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行军

在農產量大減及洪災發生後，朝鮮的糧食供應更見不足，即使在如耀德郡這些過去豐收的地方，亦同樣發生糧食短缺的情況。在1996年，更有報告指朝鮮人已餓得拿尚未成熟的玉米果腹[19]，這種維生方法令全國的收成比預期大減一半[20] 。也正因如此，糧食不足導致營養不良的問題蔓延至全國幾乎各階層，當中兒童營養不良的問題最為嚴重，1997年全國逾14%的兒童出現體重過輕的情況[21]。

軍人於朝鮮的地位崇高，往往能分配到較多的糧食。可是，在這次的饑荒中甚至有軍人無法得到足夠的食物。

朝鮮政府承行先軍政治，朝鮮人民軍會比百姓率先取得如糧食等配給，但這並不意味他們不需擔心糧食短暫帶來的問題[22]。在糧食不足的危機出現後，朝鮮政府要求軍人自行耕種，以達自給自足（政府只供應鹽與米）。然而，即使軍人得到糧食配給，其份量並不足以果腹。有報導引述脫北者指，在邊界的軍人也沒有東西吃，只要給予賄賂就能讓災民越過國界[23]；饑餓的士兵又搶劫商人或平民的糧食和財產[23][3]^:110。同時，不少軍人的家屬也因為子女當兵而被拒絕获得任何糧食配給[24]。

朝鮮的婦女也深受饑荒的影響。她們除了需要為夫家取得糧食、燃料和其它日用品外，也需要參與體力勞動，因此她們對糧食的需要特別高。另一方面，孕婦和看護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下身體變得更為虛弱，婦女營養不良的比例升至41%[25]，不少的婦女也因而患上如贫血、出血和早产等併發症[26]。

許多朝鮮的兒童，特別是兩歲以下的嬰幼兒，嚴重地受到這場災難的影響。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在這場饑荒之中，兒童面對嚴重的營養不足，在1998年，全國60.6%的兒童出現體重過輕的現象，慢性營養不良達62%，嚴重營養不良則為16%[27]。而在孤兒院，兒童每日只有一餐，內容僅為一小碗稀粥和三瓢菜渣[23]。在這段期間，兒童死亡率為9.3%，而嬰兒夭折率則為2.3%[28]。在糧食短缺期間，營養不良的母親難以餵以母乳，也難以找到適合的替代人物。此外，由於朝鮮的配給制度中並不包括奶粉，婦女們只能購買從國外進口的奶粉，然而高昂的黑市價格並非所有家庭都能承擔，這導致更多的嬰兒因營養不良而死[19]。這場飢荒使得許多兒童流離失所，到處尋覓食物，但因為朝鲜官方并不承认流浪儿的存在[29]，故稱為小燕子。

朝鮮的犯人，特別是政治犯，都會送到集中營。在平時，這些犯人也只能得到少量的糧食[30]，而在饑荒期間，他們更得不到任何的食物，他們需要由外面的親友把糧食送進來[23]。

隨著朝鮮的經濟崩潰，不少的工作單位也被關閉，工人也因而失業。然而，由於失業人士並不在朝鮮「國家配給系統」之列中，因此他們並得不到任何的食物[23]。據無業的脫北者解釋，這是由於朝鮮政府認為失業人士沒有幫助到國家，因此國家也沒有必要解決他們的糧食問題[23]。

朝鮮的配給制度名為「國家配給系統」，由於官僚腐化和管理不善的關係，配給系統至1994年金日成死前不久已經幾近癱瘓，每戶只能取得相當有限的糧食[32][33]。因此，也有研究指這場的饑荒是源於配給系統的失效和無能[27][34]。

隨著糧食不足日益惡化，本應為全國62%人口提供糧食的配給制已接近無效[35]，時至1997年，全國僅有6%的人口仍能從中取得糧食，而且數量相當有限[36]。1998年1月，朝鮮政府宣佈配給制度已無法為國民提供糧食，民眾需要自行收集糧食[27]。同年4月至8月及1999年的3月至6月間，配給制度一如政府所說並未能向國民提供任何的糧食[27]。另一方面，在如咸鏡南道、咸鏡北道和兩江道等對依賴配給制度維生的偏遠地方和農村，糧食配給制也因當地居民的政治背景（出身成分）不純而被終止，糧票在這些地區皆成為無用的廢紙[37][33]。

