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教乱
背景
清朝乾隆晚期,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嚴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大量饥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來川楚边境就食。川、楚、陝三省邊境,盡是崇山峻嶺,遼闊廣袤的“南山老林”與“巴山老林。”[1]這些棚民受僱於木廂廠、鐵廠、紙廠,受盡各種不平等的剝削,生活極為艱難。[2]
而民間秘密宗教白莲教,宣揚彌勒佛未來會「改造世界」的傳說,並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從者日眾。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襄阳地区的白莲教首领齐林、王聪儿、宋之清、樊学明等謀劃於正月元宵灯节,趁官府疏於戒备之機起事。然事泄,齐林、宋之清等人惨遭杀害。唯齊林之妻王聰兒和刘之协幸免于难。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再约定於次年起事,然又为清廷侦知,便以邪教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时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3]任聽胥吏多方勒索,“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4]此舉进一步激起了教众的反抗。
經過
嘉慶元年(1796年)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带的教众张正谟、聂杰人等首先起事。枝江的刘盛鸣、长阳的林之华、覃加耀、黄廷柱,宜都的曾广宁等人相继响应,很快就蔓延到四川、陕西、河南等省。時嘉慶尚未親政,政務由乾隆處理,乾隆遂命和珅之弟和琳、大学士孙士毅、福康安、成都将军观成、总督福宁等剿之。一開始清军主力指向湖北,企图集中兵力圍殲襄阳教军。然八月,襄阳教軍突围,从襄阳地区轉至钟祥。十月,达州徐天德、王登廷起事,东乡冷天禄、王三槐接連起事,接着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亦起事。十一月,陕西安康冯得仕、林开泰、翁禄玉起事。十二月二十一日,方山寨罗其清聚徒起事,苟文明、鲜大川等人应之,一时聚教徒数千,推罗定国为“老教”、罗其清为“元帅”。
嘉慶二年(1797年)
嘉庆二年初,襄阳教军进军到河南。为了分散清军兵力,二月初,在河南滹坨镇的襄阳教军兵分三路,突破清兵重圍,成功在鎮安會師,再分兵移師四川,行蹤不定,机动灵活,“不整队,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兵疲於奔命。三月初十,襄阳女子王聪儿、姚之富等人起事,成为各支白莲教军队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游动作战。
教軍在东乡会师后,各路教军决定按地区进行编组,以黄、蓝、青、白等各色为号。湖北襄阳教军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称襄阳黄号,兵力亦最強大。四川教军徐天德为首称达州青号,下屬有徐天寿、赵麻花、汪瀛等各部;冷天禄、王三槐等部称东乡白号,下屬有张子聪、庹向瑶各部。明亮等率领清军从三面向四川包抄,襄阳教軍决定撤离四川。
當時八旗兵将领長期养尊处优、生活腐化,早已丧失战斗能力。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大为削弱,作战时往往“虚张声势,稍有斩获,以少报多”。清军将领“惟酒肉笙歌自娱”,战事一起则“拥兵自卫,或命将弁堵剿,将弁亦不向前,惟催督乡勇,乡勇亦不踊跃”。總兵德楞泰以為白莲教“行不必裹粮,住不藉棚帐,党羽不待征调,蹂躏于数千里”的流动作战方式,提出实行“令民筑堡御贼”之法。[5]此法甫出,即收良效,“绅士梁友谷等筑堡团练,贼不能犯,保护乡里十余万人”。合州刺使龚景瀚进一步提出坚壁清野法,更强调团练功能,明确提出在“清查保甲”基础之上组织团练。每户取壮丁二三人,官方发给鸟枪刀矛等器械,每一堡寨择营中千把或外委一员,兵三四名,组织训练。由于各支白莲教军互不统属,无法相互呼应,遂被清军队各个击破。七月王聪儿、姚之富部由白帝城(奉节)回军入鄂,攻陣巴东、兴山,向宜昌前进,然為清军所堵,遂轉往陕南,西至宁羌,再越秦嶺,劍指西安。清總兵王文雄于焦家镇圪子岭和王聰兒接仗,王聰兒不敵,退至山阳(商县之南)。
嘉慶三年(1798年)
