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

由於現代人的生活過度消耗資源，造成了污染與環境的損害；人口減少將使消耗減少，污染的製造降低，自然保育地將有可能恢復釋出。

過剩的人口將消費過多的糧食，勢必得與大自然爭奪所剩不多的可耕土地，以確保糧食安全。少子化則可以舒緩這種緊張情勢，不需要生產超出環境負擔的農林漁牧產物，便能養活人群，也就不需要因為飲食而造成環境的傷害。

當都市的人口過多，人與人之間的緊張、摩擦、倫理問題會成為十分尖銳的社會問題，而且資源分食與教育失衡的結果，失業、凶殺、掠奪、性犯罪會層出不窮，將嚴重侵蝕社會的穩定。少子化將能有助解決未來人類的社會性問題。

減少了人口的分食效應，資源便能平均給所有人享用，不論是教育、就業機會、實體資源，都能更為以優質的型態普及於大眾，降低階級落差。

需求與投機過度的房地產價格，源自於人口過剩，過多的人口都有居住的需求，房地價格便會畸形地暴漲，引發社會動盪。少子化長期來看，使房地需求減少，對於想居住於自有屋的人而言，便不用背負沉重的房屋貸款，就能實現居住於自有屋的理想。不過亦有房價低但生育率也低的現象[2]。

少子化使學生少，教師的責任就相對加重，必須將每個學生的程度都能提升，也更需要努力地提升教育水準。舊有的低成本照本宣科與紙筆測驗，將不符合時代需要，應當設計更活潑、符合全人發展的課程，才能啟發學生。

少子化意味未來百餘年之後，未來的老人已經不需要投入天文數字的資源來照護，可以將更多的設備與資源、金錢，改善其他方面的醫療技術。

少子化的另一個影響將反映在政治決策上[3]。由於民主社會是以選民為單位，選民老化，青年選票遽降，主張老人福利的候選人自然容易勝出。當中高齡福利政策的支出大增，就會排擠到兒童、少年、嬰幼兒的福利支出，使青年選民更不想生小孩，因為年輕人不想在沒有政府後盾的情境下生育。在稅收有限的國家，不但會發生世代性的惡質循環，還會引爆政府財務危機，這是為了照顧老人「寅吃卯糧」的結果。若老年人個人財務狀況不佳，醫療開銷大卻又沒有後代，老人一過世就會出現呆帳，將連帶拖垮醫療財政。少子化的另一波影響是高齡化，醫療科學的進步，現有人口平均餘命增長，衍伸出的高齡長輩照護問題與成本，對社會影響加劇。奉養的扶養比壓力越來越重。

長期來說，所有勞動力都會因為人口減少而有程度不等的減退，尤其以人力需求強的工作受到勞力不足的影響最大。

少子化意味未來人口的減少，許多社會的運作都依賴人方可推行，少子化的發生將會造成影響。

就短期而言，顯著被影響的行業有：育嬰產業(如嬰幼兒用品供應商，玩具業)、出版業(以兒童讀物（圖畫書、繪本等等）、（乳）酪農業(雖會面臨幼童市場的衰退，但仍可轉型入成人市場)、婦幼醫療業(如小兒科，婦產科)、小学[4]、初中、高中、大學[5]、補習班[6]。

育嬰與玩具產業勢必得轉型，例如兼營遊戲軟體業、一般成衣批發、一般家具銷售、事務性文具經銷、廣齡性娛樂商品等。嬰幼兒用品實為專一的產業，如不能即時開闢新的行銷領域，衰退的速度可能是最快的，儘管少子化前中期可以賺取愛子女心切家長的利基。

少子化對出版業的衝擊程度不甚大，因為轉型容易，可改銷售更合乎大眾胃口的書籍。但以編輯中小學教科書、測驗卷、參考書、童書的出版社受到的損傷最大，時間延長後，對編輯青少年刊物的出版商也會產生影響。

