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 (1936年)

1936年冬，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以争取东北军。中央机关遂全部迁至保安县，将临产的贺子珍比毛泽东提前几天到达了保安县。二人住在小石山的一个破旧的窑洞内，孩子便出生在这里。孩子出生后，邓颖超、康克清等人闻讯赶来，邓颖超抱着孩子说，“真是个小娇娇呀！”毛泽东听后，取《西京杂记》中的诗句“文君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之意，为孩子取名“毛娇娇”。[2]

娇娇生下四个月左右时，贺子珍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将娇娇送到老乡家寄养。由于与贺子珍之前所生的所有孩子都已遗失或夭折，所以毛泽东非常喜欢娇娇。不久，因母亲贺子珍和父亲毛泽东发生家庭矛盾，贺子珍决定出走，准备经西安赴上海动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毛泽东极力挽留，但贺子珍还是走了，后来辗转来到苏联学习。[2]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4岁的娇娇被送往苏联，与母亲团聚。不久，苏德战争爆发，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全都被疏散到苏联东部的伊万诺沃，先于娇娇来到苏联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所在的国际儿童院也转到伊万诺沃。娇娇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2][5]由于国际儿童院食物匮乏，娇娇患上了急性脑膜炎，苏联医生认为没救了，要将娇娇送入太平间。但是贺子珍坚持把娇娇接回了家，用自己种的土豆换来牛奶和白糖，每天给娇娇喂半杯加糖的牛奶，娇娇奇迹般地活了下来。[2][6]

其后，多病的贺子珍病情更重，并且与所在之处的苏联官员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贺子珍不太懂俄语，行为又使人莫名其妙，最后被当作“疯子”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娇娇由此同母亲贺子珍分离，被送回了国际儿童院。直到1947年，王稼祥赴苏联，经多方交涉才得知贺子珍母女的下落。随后，王稼祥和娇娇一同去接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王稼祥将贺子珍母女的情况以及她们要求回国的请求转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报：“同意回国”。1947年，冬，贺子珍和娇娇一道回到中国，起初住在哈尔滨。[2][5][6]

当时，毛泽东早已同江青结婚，并生有女儿李讷。娇娇当时不会汉语和中文，只懂得俄语和俄文。母亲贺子珍让娇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娇娇在信中用俄文汇报了自己的现状。毛泽东未回信，而是给娇娇发了一封电报：“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过了大约一个月，毛泽东派来一位警卫员找到贺子珍说：“毛主席想念娇娇和岸青，想把他们接到身边，让他们在那里读书，征求你的意见，同意不同意？”贺子珍没有犹豫便说：“既然主席想念孩子，希望他们到他的身边去，我完全同意，没有意见。”这位警卫员又到学校找到娇娇和岸青，征求他们的意见，二人均愿意到父亲身边去。于是二人被带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的身边，在那里学习。因为娇娇不会中文，所以毛泽东特意请了一位老师教她学中文，娇娇很快就学会了。

娇娇要上中学了，毛泽东决定给娇娇起个学名，乃采用《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为娇娇取名“李敏”，采用李姓是因为1947年3月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时，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其间毛泽东化名“李德胜”。[2]

贺子珍自回国之后，先后住在哈尔滨、沈阳。贺子珍不许李敏叫江青“妈妈”。[5][6]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将李敏送到贺子珍那里住一段时间，并且每次都让李敏给贺子珍捎去许多食物，其中包括很多水果。[2]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李敏来到北京，先入北京市八一学校，毕业后，又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1958年李敏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7][2][8][5][6]李敏原来的男朋友是中共高干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他们在苏联期间认识相知。李敏后同北京航空学院的孔令华恋爱。孔令华的父亲、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孔从周得知后大惊，觉得自己是国军西北军降将，严令儿子不得与李敏来往。李敏将恋爱之事告诉了父亲毛泽东，毛泽东乃将孔从周一家请到家中吃饭，并说：“儿女的婚事由他们自己去办，长辈不必干涉。”由此成全了李敏和孔令华。[2][5]

1959年8月29日，李敏和孔令华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婚礼，后育有儿子孔继宁，女儿孔东梅。[5]1964年，李敏夫妇因受江青迫害而搬到兵马司胡同，毛泽东叹气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6]李敏搬出中南海时，中南海的出入证也被收走。[2]由于江青阻扰，李敏搬出中南海之后，只见过父亲毛泽东三次。[6]