嘉庆三年(1798年),德楞泰追至山陽,王聰兒再退,德楞泰以一日一夜一百七十里的速度穷追,追到郧西,白莲教军被围困在三岔河。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死。其餘部由张汉潮统率,冲出重围,再轉入陕西。嘉庆三年(1798年)春,因平乱进展缓慢,额勒登保被夺爵职、花翎,降为副都统。白蓮教軍所到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且有各地教徒“為之嚮導負運”,故能多次重創清軍。嘉慶三年十一月下旬,張漢潮部擬由川入陝。川北的龔建等帶領千餘人打算與張漢潮會合,遭清軍圍剿未遂。
嘉慶四年(1799年)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乾隆驾崩,嘉慶帝正式親政,立賜死和珅,並逮捕戴如煌、常丹葵等官逼民反的祸端以收買人心。[6]和珅伏诛之日,王三槐押解到京。嘉庆帝命军机大臣等审问三槐,供称“官逼民反”四字。清廷改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並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坚壁清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白莲教青号徐天德部为额勒登保所败,逃至开江仁市铺,与黄号王光祖會合。三月,清軍追打冷天禄於大竹,萧占国、张长庚由阆州逃窜至营山,並斩杀萧占国、张长庚,再杀冷天禄。嘉慶四年,清軍慶成,陝西巡撫永保與明亮有隙,“師行不相顧”,八月,命那彥成為欽差大臣,督師明亮,并将庆成、永保二人撤职。
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白蓮教军高均德等部入房县。八月,清总督倭什布、清将明亮、恒瑞、德勒泰、王文雄、孙清源等迎战,教军不敵,转入竹山、竹溪,再谋退驻河南。是年九月中下旬,張漢潮率主力由鳳縣入留壩,清軍明亮、恆瑞帶兵追剿。雙方在留壩山、南江口一帶展開血戰。張部殺馬騾以塞山路,困阻追兵,翻越老林,敗走徽縣。同時教軍樊人傑、唐明萬等路屯聚黃村十二壩,攻破西路雙泉子卡隘,擊斃都司吳經國,轉往鍾家溝,準備從南鄭、沔縣過漢江。這時清軍王文雄部趕到新集一帶防堵,並在瓦子嶺於教軍接仗,樊人傑受重傷。十一月,苍溪战役爆發,教軍打败额勒登保、穆克登布和杨遇春所率领的清军。王廷诏、杨开甲率二万余人经陕西城固进入甘肃,徐天德进入湖北。
嘉慶五年(1800年)
嘉庆五年(1800年)二月,冉天元部经过剑州、南部、盐亭、射洪,进军到江油马蹄冈。三月,江油戰役爆發,冉天元部大敗清将德楞泰,然清援军在杨遇春、罗思举的率领下赶到,内外夹攻,冉天元因战马受伤,坠涧被俘,陣亡於成都。此後,白蓮教軍轉入低潮,人數從十多萬人劇減至幾萬人,許多重要將領相亦繼犧牲或被俘。三至五月間,轉戰甘肅等地的教軍先後回陝西。四月,楊開甲、辛聰、張天倫等在西鄉一帶包圍清軍恆瑞部,不久因清援軍趕來,教軍北撤,留張漢潮餘部阻擋追兵,被清軍楊遇春部殺傷眾多。六月,劉之協在河南峽縣與李岳、孫繼元、王哲等千餘人再度起事,自稱天王劉之協。清布政使馬慧裕發兵鎮壓,劉之協戰敗,欲逃往湖北,途經葉縣時,被清兵逮捕,傳送京師處凌遲。七月,勒保在川经略无功,清廷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对白莲教軍迎截夹击。额勒登保用兵,赏罚分明,能與士兵同甘共苦,人樂為用。[7]湖北道員胡齊崙治餉餽送諸將,只有额勒登保無所受,詔嘉其“忠勇公清,為東三省人傑”。教军伍金柱、高天德、馬學禮部由甘肃转入湖北,清提督王文雄於西鄉截堵马学礼部,马应祥以近两万人设伏於法宝山中,雙方展開激戰,二十五日,鏖戰至午,文雄左臂被馬應祥砍斷,墜馬被殺,副将鲍贵及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士卒等數百人战死,尸横遍野。十二月上中旬,教軍高天升等部進入漢北山地,與樊人傑、冉天士、冉學聖等部合隊,由洋縣華陽東走,打算攻下商洛。因遭到清軍防堵,轉攻觀音堂、田家嶺,因清軍防守甚堅而不下。至年底樊人傑部由寧羌入四川。冉學聖等改走華陽,與高天升等入甘肅。十二月十九日,冉天元和楊開第部由南鄭廟壩出擊,攻打陳家埡未果。冉天元部再分三路,攻撲巫山埡又失敗。高天升在洵陽失利犧牲。
嘉慶六年(1801年)
嘉庆六年(1801年),川东教军领袖徐天德部入陝西,在西鄉兩河口渡河時,被德楞泰軍追及,船翻溺死,教军分裂,走向衰败。二月,杨遇春生擒王廷诏于川、陕交界的鞍子沟,长麟拿获前此戕害王文雄的教軍領袖马应祥,仁宗特降旨以馬應祥首級傳送王文雄家祭致。四月初一,楊遇春兵與高家營激戰於鐵鎖關、二郎壩,生俘高天德(高三)、馬學禮(馬五)等。嘉慶帝晉額勒登保二等子爵,楊遇春世襲騎都尉。教軍冉學勝部乘清長麟軍南下,在留壩大敗清軍楊奎猷部,擒斬清總兵、副都統以下將士數百人,獲大量米糧,再由秦州渡渭水。四月,額勒登保親率大軍追擊冉學勝部,冉部渡漢南,進入巴山。五月,冉部又與曾芝秀、張天倫等部會合。額勒登保急調楊遇春軍來戰。張天倫軍遭清軍突擊,大部犧牲。曾芝秀、冉學勝部分兵敗逃。六月,清經略大臣額勒登保與參贊大臣德楞泰在平利集議,以清兵八萬,分三路圍剿三省邊界。七月,勒保軍在四川擊敗冉學勝部,冉學勝被擒處死。八月,德楞泰軍追擊龍紹周、苟文明部。龍紹周在逃往平利時被清軍所殺。十一月,額勒登保與德楞泰移軍川北,勒保赴川東。教軍苟文明部則搶渡嘉陵江,奔赴甘肅階州。