少子化對乳（酪）農業的衝擊是最微小的，奶粉、乳酪的需要幾乎是不間斷的，即使沒有兒童消費，許多人對牛奶的需要也甚為普及。流行的食品如麵包、披薩（義式麵餅）、西點都少不了牛乳製品，成人配方的機能性奶粉也十分符合大眾對營養的需要，除非人口嚴重負增長，否則不會有太大影響。

小兒科與婦產科無疑是少子化風潮下的苦主輸家。出生率下降，孕婦少了，接生生意也就流失了利基；小兒科因為沒有孩童看診，經營危機會迅速浮現。目前在臺灣，婦產科必須轉型成整型外科、泌尿科，甚至驗屍法醫，小兒科也必須轉型成家庭醫學科才能生存。而在另一方面，由於婦女在中年後容易出現婦科問題，她們在年輕時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懷孕，也就是沒有提供婦產科醫師工作機會，當她們到了中年需要婦科醫師時，會發現缺乏醫師。

教育界受少子化嚴重而衍生的現象有：併班、減班、併校、廢校、超額教師、無教職師資（俗稱合約或流浪教師）、代課普遍化、小班制盛行、親師關係緊繃、教師兼行政等。但還有一個潛在危機，就是因為師資頻繁調動，引發師生關係疏離、教學品質下降。畢竟教師意識到自己的前途不穩，教學就難以付出熱忱。學生也會因為關係的斷裂，課程的銜接適應問題，導致學習效率降低。

中期少子化對教育是一場殘酷的考驗，特別是國民教育。國民教育是以6歲足齡學童開始，少了人就無以維繫，也不是移民可以替代的，因此必定會爆發國小廢校潮。臺南縣總爺國小、臺北縣漁光國小都是少子化進入前中期的犧牲者，即使開發大量特色，也得面對現實，甚至不排除產生「流浪校長」。在廢校的壓力下，被詬病甚久的能力分班將會在家長的壓力下死灰復燃，導致公私立學校之間的生源之爭，而且使極端偏重智育的教育更為扭曲。再則，廢校對於偏遠鄉鎮的村里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當地的社會關係之維持都仰賴學校的空間與人氣，失去了學校的支援，有小孩的父母勢必只能將家庭遷徙到城市，社區只剩下老人，便會瀕臨瓦解。

少子化造成中期影響會擴及工商服務與軍人公務界。但影響未必反映在人數，而是素質；由於過少的新進人口，單位在人才甄選上必須「照單全收」，同額錄取或從缺的可能性變大，素質也會因為參照母數偏低而漸降。若反映在國家考試，將無法選出堪用的公務人員、行政警察與專業技師。

新加坡為了解決少子化的問題，每年編的預算高達二十億新幣，且讓夫妻擁有房屋優先購買權。在新加坡，中等收入的家庭生一個小孩，七歲前可獲得政府十四萬新幣的津貼[7]。

日本生育率

日本少子化的歷史可以從根源推自1950年代末期經濟起飛，來尋找因社會經濟發展而造成生育減少的脈絡。自50年代末期以降，社會為了擺脫日本二戰投降戰敗的陰影，十分專注於經濟發展，而且受到本身強烈的群體主義文化的影響，公司的業績與個人的發展成為社會所看重的核心價值，稍有一些時間與體力沒有跟上社會的腳步，就會落入競爭的輸家，因此以工商服務為主體的日本社會，在1970年代中後期取得經濟的極大成就後，也付出了犧牲家庭經營的代價。遠不同於戰前的日本社會，過去日本是以農業做主體，人力成為農業經濟的核心，而且不需要以晚歸來增領加班費；但工商業化的日本，為應付極端緊張的競爭壓力或為了領取加班薪資，更多的人選擇留在公司而延後返家。就長期而言，為了追求職場上的成功，延遲戀愛婚育的人愈來愈多，當更多的人對減少生育、拒絕成家產生容忍甚至贊成的態度時，少子化就形成了。

