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

1932年（民国21年）4月，他和張君勱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发行机关报《再生》月刊。同年（民国21年）9月，他兼任清华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1934年（民国23年）12月，張君勱应广东地方实力派陳济棠的聘请，到广州创办学海書院，張東荪任院長。两广事变陳济棠失势，收到清华校长梅贻琦之邀请，張東荪离开广州，此后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兼任《文哲月刊》首席主编、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文哲导师、国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会参議。[1][2][3][4]

1937年（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东荪决定留在北平，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国防参議会参議員。1938年（民国27年）6月，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員（后来他继续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員）。1941年（民国30年），中国国家社会党和統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任中央常務委員（後兼任秘書長）。他在日本占领的北平（当时已经被傀儡政府改称北京），在燕京大学和中国大学任教。他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曾介绍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交流。[1][2][3][4]

日本对美国宣战后，燕京大学被强占。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学的張東荪被日軍逮捕收监。当时張東荪被要求参加日本傀儡政权，但这遭到了他的拒绝。此后他被判缓刑保释出狱，但日本方面不许他离开北京，所以他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遂一心写作。1944年（民国33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他继续当选中央常務委員。[1][2][3][4]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他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任军事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同年8月，張君勱领导中国国家社会党同中国民主憲政党合并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表明了支持蔣中正的态度。同年11月，中国民主社会党出席制憲国民大会，脱离了民盟。倡导走「中間路線」、不满中国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張東荪遂对張君勱发出絶交宣言，退出中国民主社会党，继续留在民盟。1947年1月，他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主任。1月21日，蔣中正接見中國民主同盟秘書主任張東蓀[6]^:8266。4月5日，民主社會黨梁秋水、張東蓀由北平函伍憲子、胡海門，質詢參加政府理由[6]^:8328-8329。1948年底，在解放軍攻勢下，張東荪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轉由中共統治做出其贡献。[1][2][3]。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張東荪留在中国大陸。此後，他任清华民盟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全国委員会委員、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顾问、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会委員，并在清华大学任代校长等职。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国出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要情报，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但工资照发。文革开始后，张东荪由于身体原因长期于铁路医院住院治疗，偶尔回到北京的家中[7]，1973年，张东荪本人死在监狱中，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1][2][3]

在民运人士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蓀和他的时代》一书中写道：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泽东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泽东投自己赞成票。此事原本只有毛、张二人知晓，但毛泽东要求追查，后来张东荪投反对票一事被查出。何祚庥曾對張東蓀女兒张宗烨说：「这麼些年都没告诉你，当时我们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里一直是内控使用。……我们给你说了好多好话。其实对你一直就是一种……。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幹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他们猜除了他不会有别人。」[8]。此书出版后这种说法开始流传，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对此说表示怀疑[9]。此说法只有戴晴自己写的书里提到过，尚无其他文献可证实此事，是否只是文学创作，尚无法证实。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讯。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给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对美国大加吹捧。这两件线索将张东荪纳入公安部门的视线。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中共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他进行教育，也教育知识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10][11]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收入和商農所占的比例》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张东荪辩解说，他是出于让中国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才进行他的所谓“个人外交”，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就无意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国特务，还是骗子，目前尚未澄清。[12]

梁漱溟回忆：[13]

临末我因受张东荪之托，提到张东荪犯罪问题。张的为人聪明特殊，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注：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提供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得如何吧! 　　是日谈话至此为止；我告退时，主席说：不忙嘛!我说，到四点钟了。主席说，那么，我们去开会。原来此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地点就在隔壁勤政殿，主席主持开会，我则同其他政协委员列席后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