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

日治時代為臺灣古典文學的繁盛期，亦開始出現新世代知識份子對古典文學提出反動的聲音。受過現代教育的新知識份子，與繼承清代和文學傳統的古典文人展開了「新舊文學的論戰」，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萌芽期。[1]^:24

1924年4月與11月中文新文學作家張我軍，於《台灣民報》發表的《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與《糟糕的台灣文學界》。這兩篇抨擊台灣舊文學與舊詩人的文章，不但引起頗多共鳴，更引發新舊文學論戰。[2]他接收中國「五四運動」的文學改革思潮，對臺灣古典文學提出批判，認為應該推行白話文學。推行白話文學，不僅在討論「用什麼語言寫」，同時也蘊含「為群眾而寫」的信念。支持「舊文學」的連雅堂則透過出版、創作、結社，苦心維繫古典漢文學。他強調文學的審美功能，不認為文學必須涉入現實、為群眾而寫。[1]^:32-33

其中對古典文學特色、功能、價值與未來走向抱否定態度的新文學作家除了張我軍之外，還有賴和、張梗、蔡孝乾等人。他們就五四運動獲得的成果與經驗，大力提倡新文學的適用性，除此還聲稱文言文有所不適用，阻礙文學改革，並指陳台灣舊文人的墮落保守。

另一方面，以連橫、鄭坤五、黃文虎為首的舊文學代表，則強調古文對台灣文學基礎的重要性。而該論戰自1924年4月張我軍發表文章起一直到1926年3月，才宣告平息。[3]

1926年9月，新文學支持者陳虛谷再發起該新舊文學的第二階段論戰。此一直到1932年才截止的論戰，則是針對舊文學文人支持台灣總督府的不合時宜做法行為。而第二階段論戰裡面，新文學代表除了陳虛谷之外，尚有陳逢源與葉榮鐘。[4]

1941年至1943年還曾發生新舊文學論戰，以往的研究者常接受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說法的限制，而以為這只是舊文人的內訌。[5]然而1941年至1943年共出現152則新舊文學論爭文獻，這數量比1924年的37則論爭，1925年的91則論爭文獻都還來得多，而且論爭的人物如林荊南（嵐映）、廖漢臣也是站在新文人的觀點來批判舊文人。因此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爭至少有3個時期，只是以往較容易忽略，透過《風月報》、《南方》可掌握多數的論爭文獻。除此之外，江亢虎1934年到台灣帶動一場新舊文學論爭，亦不容忽略。[6]

日治時期台灣人普遍並不熟悉華北官話，賴和、鍾理和、吳濁流創作官話白話文都遇過語言轉譯的困境，台語與日語是日治時期台灣最流通的語言，由於知識份子企圖改造既有的文學環境，於是產生「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爭」，這股文化改造運動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一環，臺灣話文及鄉土文學運動因此開展，帶來一波臺灣文學運動的高峰。[7]

•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臺灣文壇一筆流水賬〉，《臺北文物》3卷2期、3期，1954年8月、12月。
• 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台灣傳統詩壇的影響〉，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第四次會議：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1998年5月2日。（收於氏著《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第4篇第2章，春暉出版社，2000。
• 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學報》2期，2001年2月。
• 洪銘水〈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爭〉（《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 姚人多〈「文學的輪子是向前跑」：日據時代新舊文學論戰中的非文學「化身」〉，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15至16日。
• 黃美娥〈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醒來吧！我們的文壇——再議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台灣新舊文學論戰〉，收於氏著《重層現代性鏡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 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國立編譯館編，五南出版社印，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