1990年代伊始，日本經濟發展趨緩，適齡未參與職場的青年變多，這群對於舊價值觀及龐氏騙局產生了反抗的青年族群成為社會主流；加上房價高漲、社會不安、經濟局勢動盪，愈來愈多的人拒絕或不敢成家，對育兒的期待變得更為低落，特別是工作派遣化、女性職場地位的上升，使得家庭制度難以維持。此外，醫學發達令人們對育嬰的急迫感變得「無所謂」，舊有「傳宗接代」、「養兒防老」也被視為落伍；職場也將生子當做退出職涯發展的表徵，這些社會因素壓迫心理而形成的現象，很快就會反映在生小孩的數量。

日本內閣目前的少子化對策，除了專責設置「少子化擔當大臣」之外，也開始加強托育政策，並加發育嬰津貼，試圖營造放心生小孩的環境。但這些政策將耗費更多的資金，勢必得舉債行政，而且更多人即使有錢，也拒絕成家生子，遑論沒有經濟基礎的年輕人。目前日本政府打算從職場、社會信心、兩性關係等根部問題解決，畢竟兩性不能建立穩定的信任關係，年輕人努力很少表現在薪資上，就無從誘導生育與成家。此外還有加强不孕治療的補貼，2020年日本有超過5萬名嬰兒為體外受精出生，佔出生人數16分之一[8]。

日本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新生兒減少視為嚴重社會問題，而決定以實務面對的國家；雖然人類歷史上早就有對於婚姻生育的教導與提醒（如聖經創世紀中的「生養眾多」，中國儒家認為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皆非日本人首倡的觀念），但還遠不及對於少子化有直接的憂慮。日本政府對少子化的憂心，某種程度上在於：日本的經濟與社會完全無法脫離對日本本土客戶的需求，而日本的企業與政府設施，包含學校教育，受制於其民族性格與對文化、規格的堅持（例如日本的汽車、電化產品有其特殊規格，無法銜接國際標準，造成維修困難），以及右翼保護主義，而無法全力推展輸出；當少子化開始被注意時，已經成立的設施早就面臨無法維繫的窘境（例如高中職、大學倒閉、地方型企業經營不善等），社會也開始因為流失的消費人口面臨經濟停滯（所謂的「失落的10年」），政府才開始迫於情勢而覺醒。畢竟日本是個公認長達半個世紀的經濟大國，若因為少子化而造成社會經濟崩潰，將嚴重動搖國民對國家的信心。

目前日本少子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經連續9年自然減少，2016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日本人口減少創紀錄，人口下降了29.4萬人。新生兒數量為100.8萬人。去年死亡人數為130.2萬人。[9]

臺灣原本不存在少子化問題。二戰剛結束不久，出生率猶高，剛移入的國民政府無計畫規劃相關社福與衛生政策，故強勢主導家庭計畫，鼓吹節育。臺灣比日本晚面臨的少子化問題，但進程十分快速，原因與日本類似且更嚴重。1980年代開始，出生人口數就從40餘萬一路緩步下降，每年大約以1~2萬人的幅度跌落；近10年來的少子情勢更明確，2009年出生數僅剩19萬1310人，2010年適逢虎年，受此本土文化影響，全年出生數為16萬6886人，再創歷史新低，勢必將嚴重衝擊多年後的學前、國中小、高等教育。內政部曾於2010年3月，徵求鼓勵生育標語，各縣市提出生育津貼以刺激生育率。

少子化對臺灣來說，是一件緩衝期相對短的事件。台灣女性經濟自主權的提升和女性地位平等、年輕人及時行樂、高等教育普及、享樂主義等是形成少子化的主因，加上社會上非常多惡劣的婚姻愛情經驗、愛情詐欺等都自然而然讓台灣年輕人對婚姻和小孩認為完全不需要和厭惡。

