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是由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工宣队”这一简称也见诸正式报道，但更接近日常口语。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8][9]。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意图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4][5][6]，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类似，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毛泽东赠送工宣队芒果的行为以及“芒果崇拜”的出现，表明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10]。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接管学校的领导权[6]。7月28日，毛泽东紧急召见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北京各大高校的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11]。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表示支持，进而引发全国性的“芒果崇拜”[10][12][13][14]。8月15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代表[13][14]。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予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而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15][16][17]：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的上层建筑单位，城市街道和上述单位的五七干校。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中共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

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1968年毛主席思想宣传队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结束混乱局面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18]。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为新的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和发源地，使混乱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1970年代以来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期已近乎名存实亡。到1976年7月上海市仅有1.27万名工宣队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首次公开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并提道[19][20]：

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出来。学校里这些问题不解决，扯皮就扯得没完没了。

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文革后重新认识工宣队的政治批判中，指责其“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3]。

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农宣队”，是由人民公社农民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21]。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工宣队的角色则由“农宣队”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