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八旗駐防營

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清军由南京直抵杭州，明潞王朱常淓开城投降。杭州的投降并没有令南明势力的彻底退出，鲁王政权和弘光政权都在杭州近郊与清军反复拉锯，南明营地最近者离杭州不过十里。清军杭州城东南的清泰门、望江门、侯潮门一带征用民房、设立营垒，与绍兴的南明鲁王政权隔钱塘江对峙，是为八旗设营之始。事实上，清军此时已经在凤山门之外修建了一座小城，相对而言占据杭州周边高地、军事意义更大，但或是由于生活不便，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以“为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为由下令八旗进城圈地，外城随后被废弃，八旗在城内强征民房作为营房。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又以满汉杂处、滋生事端为由要求另立营地，勘地事宜交由浙江总督张存仁、浙江巡抚萧启元两位汉人处理，二人最初建议在杭州城北偏东、相对空旷的梅登高桥、水星阁一带修建营地，但八旗兵丁更倾向于在邻近西湖、更为繁华、居民密集的城西修建营地，最后在朝廷仲裁下还是选择杭州城西修建旗营。[2][3]

旗营的建立首害在于圈地，”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由于八旗选取的是杭州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圈地之后这些地方的百姓旋即遭到驱逐、流离失所，根据康熙《仁和县志》的记载，”此方之民，扶老携幼，担囊负签；或播迁郭外，或转徒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官府所能做的不过是”慰其离居“而已，浙江巡抚朱昌祚也感慨”杭人六次播迁，一枝莫寄，宵啼露处之悲、琐尾流离之状，目击凋残，补救无术“。虽然修筑杭州旗营的本意在于隔离满汉，约束八旗在地方横行霸道的恶劣影响，但时值顺治十八年（1661年）朱昌祚的奏折中仍可见当时旗人的恶行——“或横行市肆，短价强买；或凌虐铺行，白拿货物；稍有违忤，则立刻伤残；小民畏之如虎，无不饮恨吞声”、“于山僻人家勒索酒食、淫污妇女……截捉士民挑驼搬运，恃强抢夺，至肩挑小贩无不受其荼毒，非拳打脚踢则刀背皮鞭，地方侧目，无不忍屈吞声”，更有甚者在墓地抢劫百姓、偷拿祭品，乃至于强行霸占孔庙官学用放牧场地和不法活动的基地。对于旗人的各种恶行，官府往往束手无策。即便到了康熙年间，旗人在杭州城内发放高利贷引起不满，杭人在康熙二十一年（1982年）在武林门罢市抗议，官府为平息民愤抓捕旗人手下时反而受到旗人围攻，朝廷不得不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任命赵士麟为浙江巡抚处理此事，赵士麟发现此事”营债“居然有30万之巨，商议裁减”营债“并由官员筹资偿还，他还约束了旗人发债和在城门口骚扰百姓的行为，因此杭人在西湖边为他建立了生祠。[3][4]

杭州旗营员额原在3920丁，但顺治十五年（1660年）增兵1000人，相应的浙江总督要为这些人口扩充旗营，当时百姓人心惶惶，甚至传言城北钱塘门附近百姓筹资四万两贿赂杭严道台范印心使得旗营改选涌金门。为应民意，官府提出官民筹资在已经圈定的旗营中建房子，但后来因为建设房屋仍未敷用，并且由于费用摊派问题引起更大民怨，八旗还是圈占了涌金门至羊坝头之间的民房。由于新圈土地在围墙之外，又引起了修城的问题，康熙元年（1662年）杭州驻防总管宗室柯魁上奏扩建城墙获得朝廷允准，原计划花费25,135两白银修建满城，但柯魁中途又要推倒旧墙，重建为省城城墙一样的规制，重修成这样子估算需要336,230两白银，这显然超出了承担此项工作的杭嘉湖绍严五府的财政能力，最后在各地官员一致要求下以”俟时和年丰“暂停。康熙二年（1663年），杭州驻防新设佐领，因旗营内无房可用再度需要扩容，这一次杭州绅民再度向官府请愿筹资建房以代圈地。由于杭州百姓“急工争先”，在旗营见缝插针修建了足够的住宅，避免了圈地。随着八旗子弟人口不断膨胀，杭州旗营在康熙朝以后就无法容纳全部旗人，大量旗人居住城外，康熙帝也意识到只要旗人人口不断增长就要无休止地修城，最后在康熙八年（1669年）下令规定只要求当兵的旗人驻扎城内，杭州旗营此后再无扩建。[3][4]