1964年，李敏入伍，此后历任国防科委八局参谋，政治部副主任。[7]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李敏正在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主任先后为聂荣臻（1956年－1973年）、陶鲁笳（1973年－1975年）、张爱萍（1975年－1982年），1968年2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1982年7月撤销，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合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八局工作。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各单位派出工作组。李敏被聂荣臻领导下的国防科委派往下属的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任工作组成员。工作组在包括北航在内的北京各高校大抓“右派”学生、“反革命”教师，引发师生愤怒。不久，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决定。北航师生掀起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潮。1967年4月，北航学生韩爱晶率领一、二百人到国防部南门（即国防科委大门）外，要求国防科委领导出面澄清问题。国防科委领导几昼夜不接见，影响越来越大。毛泽东明确表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聂荣臻先后将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罗舜初推出来，交北航师生批判。北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除了批罗舜初及工作组外，北航文革筹委会负责人孔令华（李敏的丈夫）也被批斗并戴高帽。曾任北航工作组成员的李敏也被批判。孔令华、李敏回中南海的家时，江青说“保皇派”回来了，毛泽东则问有没有戴高帽游街。孔令华、李敏夫妇后来都成了“造反派”。[9]^:26-32

1967年5月13日，北京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原本安排陆海空三军文艺团体两派联合演出，但最后却酿成了严重武斗流血的五一三事件。此后林彪通过观看演出等活动支持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所支持的一派。从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组成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共中央军委。下属各总部、国防科委、军兵种等分别成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领导本单位的文革运动。[9]^:38-39国防科委在聂荣臻领导下，也成立了“科委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总勤务站打倒并迫害大批国防科委和国防科委司令部中高级干部，还揪斗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罗瑞卿。总勤务站将文革前夕已因自杀未遂而摔断腿的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台上批斗，李敏等人当即退出了会场。总勤务站还参与揪斗杨勇、彭德怀、赵尔陆、陈再道等外单位军队老干部，将国防科委副主任以上干部迫害到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仅剩聂荣臻本人，砸烂了国防科委政治部。同时总勤务站积极插手国防科委管辖的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七机部镇压反对聂荣臻的一派。[9]^:49-50

李敏对聂荣臻操纵的总勤务站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1968年1月，科委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召开，代表资格的核心内容是“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这在国防科委机关及七机部遭到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反对。3月底，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聂荣臻给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写有一封信，也抄送一封给周恩来，毛泽东加了批语。随后4月16日聂荣臻写出一份检讨，交给周恩来。4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国防科委处理上述“学代会”问题，批评了聂荣臻。不久，李敏和国防科委八局的一些人员贴出“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成立了群众组织“卫东革命造反派”。周恩来表示支持并赞扬。毛泽东说：“炮轰是客气的。”从此，国防科委机关才真正开始有了敢“炮轰聂荣臻”的造反派，揭开了国防科委机关内造反的序幕。[9]^:59-62此后，国防科委机关又传达了毛泽东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从此国防科委系统开始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9]^:621968年10月13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批评了聂荣臻的许多问题。[9]^:85-861966年底，中央批准了聂荣臻设18个研究院的“体制调整报告”，但到1968年初聂荣臻在国防科委搞“独立王国”的企图暴露，中央乃决定将全部国防科研院所并入国务院相关工业部，并决定第二炮兵独立为一个兵种。[9]^:87聂荣臻不得不退居二线，1968年12月由其心腹王秉璋出任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作为一线负责人。[9]^:66-671969年1月，中央为解决国防科委的问题，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称“中央学习班”），其间中央将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原先拥护“聂核心”的部分人转而贴出“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李敏组织人员对他们做工作，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撕下，坚持只“炮轰”不“打倒”。[9]^:62

