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載爵

林載爵祖籍今天的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縣舊鎮鎮錦江村，祖先於1835年來台，在宜蘭縣五結鄉利澤簡落地生根。其祖父林朝欽於1930年代南下花東海岸經營定置漁場，1937年來到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和村，帶起該地定置漁業和柴魚產業[3]，而他就在這個眺望著太平洋的環境出生長大，並就讀附近的華源國小。十三歲唸完台東中學一年級後，他們全家搬到了台南市居住，長榮國中畢業後他順利考取台南一中，高三時唸的是當時整個年級只有一班的文組。並加入《南一中青年》社開啟編輯的人生，並且以「土戈車」的筆名發表了許多文章。在這裡他結識了一群關心國事、思想前進的青年，於1968年3月28日他與同學林瑞明、蘇元良、鄭梓等人成立了愛國社團「丹心社」[4]。1969年林載爵考取東海大學歷史系，並成為校園刊物《大度風》與《東風》的主編與社長。他也是在這裡認識他未來的人生伴侶文庭澍女士。1972年也就是他大三那年的三月，他發現了台灣文壇的左派前輩楊逵在學校對面的東海花園隱居耕讀。之後他便時常去找楊逵老先生訪談並閱讀他的作品，不久後更以這些訪談為基礎陸續發表了〈訪問楊逵先生-東海花園的主人〉與〈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兩篇文章[5]，展開他評論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寫作生涯，研一時更是搬去和楊逵同住。後為了延遲當兵就考入了東海的歷史碩士班，1975年他以《譚嗣同評傳》作為其碩士畢業論文，1978年被收錄於王壽南教授編的《中國歷代思想家》系列中。除了台灣文學以及中國近代思想史之外，林載爵亦熱心投入東海大學校史的編纂。為慶祝東海大學建校25週年，他於1981年完成了《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年至六十九年）》的撰寫。1995年創校40週年，他又擔任了《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的執行主編。

林載爵在軍旅生涯期間即開始投稿甫創刊的左翼雜誌《夏潮》，1977年退伍後被當時《夏潮》的總編輯蘇慶黎女士吸收擔任編輯，以歷史的角度剖析台灣文學[6]。1978年十月開始，他在連續四期的《夏潮》中開闢了「台灣史料選讀」專欄，主筆介紹並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重新解讀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新台灣聯盟」和「社會問題研究會」[7][8]。同年年底他離開《夏潮》加入了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創立的聯經出版公司，並在不久後於東海大學歷史系任教，開始台中台北兩地奔波的工作生涯。1981年時，王惕吾希望能編一套供一般讀者閱讀的中國文化史書籍，於是從美國請來劉岱教授擔任主編，並找到當時海內外文史社會科學領域一時之選的學者，以文化的根源與拓展、歷代的學術、典章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思想、文學、科技、藝術及宗教禮俗等十個層面為論述範疇，從1981年到1983年底，完成了一套13冊的《中國文化新論》。其中林載爵除了撰寫〈天道變易，世運終始-歷史思想中的發展觀念〉、〈人的自覺-人文思想的興起〉兩篇文章外，所有學者的聯繫協調工作，都由他一人包辦[9]，而《中國文化新論》也在1983年獲得金鼎獎的肯定[10]。之後王惕吾決定栽培這位年輕人，提供他三年的獎學金出國深造。林載爵於是在1984年申請上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博士班，主攻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思想。在獎學金的第三年時他決定去美國哈佛大學當訪問學人。1987年回國後，林載爵繼續在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書，同時也開始擔任聯經出版公司的總編輯。2000年之後聯經越來越需要林載爵全心的投入，於是2001年，為報王惕吾先生栽培之恩[11]，他毅然決定放棄再過六年即可獲得的東海大學退休金，辭去教職成為全職的專業出版人。2004年5月4日他從劉國瑞先生手中接下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的位置，並繼續擔任總編輯的工作[12]。2012年獲得第36屆金鼎獎圖書類特別貢獻獎的殊榮[13]。

林載爵於1988年與著名的中國史學專家黃仁宇結識，1993年第二次碰面時他們已成為好友。1996年他到台灣的時候，林載爵邀請他到東海大學去作一系列的演講。那是他第一次到台灣的大學作有系統性的演講，總題是〈中國近代史的出路〉[11]。藉由這份聯繫，聯經出版公司也在台灣經銷其名著《萬曆十五年》，並發行他包括《中國大歷史》和《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在內的許多作品。其中最富意義的莫過於黃仁宇於1998年八月親口託付林載爵要在自己過世後出版的英文回憶錄。2000年1月8日黃先生去世，其夫人Gayle Huang女士隨即寄出書稿給林載爵，交給聯經翻譯出版。隔年2001年聯經便發行了這長達40萬字的鉅作：《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然Gayle Huang女士不幸於2000年11月20日往生，未能見到他先生回憶錄的問世[14]。

在林載爵擔任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期間，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情莫過於在高行健與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兩位文學家分別於2000年與201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聯經即已出版翻譯了他們的作品。其中高行健的《靈山》從1990年出版到2000年之前，總共還賣不出三千本，但在2000年十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截至2001年二月初台北國際書展結束後，共賣出多達十六萬本，而聯經所出版高行健的其他系列的作品也跟著受到青睞，包括《一個人的聖經》大賣七萬本，劇作《八月雪》也熱賣了一萬五千本。[15]。

1976年聯經出版了余英時在台灣的第一本著作《歷史與思想》，後有1984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2004年的《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2006年的《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2014年的《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2021年8月1日余英時過世，2021年8月27日林載爵為文紀念余英時與聯經以及他個人的因緣。其中引用余英時於《聯合報》2014年5月1日副刊「感受與追憶」一文所述：

「繼國瑞先生主持聯經的是林載爵兄，我和聯經的友誼關係也通過載爵兄而延續了下來。他和我是歷史學的同行，思想上的溝通也一向順暢。事實上，自從他在1987年擔任聯經的總編輯以來，我們之間的往復已日趨頻繁。關於我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2001）和八十歲生日（2010）的兩部論文集，篇幅既大，又不可能暢銷。載爵兄竟一本聯經傳統，毅然出版，使我十分不安。我只有將這種深厚情誼永藏胸中。

但我和載爵兄之間，作為作者與編者，卻有兩度最愉快的合作。載爵兄在出版《胡適日記全集》和《顧頡剛日記》之前都先後邀我寫「序」——延續我為胡適《年譜》寫序的傳統。他並沒有要我寫長序，然而我為了不負他的信託，兩序都是下筆不能自休。這是限時交卷的工作，不容我有所延誤，因此我夜以繼日，寫得非常緊張，也非常暢酣，是我寫作史上兩次最難忘的經歷。現在寫出來作為我們之間友誼的紀念。」[16]。

• 1978 《譚嗣同》，王壽南編，《中國歷代思想家》，第四十八冊，台北：商務。
• 1978 《中國近百年經濟史，1890-1949》，Albert Feuerwerker著，台北：華世（翻譯）。
• 1981 《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年至六十九年）》，台中：東海大學。
• 1981-83 《中國文化新論》系列，台北：聯經（執行主編）。
• 1991 《台灣發展圖錄，1951-1990》，台北：聯經（執行主編）。
• 1995 《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台中：東海大學（執行主編）。
• 1996 《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