不過，成家津貼、降低小孩學費[10]、打房[11]、穩定有尊嚴又不至於嚴重過勞的工作，可以減少少子化。夫妻中只要一人是工作穩定性、勞動條件及生育補助較佳的軍公教，生育率就會較高，儘管如此，國家仍須繳納大量稅金以供養軍公教族群，影響國家財庫危機。[12]政府每年需撥500億預算去彌補軍公教退休撫卹缺口，其中還不包括水電減免、旅遊補助等多項福利金。[13]。

台灣有許多年輕人不是過勞到沒體力生養小孩、就是失業或低薪到沒尊嚴生小孩、許多工作甚至兼具過勞及低薪的性質。減少工時、增加薪資、降低工作壓力及增加雇用人數是解決少子化的必要手段，但社會主流族群反而鼓勵壓榨勞工。社會及長輩對年輕人不切實際的期待，也是少子化的幫凶；在年輕人難以獲得成就的現代，若要求年輕人在獲得一定成就後才能結婚生子，則很容易拖過年輕人的最佳生育年齡，甚至會讓年輕人直接放棄；許多年輕男女的父母足以幫他們養孩子，只是他們無法在最佳生育年齡前獲得一定的社經地位，若社會觀念能有革命性的變革，淡化先立業才能成家的觀念，其實可以減緩問題。

目前少子化已成為台灣人口的社會問題，如何注意人口平衡，是避免過度衝擊的基本條件，規劃（高齡人口的健康照顧）與預防（提升生育率、勞動力維持）等多管齊下才能降低少子化的影響；然而全球都面對以下問題：在可以有效緩和少子化問題的關鍵時期，缺乏未雨綢繆的遠見並規劃相關因應對策。雪上加霜的是，相較於以少子化聞名的日本，台灣的生育率更低。其造成的影響是：許多年輕人在年輕時努力工作，但因經濟問題等多重因素對生養子女感到卻步，甚至有未來年老後缺乏經濟安全與醫療照顧等隱憂。

2020-22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人口連續負成長[14][15]。

南韓少子化問題漸漸顯現並持續。2023年5月30日，女性家庭部和南韓青少年政策研究院聯合發佈的統計顯示，2023年青少年人口為791.3萬人，佔總人口15.3%，不及40年前1983年的36.8%（即1419.6萬人）的一半，較2022年的15.8%下降0.5個百分點。[16]美國傳媒CNN分析認為包括要求較高的工作文化、工資停滯、生活及教育成本上升、房價飆升等因素會令當地生育率下降；[17][18]加上社會對單親父母或未婚懷孕存有不滿和嚴格的態度，令人們傾向不生育。[18]

泰国《曼谷邮报》2013年报道，泰国马奚杜大学(Mahidol University)人口社会研究所统计显示，泰国在1970年以前平均每个妇女生下超过6胎，现在只生下1.6胎。泰国生育率记录创历史新低。泰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调查指出，泰国1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占21%，过去45年来，每年有超过100万个婴儿出生登记，但去年登记数少于80万人。

调查显示，都市女性比乡村女性更倾向于维持单身。曼谷市民中有30%的女性没有结婚，越来越多夫妻也放弃了生小孩的打算。由于生育率低，泰国学者预估未来社会将面临劳力短缺，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段人数将从2010年占泰国人口67%跌到2040年的55.1%。

泰国2005年就被列为正在老龄化的社会，超过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10%，预估2027年会达到20%，成为真正的老龄化社会，2031年超过65岁的人口达20%，就会被列为超级老龄化的社会。东南亚国家中，只有新加坡的生育率（平均每名妇女1.2胎）低于泰国，泰国的三个邻国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女性人均生育均超过3胎。

英国《每日电讯报》2012年报道，出于对人口增长率（1.2%）明显低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担忧，伊朗已经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希望能够迎来一个“婴儿潮”，令伊朗人口增加一倍。

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人口总数由1976年的2580万增加1986年的4958万，接近翻番。伊朗政府在90年代初实行控制生育政策，由其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下令执行。两伊战争前，他曾大力鼓励国民生育以制造战士，但战争结束后，他认为现有的经济规模养不活那么多人口。