在天災和財困下，朝鮮政府在大饑荒期間不但未能從外國入口糧食，也造成了能源和藥物等醫療用品的短缺。報告指出，在1995年發生的洪災令該國近85%的醫療物資受到破壞而無法使用；礦場和運輸系統等基礎建設也於水災中毀於一旦，能源儲備亦繼而有所下降[38]。然而，礦場所到破壞並非導致全國能源短缺的主因。研究指朝鮮逾七成電力是源於鴨綠江的水力發電，洪災導致水壩嚴重損毀，無法產出電力。這也使以電力驅動的火車無法將佔全國兩成發電量的煤運到發電站，加劇了朝鮮能源短缺的狀況[39]。

另一方面，水災還破壞了不少化工廠、礦場和其它的設施，令河水受到污染，災民在飲用這些的污水後紛紛出現不適的現象。由於此前的泛濫已令大量的醫療物資受到破壞，加上落後的醫療體制，藥物和人手嚴重不足，引發了醫療系統的失效。1997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表的報告指當時的醫院缺乏病房及如血壓計、體温計和手術刀等最基本的醫療設備。由於院方沒有足夠的消毒設備和鹽水，病人及其家屬甚至需要自制相關的工具；而在藥物方面就連镇痛药和抗生素也缺貨[40][41]。在這些处境下，朝鮮的災情也因而每況愈下。

由於朝鮮政府實行鎖國政策，加上未有對外公佈災難中的死亡人數。因此，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和學術界只能通過統計學等方式估計大概的死亡數字。學者發表論文指大饑荒造成的死亡人口均有所出入，有的指是24萬至42萬[5]、60萬至100萬[48]、以至350萬人[4]。當中，死因大多為在糧食不足下而餓死或病死。除了學術界探討這災害帶來的死亡人數外，海外傳媒也有作出相關的報導，在1999年，香港的《南華早報》指出在1995至1998年間的死亡人數為22萬[49]，英國《BBC News》的報導為3百萬[50]；2001年1月，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稱死亡人數「達到2百萬人」，佔了1993年約10%的人口[51]。

黃長燁是朝鮮至今變節到南韓的最高級官員。在1996年末，朝鮮政府高層官員對他表示如朝鮮未能取得國際援助，1997年的死亡人數會達2百萬[52]。

在政界方面，曾在1998年8月到朝鮮考察的美國國會議員認為當地每年有30萬至80萬人死於糧食不足，而在1997年，死亡人數達到了高峰[53]。朝鮮勞動黨前書記黃長燁在脫北後指，在1995年至1998年間估計有250萬人死於饑荒，並稱單在1997年就有100萬之多[54]。下表為黃長燁還未脫北前與平壤政府高幹口中得悉的死亡人數[52]﹕

同時，儘管朝鮮官方否認饑荒的存在[32]，但在其發佈的人口普查報告中也可猜測到當時的死亡人數。有報告指朝鮮的死亡數字在災難前後增張逾8倍，死亡率由1993年的0.55%上升至4.3%[54]，而僅在咸鏡北道一地，就有24萬人餓死[54]。另一份報告通過訪問1600多名北逃中國尋找食物的朝鮮災民來估計死亡人數的位置分佈，結果發現首都平壤是死亡率最低的地方，死亡率僅為其它郡的三分之一[54]。

世界銀行統計的朝鮮人口持續增長，也成為平壤當局反駁飢荒的主要資料，認為外界故意渲染誇大了嚴重性。

在整場災難中，朝鮮政府起初對內極力否認饑荒的存在，並提出了各種的解釋，比如市面上糧食不足是由於政府正在囤積食物，等統一南韓後派給南方的同胞[55]；又稱這是全民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哀悼金日成之故[56]。隨著糧食短缺的問題惡化，金正日轉移焦點，稱這為美國所害，因此他將會集中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於國防之中，以提防敵人的入侵[56][55]。總言之，朝鮮政府並不承認人為導致饑荒的存在，而是「經濟困難期」，並歸咎於美帝迫害、惡劣氣候及中層官員的怠惰[32]。

直到後來，朝鮮政府又以「苦難的行軍」為口號，宣傳部門以此虛構金日成在抗日時期的故事，提出領袖當年帶領游擊隊「在零下20度的氣温下與數千名敵軍作戰，他們忍受大雪和饑餓，讓紅旗繼續飄揚在隊伍之前」，從而要求國民咬緊牙關，共渡難關[7]，「苦難的行軍」也因而在朝鮮成為了這場災難的隱喻。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也試圖鼓勵民眾振作：「世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朝鮮人民在『苦難的行軍』革命精神下朝勝利邁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將永遠是一個強大的國家」[7]，媒體又提倡「忍受饑餓是一種爱國責任」[7]。對於外國報導朝鮮出現饑荒，朝鮮的官方傳媒表示憤慨，並稱：「國家以低價提供糧食給人民，民眾因此不清楚米價。這才是實情。我國所有的民眾都過着幸福的日子，完全不用擔心糧食不足的問題。」[7]