杭州八旗驻防最初无制度可言，其军事制度是随着驻防逐步发展起来。清政府于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杭州梅勒章京主管杭州八旗；后来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设立杭州总管、康熙二年改称杭州将军，是为杭州八旗最高长官。在将军之下则为都统、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总体而言汉军八旗官员从康熙十三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十八年、乾隆三十年逐步裁撤，最后汉军八旗被整体裁撤；与之相对，康熙十三年增设满洲副都统二员，其中一员在雍正七年调去乍浦训练八旗水师，康熙十八年、康熙三十年增设八旗满洲佐领、骁骑校和八旗满洲防御，雍正元年、雍正十年增设蒙古协领、蒙古八旗防御，满蒙八旗的势力在不断扩张。八旗最初入驻了3920人；顺治十五年统计四千有奇；康熙六十年统计有骑兵3641、步兵700、炮兵16，包含辅助兵种总计4494人；至雍正七年，满洲、蒙古、汉军各有1200、400、1600人，其中骑兵、步兵、炮兵各有2886、700、16人，包含辅助兵种合计4049人。[5]虽然额定有数千骑兵，但由于八旗生计问题，旗营为了节约经费并没有饲养相应的马匹。根据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杭州将军的报告，当时营中养马600匹，为了节约每年3730两经费计划裁去280匹马，然而由于旗营内士兵生活窘迫，因此没有马匹饲养的八旗士兵照样可以拿取养马经费，并且将从裁马省下的经费中拿出700两补贴贫困旗人，这也为杭州旗营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覆灭埋下了伏笔。[6]

杭州八旗的素质在乾隆朝后期以前尚称劲旅，这一点可以从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视察看出。康熙从二十八年春开始五次到杭州视察旗营，每次都有犒赏、赐宴、赐匾等奖励，乃至于自己亲自参加旗营骑射，在第一次视察时候留下诗作：”羽林将士重分防，吴越名区古要疆。讲武正宜清宴日，人人技自擅穿杨。“乾隆视察时不仅赏赐旗营，还降旨让旗营官员全体进官一级、兵丁各赏一月钱粮，他在二十二年视察杭州旗营时留下诗作： “旭丽惠风轻，广场试阅兵。百年偃 虽可，一日备领明。气励熊罴旅，勇轩组练晶。诘戎伊古训，证敢诩升平。〞然而二十七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来视察时，乾隆屡次称自己因手臂受伤无法骑射，最后一次托称年事已高，由皇子代为骑射。在这一次视察中，旗营士兵或从马上掉落，或箭箭虚发，引得乾隆勃然大怒。[7]乾隆听闻杭州将军宗室富椿沉迷听戏，将自己钟情的戏班冠名将军班，一气之下将其彻底革职，并作为负面典型在各将军中通报，但杭州旗人在他离开后因其体恤下属反而为他建立了生祠；五十六年，乾隆以“骑射平常”、“复好安逸”为由再将杭州旗营的两位协领；五十八年杭州旗营有40多位官员被新人将军参奏处分。乾隆五十二年杭州旗营出战台湾，在台湾“打仗不甚奋勇”，甚至有人临阵脱逃，在撤退时还有士兵嫌走路太累、担心做娇子轿夫会跑，于是雇佣船只在中途沉没溺亡，乾隆甚至怀疑杭州旗营使用其它款目违例雇轿。统治阶级将八旗腐化的原因归咎于汉人，康熙二十四年皇帝批评杭州旗营“渐染陋俗”，乾隆更是强调国语骑射、满洲本色，但都没有挽回旗人的腐化。[8]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杭州革命党人也开始频繁集会，策划革命。当时北洋军正在进攻汉阳、威胁武昌，同盟会要求杭州、上海尽快起义，于是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多次秘密来到杭州，但杭州支持革命的两标新军驻扎城外，受到巡防营监控，因此改由蒋志清率领敢死队于农历九月十四（11月4日）傍晚入城举事、新军随后策应。革命党攻下浙江巡抚衙门、枪械局，开始占据旗营四大门、完全包围旗营，与此同时名义上掌管旗营的杭州将军德济此时却在杭州日租界一夜风流。次日凌晨，新军开始进攻旗营，旗人唯恐被汉人屠杀，因此激烈抵抗。但德济回到旗营后就向革命党提出投降，而实际领导守城的贵林则认为要军政府先兑现投降条件才肯投降，于是旗营对于战与和莫衷一是，而革命党这边立宪派出身的汤寿潜也无法有效统率他人，直到新军在吴山上炮击旗营才令旗营决定投降。[9]