1969年9月，聂荣臻奉《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将包括李敏在内的国防科委机关人员绝大多数调离北京，分别调往河南驻马店“遂平干校”、辽宁锦县“大有干校”，以便将反对聂荣臻的造反派分而治之。1970年初开始，聂荣臻在国防科研系统大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五·一六’”，重点在国防科委机关。聂荣臻公开表示：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也照样抓。聂荣臻先拟定了将李敏等“炮轰聂荣臻”派人员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计划，随后按计划采用逼供信的办法编造材料。[9]^:76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处理国防科委问题，查出聂荣臻要抓的“国防口五·一六”黑名单，名单中包括李敏以及和她一同签名贴出“炮轰聂荣臻”大字报的国防科委八局其他人员。周恩来查清了“国防口五·一六”是聂荣臻制造的假案，对此案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将国防科委机关人员分别从河南驻马店、辽宁锦县全部调回了北京。周恩来还代表中央宣布逮捕“林彪死党”王秉璋、梁军这两位聂荣臻的干将。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三位支持聂荣臻的党委常委都被调出国防科委。聂荣臻的班子由此被彻底铲除。中央对国防科委“掺沙子”，任命陶鲁笳为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陈彬、李光军、马捷、钱学森、朱光亚为副主任兼常委委员。遭聂荣臻排斥离开的朱卿云调回，仍任国防科委政治部主任兼常委委员。中央还明确告诫聂荣臻，不要再插手国防科委事务。[9]^:84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1974年1月24日，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9]^:89-901月25日周恩来才得知叶剑英召开此次动员大会的消息，连忙在当天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9]^:91-95197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要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与会的军委领导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领导陶鲁笳、汪洋，另有一些代表，共计20多人。会议大部分时间是部分代表揭发国防科委第二十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问题。文革结束后被打成七机部“四人帮党羽”的人和国防科委被打成“李敏为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的人在会上都没发言，仅恽仁祥说了句：“科委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批林批孔是有成绩的。”会议开了大约6小时，发言很激烈，会议气氛非常紧张。会议最后由叶剑英代表军委总结讲话，要求陶鲁笳回去研究一下二十基地的问题，派个工作组去“放火烧荒”。[9]^:113-1141974年，李敏和孔令华夫妇因对“批林批孔”有看法，决定赴中南海反映情况，结果被拦在中南海门外，未能见到毛泽东。[10]

由于聂荣臻在国防科委留下的影响等原因，陶鲁笳在国防科委的工作很艰难。1975年，经叶剑英安排，聂荣臻的老部下张爱萍接任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降为政治委员兼党委第二书记。[9]^:1281975年4月，张爱萍着手整顿国防科委的兄弟单位七机部（属国务院系统）。[9]^:135在接任后的国防科委干部会上，以及刚进入七机部整顿时，张爱萍都说了自己此前登门拜访王洪文副主席的情况，说王洪文副主席要他好好干。[9]^:1291975年，听说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私下同王洪文商量准备造核弹头，正在青岛养病的李敏便让孔令华及时报告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他和军委都不知道此事，要查（但实际后来并未查）。邓小平还说“要李敏好好养病，回来后让她到我这里来，有我在，以后江青不敢整你们了。”这次汇报后来引起了张爱萍对李敏的敌视。[9]^:151

1975年11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国防科委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揭批张爱萍。由李先念挂帅，纪登奎、陈锡联、华国锋、陶鲁笳组成五人小组，帮助张爱萍。但张爱萍不认错，所以扩大到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会帮助张爱萍，但仍无效，最后中央决定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扩大会，从100多人到后来约200人，一起批张爱萍。在准备召开扩大会期间，七机部的舒龙山（文革后被判16年徒刑）致信毛泽东揭发张爱萍，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示：“此人是9·16左派”；扩大会召开后，国防科委的康华清（文革后被开除中共党籍）致信毛泽东揭发聂荣臻、张爱萍，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9]^:137

1976年4月，中共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上张爱萍的手下、国防科委情报所的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派他秘密搜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引起与会的非常委声讨，要求常委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常委们未表态，散会后当晚常委决定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9]^{:119、160-161、192}此后中央领导华国锋、陈锡联批示一定要查清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9]^:195国防科委遵照指示组成了调查组。1976年4月19日，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调查报告，认为确有其事。[9]^:167