嘉慶七年(1802年)
嘉慶七年(1802年)正月,苟文明部在開縣被德楞泰軍戰敗,黃號辛聰被斬於南江,苟文明由西鄉偷渡漢江,逃回老林,額勒登保自請罪,降一等男。二月,教軍劉永受部被清楊遇春軍擊敗,在華陽與苟文明、宋應伏會合,翻越秦嶺北上。六月,额勒登保歼灭苟文明部於龚家湾,苟文明仅以身免。七月,苟文明被殺於花石崖,其餘部苟文潤和宋應伏轉漢南山地。至此,陝西境内的教軍基本肅清。十一月,清兵副將海常追擊苟、宋部於西鄉菩提河佛頭崖,被擊斃。清軍楊遇春部移師寧羌、沔縣,防堵川北教軍再入陝西,並追擊宋、苟部。
嘉慶八年(1803年)
嘉庆八年(1803年)正月始,额勒登保、德楞泰、穆克登布、杨遇春等先后带兵搜索老林数次,然中教軍姚馨佐部馮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伏,清将穆克登布輕敵,被熊老八襲殺,中矛而死。[8]穆克登布與楊遇春齊名,長期隨從額勒登保作戰,殁時清廷震悼,追封二等男爵,加轻车都尉世职。同時,苟朝九和宋應伏等教軍亦在通江、南江屢創清兵。三月,額勒登保部下羅聲皋追擊苟朝九部,苟部兵分兩路,一路走太平,另一路入陝。四月,苟朝九部趙全友等數百人入陝西,於漢江南岸被清軍額勒登保部擊敗,趙金友等逃入四川,於六月被殺於四川大寧。額勒登保宣佈三省肅清,並大量裁減鄉勇。清兵各營相繼撤走,鄉勇每人給銀五錢交回兵器,再給銀二兩資回籍。然此舉反致亂世再起,因原被清廷用以鎮壓教軍的鄉勇多是當地流民,“皆百战之余,騰矯如猱,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解散後無家可歸,心生不滿,轉而起義抗清,一時聲勢又起。清副將朱槐被斬。统兵大员束手无策,“大军遏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嘉慶帝得報,下詔斥責額勒登保“今自與德楞泰會合以來,又閱月余,老師靡餉,一籌莫展。”[9]此時,川北大雨,軍不能進,額勒登保、德楞泰均卧病不起。
嘉慶九年(1804年)
嘉慶九年(1804年)六月,清軍德楞泰部在陝川交界的鳳凰寨敗苟文潤部,八月,教军叛徒赵洪周杀死苟文润投降清军。九月,苟朝九在南郑被俘殺,不久王作经也在四川白岩湾跳崖牺牲。
影響
乾隆後期,貪瀆成風,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併土地,貪官污吏橫行。御史錢灃曾奏劾畢沅於甘肅冒賑一案侵蝕公款,及至毕沅在湖广总督任上时,更和湖广的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三人朋比为奸。[11]。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剛爆發時,毕沅受权臣和珅指使,为了粉饰太平,对此隐瞒不报。
为平息叛乱,清政府征调十六省的數十萬軍隊,五易統帥。[12]然亂世仍持續數年,就軍事層面來說,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更在起义中暴露无遗,使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而就財政層面來說,此役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二亿两白银,相当國庫五年財政收入,嚴重衝擊清政府的財政能力。[13]“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14]。
總言之,川楚教亂對清朝國力影響深遠,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此後,於亂世後期爆发的苗民起义,及川楚教亂平亂不久,天理教於直隸、河南、山東諸省领导的癸酉之变更再次打擊清朝統治,清朝盛極而衰。
秦平和岑大利認為在一定程度了否定了盛世的说法。[15][16]然而歷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從約1300年到1750年,中國和歐洲發生的戰爭數目大致相當,1750年後至1839年可被稱為「清朝大和平時期」,儘管該段時期民變不斷,且當中有些民變規模甚大,但是也比1200年前的中國歷代朝代的戰事少[17]。亦有說法認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盛世不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在康雍乾時期,自三藩之亂平定之後,中原地區就沒有戰爭,國內也沒有長期和大型的戰爭,社會上就沒有大規模的破壞[18]。