儘管糧食短缺持續多年，這場災難不但沒有動搖金氏政權的統治，反而強化了人民對政府的支持[32]。有脫北者表示他們當時已餓得無法思考政治問題；有的表示他們相信政府的話，願意與迫害他們的美國拼死一戰[32]；也有脫北者稱对因饑餓而逃亡到敵對政權，背棄平壤政府感到內疚[57]。

对于饥荒中的“人食人”違法现象，金正日在1996年专门下令予以清除。[58]此后，為轉移民間的視線，金正日又在1997年聲稱國內存在大量間諜而發動名為「深化組事件」的大肅清運動，事件令兩萬人遭到迫害，其中有五千人死亡[59]。

隨著各項資源的短缺，黑市隨之而起。當時，朝鮮政府為舒緩配給制度的不足，另設立「便利服務委員」一職以把民眾的所需品運送到各地。然而，在資源日見匱乏後，便利服務委員不時從各地低價購入貨品，再到他方高價賣出，從中獲利，當时一顆雞蛋值1朝鮮圓、一隻雞60圓[60]。

除了流動的黑市外，還有固定的地下市場，而且價格高昂。以大米以例，其價格可達每公斤40元至100元不等，相等於市民一個月的工資[61]，因此市民只能買到幾天的糧食。另外，除了大米外，櫻桃、萝卜、白菜和玉米等也是地下市場中可買到的食物[62][63]。流通的貨幣有朝鮮圓、人民幣，甚至日圓[64]，以物易物也是一個可接納的方式。基於黑市日益龐大，在饑荒期間，95%的以上的物資也只能通過黑市取得[65]，故此朝鮮政府對其採取半開放政策，容許市民買賣蔬果，但嚴禁出售白米和其他穀物，違者會被控「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而處死[66]。

朝鮮一方面否認饑荒的存在，另一方面卻向海外尋求援助[67]。朝鮮時任駐聯合國大使金亨寧也表示：「朝鮮人歡迎外國人的人道援助」[68]。

自1995年至2005年間，國際社會共向朝鮮提供了價值23億美元的援助，協助他們走過了饑荒，2000年左右糧食就不再是問題了，當中67%為糧食援助[3]^:81。美國是朝鮮政府的頭號援助方，1996年起，他們通過聯合國所屬的世界糧食計劃署向朝鮮提供人道援助。在1999年，美國出口近60萬噸的糧食，是當時最大的援助國。喬治·布殊任總統一職後漸漸減低了對朝鮮的援助，糧食出口量由2001年的32萬噸削減至2005年的28萬噸[69]。布殊認為這樣做可作為於六方會談中鼓勵朝鮮政府放棄核武的籌碼。

南韓儘管作為朝鮮政府的另一敵人，他們也向朝鮮提供了眾多的糧食援助。特別是在2000年後，隨著「陽光政策」的出臺，南韓無條件的援助朝鮮[70]。2005年，南韓和中國大陸合同捐出1百萬噸糧食[71]。2008年，李明博出任南韓總統，他一改金大中、卢武铉两任韩国总统過去10年對朝鮮親和的態度，並大減對該國的援助，糧食援助亦由他上任前一年的43萬噸下滑至5.9萬噸[72]，因此朝鮮官方稱李明博為民族逆賊。

雖然朝鮮政府接受海外援助，然而各機構卻受到眾多的限制。捐贈機構並不能在當地自由考察災情，援助人員在抵達平壤後只能與當地官員考察由政府安排的地點[73]。即使援助人員獲准離開他們的辦公室與旅館時，衣衫襤褸的民眾早已被驅離街上。參觀學校和孤兒院時，也只會看到衣食無缺的孩子[73]。1997年，法國反饑餓行動組織（Action Against Hunger）在考察清津災難時更不准離開酒店，因而無法證實援助物資真否的落入需要的人手中[73]，無國界醫生也因此理由而決定撤離朝鮮[73]。

此外，援助物資也有傳被朝鮮政府挪用。《朝鮮的饑荒—市場、援助和改革》一書的作者曾在北京訪問1300名朝鮮饑荒災民，他們大多表示不知道朝鮮接受了國際糧食援助，也不知道有糧食運進朝鮮；而知道有糧食援助的難民也只有5%的人從中得到好處，其餘的會分發給軍人和黨的高層官員[74]。也有報導指在1998年，聯合國的世界糧食計畫署用大船把糧食運送到清津市碼頭後，救援物資都被軍方利用卡車載走，有的分派給孤兒院與幼稚園，但絕大多數最後成了軍方儲糧或在黑市上出售[73]。還有消息指軍人將援助糧食拆分，再到鄉村轉售[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