旗营投降后，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与旗营代表贵林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旗人交出武器、成为平民，但军政府应该向八旗发放3个月军饷作为过渡。然而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德济告贵林父子私藏军火，阴谋反叛”，军政府在没有告知汤寿潜的情况下将贵林父子紧急处决。虽然军政府高层和平解决了杭州旗营问题，但由于其自身财政之困难拖欠旗人军饷，导致部分旗人到杭州将军德济府前讨要军饷，军政府为维护秩序抓获两人就地正法。

旗人的贫困一方面是由于其生活腐化、缺乏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的满汉矛盾。一部分汉人出于排满心理要将旗人所掠夺之汉人财产全部掠夺，因此进入旗营大肆偷盗，旗人被称作“旗下佬”[1]。浙江军政府名下的士兵和巡警更是知法犯法，以搜查军火为由进入旗营搜刮财富，以至于杭州将军德济不得不要求军政府只开迎紫门一门以减少偷盗者袭扰，但在旗营城门拆除后旗营再无保护可言。旗人中能够自食其力从事商业的也为谣言所困，坊间传言旗人在出卖食物中下毒，于是旗人只能以卖自家家具为生。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浙江军政府先是拍卖胡庆余堂作为满人谋生的本金，后来鼓励旗人在旗营内开店，最后将旗人“先行调查划分等类，各授以相当之事，使之操作。俾得自食其力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将旗人送入各家工厂中做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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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中被炸得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浙江巡抚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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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拆除一空、仅剩远处城墙的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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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建为杭县公署的原旗营都统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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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湖滨城墙，修建湖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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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压路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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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墙拆除后的湖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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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内建立的西湖共舞台

改造旗营为新市场其实是清末立宪运动中就已经在1908年的浙江咨议局第一届会议上提出，当时是由熊文、裕祥两位满汉议员联名提出，一来发掘沪杭铁路开通后的商机，二来解决旗营内八旗生计问题，三来使满汉杂处、缓和民族矛盾，但是这一提案在当时受到了旗营内部分人士的抵制。辛亥革命后，随着旗营的投降以及大量旗人为求生计被迫离开旗营，壮丁被送往远郊转塘一带务农[1]，大量土地处于无主状态，浙江军政府在1912年1月颁布了“消失旗营之计划”，计划清空旗营用于市场开发。1913年9月15日，浙江行政公署在《申报》第一次刊登广告招买旗营土地，11月7日又在《之江日报》上刊登了详细的卖地规则，但是由于定价太高，12月1日前来的买家寥寥，不得不在1914年的6月修改规则。[11][12]

1914年2月14日开始的短短7天内旗营内部建筑被拆除一空，政府利用拆除房屋之构件在菩提寺路修建了200间平房用于安置旗人，将旗人的土地尽数拍卖。这些最后留下的旗人大多缺乏谋生行当，无法去工厂做工或务农，只能出卖体力或做小生意糊口，因此生活极为贫困。2月20日，杭县公署下令拆除城墙，随后在3月开始修建游乐场、公园、运动场、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11]经过此次开发，旗下一带成为杭州新的商业中心，逐渐形成湖滨商圈；杭州城市也和西湖消除了城墙的隔阂，杭州话中也将“西湖入城”形容翻天覆地的变化。[12]

1925年，菩提寺路建造平房老200间旗人居民被转居到百井坊巷新200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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