2009年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朗是1980年以来全球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原先一名女性平均生育7个子女到如今的平均每位女性生育1.6个子女。伊朗社会学者估算，以目前的生育率，到2094年，伊朗人口将从现在的7500万降至3100万，同时47%的人口将大于60岁。

2014年8月，伊朗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禁止永久性避孕措施的法案，这被认为是落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此前提高伊朗生育率的呼吁。根据这项法案，伊朗将全面禁止男性的输精管切除术以及女性绝育的相关手术。然而，由于伊朗遭受制裁和油价不断下跌而导致的经济萎靡，伊朗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使得这一政策在民间遭致不少人的非议。

德国联邦统计局于2011年公布的数字显示，德国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39个孩子，达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大值，而当时每名妇女平均拥有1.45个子女。2010年德国拥有68.7万名新生儿，比上一年增长了1.3万。与此同时15至49岁具有生育能力的妇女由1870万下降到1840万。而更多的妇女选择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二、三胎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第一胎。

德国东西部的生育率存在较大差距，西部不到1.39，东部上升到1.45。妇女的生育年龄也发生了改变。1990年23岁的妇女拥有孩子的数量最多，2010年这一数字被推迟到了30岁。另外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报告，德国是欧洲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8100万人口中只有16.5%的年龄小于18岁。尽管生育率有回升的态势，德国的少子化程度仍然名列世界前茅。

在很多方面，德国都是一个非常适合养育儿女的国家。比如德国有超过150个法律条文来保证带薪产假、儿童医疗等家庭福利的实施。然而这些政策似乎只是让来自土耳其和东欧国家的外来移民享受到了好处，本国人的生育愿望一直未能大幅提升。德国《父母》杂志在2011年发起的少子化课题调查显示：

• 有1000名没有小孩的男性和女性接受了访问，他们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45岁之间。
• 年龄在25-29岁的受访者大多表示，他们没有小孩的原因是“希望先有稳定的物质基础”，该比例达到79%，表示要先获得良好教育的达到67%。
• 30-40岁的受访者中，57%的人表示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伴侣来一起抚养小孩”，同样理由在40岁以上人群的比例达到61%。
• 所有的受访者中86%的人同意“害怕失去工作”也是其中一个原因。81%的受访者还认为“当代社会拥有体面工作比建造自己的家庭更有价值”的观点也是影响出生率的一个因素。
• 还有79%的人同意，他们的生活即使没有孩子也已经“够复杂和困难”了。

• 中華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
• 中国老龄化

巴西地理统计局于2014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4年间，巴西妇女生育率下降了26%。2000年，平均每名巴西妇女生育2.39名子女，而2013年却减少到平均生育1.77名子女。这是巴西政府原本预测到2043年才会达到的指数，和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已经相差不大。同时，巴西选择不生育的女性比例也在上升，特别是白人女性、生活在南部和东南部的女性以及高学历女性不生育者居多。

台湾中央社的相关报道指出，营养改良、节育成功及医学进步，造成巴西年老人口日益增加，家庭趋向少子化。2050年，巴西8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接近1400万人。这样的结果可能造成：劳动者必须延长缴纳社福捐的时间，才能够领到相当的退休金，而这都是因为有经济活动能力的人口将减少。据巴西地统局预测，2050年，巴西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将会达到3:1，但理想的平衡比例是5:1。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相关文章指出，尽管巴西占主导地位的罗马天主教禁止信徒堕胎，巴西政府也从未实行过任何节制生育的政策，但由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女性地位的快速提高及避孕药的合法化使得巴西的传统大家庭在短时间内解体，只有一两个子女的小家庭被大众所接受，政府大力推进的健康保险制度使得“养儿防老”已无必要，对高成本的精致生活的追求更使得女性的生育愿望日渐淡薄，多种因素令巴西的少子化问题逐渐严重。[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