注釋
- 嚴如煌,《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秉恬,〈川、陝、楚老林情形亟宜區處疏〉記載:“由陝西略陽鳳縣麗而東,經寶雞、眉縣、周至、洋縣、寧陝、孝義、鎮安、山陽、洵陽至湖北之西,中間高山深谷,千支萬賑,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陝西之寧羌,褒城麗而東經四川之南江、通江、巴洲、太平、大寧、開縣、奉節、巫山、陝西之紫陽、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竹溪、房縣、興山、保康中間高山深谷,千巒萬豁,統為之巴山老林”。
- 《三省边防备览》一书记载,枋板厂运夫背负“枋一块重二三百斤,上下峻坂之中,厂人号曰:‘某骡子’,实者骡亦不逮矣。但不能行远,日不过三四十里,亦不赶歇店,自带铜锅干粮,结队宿岩屋、树阴之中”。
- 《清仁宗实录》卷七十二,嘉庆五年八月乙丑
- 《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梁上國,《论川楚教匪事宜疏》
-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九,《兵政》,德楞泰:《筹令民筑堡御贼疏》
- 《嘉庆朝实录》卷之七十五:“谕内阁、据德楞泰勒保奏、将已革知州戴如煌、审拟治罪一摺。前因戴如煌老病无能。任听书差在外滋事。以致民闲多有怨言。凡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不能安身。”《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載御史谷際岐上疏曰:“教匪滋扰,始於湖北宜都聂杰人,实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当教匪齐麟等正法於襄阳,匪徒各皆敛戢。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於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殓。聂杰人号首富,屡索不厌,村党结连拒捕。宜昌镇总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两县同变。襄阳之齐王氏、姚之富,长阳之覃加耀、张正谟等,闻风并起,遂延及河南、陕西。此臣所闻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
- 《清史稿》说他:“天性严毅,诸将白事,莫敢仰视。然有功必拊循,战胜亲饷酒肉,赏巨万不吝,人乐为用。尝谓诸将曰:‘兵条条生路,惟舍命进战是一死路;贼条条死路,惟舍命进战是一生路。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一法。追贼必穷所向,不使休息。’师行整伍,仓卒遇贼,即击。每宿,四路侦探;临敌,矢石从眉耳过,勿动。于同列不忌功,亦不伐己功,尤严操守。”
- 魏源《圣武記》卷七:“其黨馮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皆百戰猾賊,誘官兵入林搜捕,而突出格殺,穆克登布中矛死。”
- 《仁宗實錄》卷一二九
- 《仁宗實錄》卷一三四
- 昭槤《嘯亭雜錄·湖北謠》:“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以贈,然后得免。時人謡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之語。”
- 關文發,《嘉慶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390。
- 郑天挺:《清史》,頁520
- 魏源:《圣武记》卷十一《武事余记》
- 秦平《嘉庆皇帝治教策略研究》,《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6 , 28 (2) :61-64
- 岑大利,《再论中国古代的盛世》,《党政视野》 , 2016 (2) :73-73
- Miles Bryan. . Reed Magazine. 2016 [2018-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3-24).
- 戴逸《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