懼不殖也」之說。

姑換嫂就是窮人家無力婚娶，將自家女兒許配別人家為妻，換娶回那家女兒為媳，也有稱作「調換親」。由於漢族重視宗法與家族關係的延伸與補充，對於感情良好的兄妹或姊弟，或是藉由表兄妹聯姻成親血脈相連，自己人總是比較好講話，被認為親上加親的美事。

是兩個或以上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結為一種擬親屬的關係，稱為誼親，又稱契親、乾親，俗稱乾字輩，彼此以親情維繫，可以是長輩和幼輩，也可以是同輩。通常友上加親，亦友亦親，關係比一般的遠親和一般的朋友更密切。同輩的結誼又稱結拜、結義、換帖。

古代結誼屬於較為嚴肅的關係，有禮儀，有宗教或祭祀，或其他習俗嚴密定義，視結誼為補救或擴張倫常關係不足、擴大家族宗族力量的方式之手段。

但結誼、上契等行為常會被認為是非情侶或夫婦的曖昧或性關係之代名詞，因此一群誼兄弟姊妹也可能是暗示存在群體性關係。不過，誼兄妹或誼姊弟戀愛和結婚在漢族來看，多視為平常事，一般不會視為亂倫。有些長輩會鼓勵誼兄妹或誼姊弟戀愛和結婚，或誼兄弟行姑換嫂[參⁠ 235]，視為親上加親。尤其是互相認對方子女為誼子女的父母。

• 發明

• 数学

• 天文学

• 历法

• 百科

• 農學

• 地理

• 哲學

• 风水或堪舆

以古代中國漢民族的醫學實踐為主體的傳統醫學。中醫學以陰陽五行作為理論基礎，將人體看成是氣、形、神的統一體，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機及人體內五臟六腑、經絡關節、氣血津液的變化、判斷邪正消長，進而得出病名，歸納出證型，以辨證論治原則，制定「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法，使用漢方、針灸、推拿、按摩、拔罐、氣功、食療、導引等多種治療手段，使人體達到陰陽調和而康復。

狭义的中医，指的则是汉医。1949年之前，汉医一词比较普遍。[參⁠ 236]日本的漢方醫學，韓國的韓醫學，朝鮮稱的高麗醫學、越南的東醫學都是以中醫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以下是一些漢族代表性體育文化項目。

基於漢醫學理論為基礎，以氣功、導引、套路等術方行內練一口氣，以按摩、推拿、漢方，藥浴及其他秘方行外練筋骨皮，達成內治外練成強身手搏之能。人們都認為武術起源於戰鬥的需要，可是《中國武術——歷史與文化》一書提出武術雖然部分來自軍事需要，但是大部分還是來自民間的私鬥。軍事用途的武術和民間武術的要求不同。

角抵是一种中国古代的角力游戏，又称相扑。它们主要是通过力量型的较量，用非常简单的人体相搏的方式来决出胜负。宋太祖曾制定军中以相扑决高下升迁的法则，并以相扑高手担任御前“内等子”，每逢朝廷大朝会圣节或御宴，照例用左右军相扑助兴。相扑在宋代军中十分流行，宋朝名将韩世忠、岳飞在军中推行相扑练武，提拔相扑比赛得胜者。

根據中國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春秋时期的楚国一带，军中已經出現拔河運動，用来训练士兵称為“牵钩”。书：“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參⁠ 237]。

明代杜堇所繪《仕女圖-蹴鞠》

蹴鞠（拼音：，中古擬音：chiuk giuk[參⁠ 238]）是中國古代的足球運動，也见于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亚洲国家。蹴就是“踢”，鞠是“球”。蹴鞠就是用腳踢球。它被認爲是現在足球的雛形，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在2004年初公開確認足球最早起源於中國。滿族建立清朝後，全面禁止了上層社會蹴鞠，加上當時漢族女子的纏足方式由側纏改為折骨纏，不能參與體育活動，蹴鞠就此沒落。

漢族在中國建立多數王朝，長久主導中國政治，期间也有被异族征服统治的历史，西晋亡于匈奴人建立的汉赵（前赵），北宋亡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南宋亡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南明亡于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清末留日滿蒙人士及清朝官員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下，對於中國族群關係「從多元到一體」的認知，影響了中華民國建立後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清朝統治者與以維新派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之間，取得了透過「變法維新」將王朝轉化為近代國民國家的共識，「五族共和」族群論述被晚清政府接納並且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將自身定位為合「五族」、「五地」為一體的「中央」政府。辛亥革命後，主張種族革命的革命派放棄種族復仇主義的主張，倒向中華民族民族國家的立國理論基礎——「中華民族」觀念和「五族共和」政策[參⁠ 239]。

“中華民族”一詞，由梁啟超首先提出，其後得到杨度和章太炎等诸多学者阐释，在不斷拓展其定義的基礎上，最終為兩代政府所認可，奠定了新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觀。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七次（简称为“华族”），并表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其後，孫中山等人提出并發展了「五族共和」的概念，將漢、滿、蒙、回（指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等中土十回）、藏五族總稱為“中華民族”，稱之為創建中華民國的基礎[參⁠ 240]，因而引發一系列關於漢族與中華民族關係的研究與中國學界自身對民族觀的重新闡釋[參⁠ 241]。隨著中華民國的建立和中國革命的進程，中華民族一詞的內涵不斷豐富和擴大，最終成為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境內所有族裔的人民的總稱。“中華民族”一詞的演進也因此反映了近百年來國族與民族主義的相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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