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吊劳改犯事件

1966年5月，毛泽东等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8-9月， 北京“红八月”屠杀成为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红色恐怖的源头，影响了其它各地的极端暴力行为[1][6]。

1967年8月初，广州公检法机关陷入混乱。依据《广州市志》等资料记载，仅在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而8月8日，广州郊区槎头的鸦岗农场中，五百多名“劳改犯”走掉四百多名，其中四类分子占17％；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1][2][4][5]。“释放劳改犯”、劳改犯暴动并要洗劫广州城的谣言四起[1][2][4][5]。

广州民众随即展开自保行动，据记载，许多街道之间都设置有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夜幕降临时，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1][2][5]。有些街道展开联防，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红卫兵抄家，就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甚至见陌生人经过就打锣、追杀；还有人自愿担任巡更的[1][2][5][7]。

1967年8月11日-12日，广州市区街头出现大量不明来源的尸体，许多被吊尸于广州许多街道两侧的树上、马路边的电线杆上[5]。尸体遍布广州中山路、海珠广场、沿江路，解放路、起义路，东风路，文德路、白鹤洞等地[1][2][7]。文化大革命期间，“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而此时广州民众中更是形成了“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许多广州普通民众、郊区或外县民众成为受害者[1][5][6]。

经学者调查走访，依据时任“红警司”政委的黄意坚，事发后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曾有组织地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最终估计有187-197人死亡[1][2][4][7]。另有民间说法，300余人在屠杀中死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