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樓

文萌樓周邊一帶，最早皆為清代土埆厝，現存結構體，應為1924-1925年(大正十三、十四年)間建成之兩層樓建築，從外觀形式上推測，應與文萌樓左側建物為同一時期所建，皆為「四柱三窗」。立面外觀則與文萌樓右側建物相同，皆貼上「防空磚」，時間約為昭和16年(1941)。另從建物背側廚房與衛浴空間構造與建物前側不相連續；側向立面亦有不同色澤、尺寸的磚塊組砌，可看出數個不同時期空間營造與更動的痕跡，顯示出鄰里在經濟資源有限下自力營造競爭空間之庶民生活之印記[3]。 一樓內部則有公娼執業房六間，在兩年廢娼緩衝期時改建為四間；前面為客廳，後面則有廚房及盥洗室；二樓則有兩間執業房，兩間自用室，為娼館管理員住所及公娼短期宿舍之用[4]。抗爭運動時期文萌樓成為公娼自救會集會與活動集結的場所，今日文萌樓經修復工程後不僅保留過去公娼館時期之格局與陳設，並規劃公娼歷史、性產業發展及反廢娼運動文化展示。[2]

在娼館興盛時期的歸綏街，人聲鼎沸，摩肩擦踵，周邊也因而發展出各式民生產業，如西藥房經常隨娼館經營而24小時營業[5]；今重慶北路二段鈕扣針線小店及延平北路金飾供娼館小姐裝扮自己，而附近經常出現販售藥酒、補品的「助性」小攤更是大受歡迎。文萌樓後門小巷為大同分局(臺北北警察署)警察宿舍(現已廢置)，亦為日治時期建物。過去合法時期娼館小姐若遇嫖客糾紛，還能請警察前來處理，娼警關係算相當密切。

臺灣娼妓紀錄最早可追溯至清代，移民在艋舺開墾後逐漸形成市街，凹斗仔(今華西街北段)[6]多有娼寮設立，以滿足碼頭眾多船夫、工人性需求，此時台灣藝旦也開始盛行。 1860年淡水開港後，因艋舺河沙淤積，大稻埕逐漸取代艋舺港埠地位，艋舺性產業也移轉到大稻埕九間仔街(今延平北路二段近歸綏街附近) [7]及六館仔街(今南京西路近淡水河地帶)[8]一帶。 日治時期，1898年，艋舺妓女戶設置，日籍妓女湧入台灣，日本政府開始施行管理制度，為台灣公娼制度初始。日本在台北市艋舺、大稻埕劃設遊廓，將貸座敷(妓院)集中管理。大正年間，為大稻埕藝旦最盛期，以兩大酒樓「江山樓」與「蓬萊閣」最負盛名，人稱「未看見藝，免講大稻埕」。1917年底(大正六年)底，列管娼妓計420名，健檢人次達19632[9]。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曾一度宣布廢娼，然而考慮到來台的大量單身軍人，民國遂36年(1947)頒行「台北市特種酒家暨特種酒家適應生暫行管理條例」，民國62年(1973)「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發布實施，劃立了萬華區寶斗里公娼館區及大同區江山樓公娼館區。

1997年(民國86年)1月21日，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在台北市議會質詢時接受郭石吉、李仁人、蔣乃辛、秦慧珠、林晉章、陳學聖、李慶安、陳玉梅等八位國民黨籍市議員質詢。市議員質疑，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大力掃黃，清查酒家及俱樂部，為何又在繼續核發妓女證。陳水扁當場宣布48小時內廢除公娼制度[10]。

倉促廢娼的決定引發公娼反彈，以文萌樓前公娼官秀琴等為核心，與其他支持團體組成「公娼自救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前身)出面抗爭。最終於1999年(民國88年)取得兩年緩衝期，2001年(民國90年)3月28日緩衝期滿，台北市性產業全面進入地下化[11]。

在廢娼緩衝期滿後，台北市公娼文化正式走入歷史。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向文化局提出「保留江山樓[12]公娼區為市定古蹟」提案書，希望透過性產業空間的指定，保留台灣本土娼妓文化中的庶民生活經驗歷史，及開拓探索平日不易公開討論的「性文化」議題[13]。2006年(民國95年)，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歸綏街文萌樓」為台北市市定古蹟，指定理由為[14]：

(一) 為殖民時期1930-1940年代店屋類型，日人移植歐洲巴洛克建築元素覆以黃綠色國防色磁磚，建築物實質條件尚佳。

(二) 1941年該處即為公娼館所在，為都市發展史河港城市性產業歷史記憶地區，亦是反廢娼運動中心，尤具紀念意義。

(三) 建築內部的室內隔間，反映出來當時性產業的空間要求，仍維持公娼館氣氛相當完整，具見證價值。

由於古蹟具高度都更利益，引來建商及投機客覬覦。2011年(民國100年)，投資客劉順發、林麗萍以330萬元購得文萌樓，並對長期租用文萌樓的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提告，要求多年來致力於娼妓文化傳承與創造古蹟軟體價值的日日春遷出文萌樓。目前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判決日日春敗訴(2015年6月)[15]，日日春及支持者則呼籲社會大眾重視並重新思考古蹟之「無形」[16]價值，否則老房子徒留空殼，而古蹟恐再無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