1976年9月，李敏被允许见到弥留之际的父亲毛泽东，毛泽东认出了女儿，拉着李敏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娇娇你来……看我了……娇娇你怎么不常来看爸爸呀？”这是李敏最后一次见到父亲。[11]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爱萍很快官复原职。叶剑英在国防科委、七机部向中央汇报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后表态称，国防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小帮派”。张爱萍随后将之发挥为“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将国防科委26位反对过聂荣臻、张爱萍的人员及与李敏、陶鲁笳有关系的人员打成这个“小帮派”的成员，并私设监狱关押了包括情报所的恽仁祥（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其中8人。[9]^:150、1551977年国防科委政治部编印的上报中央、下发各单位的《内部文件》刊登了恽仁祥的四项罪名：（1）“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及其小帮派整死了肖向荣同志”；（2）“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3）“恽仁祥同李敏合谋指使鞠芳同志写大字报批张爱萍”；（4）“（恽仁祥）态度恶劣，负隅顽抗，同李敏订立‘攻守同盟’”。恽仁祥则在回忆录中称，四项指控均不实，第1条中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萧向荣长期因病住院，和李敏关系很好，而和陶鲁笳、恽仁祥几乎没见过几面；第2条是将此前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说成是恽仁祥、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的对张爱萍的诬陷。文革后刘毅民仍旧继续当张爱萍的手下，并掌握了情报所的领导权。[9]^{:154-156、160-161}

1978年底，聂荣臻、张爱萍在国防科委准备召开第二次批斗“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大会，准备在会上宣布开除恽仁祥等人党籍、军籍之类的决定。中央得知后，叶剑英要求国防科委不要再管李敏的问题，邓小平则指示国防科委将私自关押的8人释放。1978年12月31日，这8人获释。第二次批斗大会也最终流产。不久，万里代表中央对李敏的丈夫孔令华说：“没想到国防科委张爱萍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军委纪委书记黄克诚、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也都很关心此案的解决。[9]^:170-171

从1976年起，李敏在国防科委被张爱萍剥夺工作、停止中共党组织生活。[9]^:171由于无休止的批斗，李敏精神失常。[9]^:152-1531983年，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将她调到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她这才得以离开国防科委。[9]^:152-153[7]此后李敏被送进安定医院接受治疗一年半。从1977年直到1996年她一直未参加工作。李敏的丈夫孔令华1976年正在北京卫戍区任职，因为曾受李敏委托向邓小平汇报张爱萍私造核弹头的问题，北京卫戍区剥夺了他的工作，但又不让他转业。孔令华之父孔从洲托人想把儿子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但被学院拒绝。后经习仲勋批示，让孔令华脱离了北京卫戍区，转业回北航，并评定了教授职称，1990年代初还支持孔令华到深圳开公司。孔令华将挣来的钱全用来出版毛泽东文献，并想在广州设立毛主席纪念馆，应广州方面邀请去广州商谈此事，在回深圳途中发生车祸住院，因医疗事故而逝世。北航为孔令华举行的追悼会的悼词中，谴责了文革后对孔令华的打击迫害。[9]^:152-153 [12]

2010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中国大连时，会见中俄两国的二战老兵。前排左起：王立平（88旅老战士）、李敏（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李敏（毛泽东之女）、刘爱琴（刘少奇之女）

1991年10月4日，正在患病的李敏接到电话，得知堂嫂韩瑾行将来探望。二人见面后，韩瑾行告诉李敏，韶山将要为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建造纪念设施。李敏遂为韶山的纪念活动捐款，托韩瑾行带去。[2]

1990年代初，李敏的丈夫孔令华赴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科技开发公司。儿子孔继宁成为中国驻外使馆助理武官。女儿孔东梅在大学学习，专业为英语。平时家中只有李敏一个人。[2]

1993年出版的《红色贵族》等图书，以及1996年《北京晚报》刊载的文章，对李敏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遭遇有许多不实内容。为此，1996年孔淑静（孔令华的妹妹）等李敏夫妇的亲属致信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要求《北京晚报》进行澄清。尉健行批示《北京晚报》认真查处，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9]^:151-152

1996年，李敏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离休。[13][12]此后，李敏逐渐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不再把自己封闭在家中。2006年，李敏與其他毛澤東遺屬一同赴朝鲜拜祭在朝鲜战争中陣亡的哥哥毛岸英。[14]2008年10月，李敏赴江西省永新县参加生母贺子珍纪念馆的落成典礼。[11]

1998年至2003年，李敏任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十届常委。[7]2003年至2013年，李敏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5][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