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

• 霸凌者（可能是一個人，或者以集體形式存在）對被霸凌者進行重複的傷害行為。
• 霸凌者擁有高於被霸凌者的力量，其力量包含社會權力、體力、及過當的管教權。
• 霸凌的範圍從簡單的一對一到複雜的團體霸凌（其中必然包括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霸凌者），以及未必每起霸凌事件皆有的協助者。
• 霸凌行為可能透過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等行為，使被霸凌者在身體、心理、社會適應中（一項或一項以上）受到傷害。
• 上述之霸凌行為，有時會以網路、電話等方式作為媒介。

根据中華民國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3條第1項規定的定義，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間，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學生）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學生）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學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的進行。

中山大學的研究指出，台灣師生對校園霸凌的定義是：「在力量失衡的情況下，對身體、心理、財物、權利造成損害的惡意行為」。包括惡意、力量失衡、攻擊行為、傷害結果等特徵。分為肢體霸凌、財物霸凌、行為霸凌、強迫行為、言語霸凌、關係霸凌等六類。另外，師生觀點略有差異，教師較會提到重複性，學生則未提到；霸凌者自稱為非故意、只是開玩笑，教師及受凌者則視其為霸凌行為[17]。

中国大陆现今尚无官方统一定义，媒体通常称之为「校园暴力」或「校园欺凌」。

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徐久生主编《校园暴力研究》，校园暴力的定义为：行为人针对在校师生的身体和心理的暴力行为，对学校财物或师生财物实施的暴力行为。

在公安部出台的「八条措施」裡，校园暴力被概论为：「发生在校园及周边，侵害师生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归属于「刑事和治安案件」。

2017年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其中“三、治理内容及措施”中“（一）明确学生欺凌的界定”明确“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算是比较官方的一个定义。

暴力及霸凌均為攻擊行為的次類別，均屬於主動攻擊行為。暴力意指較極端的故意傷人行為，對個人或群體進行威脅或實際造成身心物權上產生嚴重損傷的攻擊行為。霸凌則是對無法自我防衛的個體施行重複的故意攻擊行為，來達成統治或支配他人的目標，隱含著力量失衡的權力關係。若未能加以區辨，則可能產生概念上的混淆，產生高估或低估霸凌盛行率的問題。[18]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團隊針對全國中小學教師的校園霸凌辨識情形進行研究，發現校園霸凌事件的正確辨識率約八成，仍有兩成案例遭誤判，像是將校園霸凌誤認為一般衝突事件，或將一般衝突事件誤判為霸凌事件。經過實驗證實，接受霸凌辨識訓練確實能提升教師對校園霸凌的正確辨識度。僅提供校園霸凌定義給教師，似乎無助提升對霸凌的正確辨識率[19]。

教師霸凌是教師霸凌學生的不當行為，教師乃是加害者，學生則是受害者。國外常用的相關詞彙為教師虐待、心理虐待、情緒虐待、教師不當行為、體罰…等。國立中山大學陳利銘將教師霸凌定義為：對學生的認知、情緒、社會關係或身體上造成不良後果之重複式情緒虐待及肢體虐待行為，超出正常管教範疇。」具有濫用權力、重複、虐待行為、傷害結果等特徵。運用自身權力來進行不當管教，超出正常管教範疇，即屬濫用權力。虐待行為包含以情緒虐待(如給予負面的學生標籤、帶領或暗示學生排擠某學生、詆毀、貶損、負向比較學生…等)及肢體虐待行為(即體罰)來進行管教。傷害結果包含對學生的身心、人際、學業等面向的傷害[20]。教師霸凌學生，已發生數起案件，並被台灣媒體所報導[21][22][23][24]

• 校園霸凌盛行率的估計，會依測量及判定標準而異，各國調查由2%到60%都有。此外，提供校園霸凌定義與否，是否影響校園霸凌盛行率，仍未有一致定論。
• 針對台灣、高中職學生進行調查，3554位學生填寫附霸凌定義的問卷，793位學生填寫未附霸凌定義的問卷。結果發現，提供霸凌定義下，自陳霸凌、受凌、旁觀霸凌、兼為霸凌/受凌者的盛行率分別是10.9%, 10.7%, 29.9%以及5.5%。附定義及未附定義的調查，在盛行率上未無顯著差異。可能因為台灣師生對霸凌的內隱定義與特徵，包括惡意、力量失衡、攻擊行為、傷害結果等特徵、與學者定義的特徵相近[25]。

• 國立中山大學陳利銘等人針對小學霸凌情況進行究，研究對象是台灣13個縣市、22所學校的高年級學童共1816位，以國際常用的Olweus式整體評估題來進行霸凌盛行率調查。研究結果發現校園霸凌盛行率(自陳霸凌、自陳受凌、旁觀霸凌、兼為霸凌/受凌)分別是13.7%、14.5%、37.2%、5.4%。
• 國小校園內最常見的霸凌行為，依序是罵難聽的話、惡意嘲笑、拳打腳踢、當眾說壞話、孤立等。最常見的霸凌類別是言語霸凌，較少見的霸凌類別是網路霸凌[26]。

• 國立中山大學鄭英耀、陳利銘與香港、澳門的學者共同進行的研究，共有11876位中學生(7-12年級)參與，以WHO的HBSC研究中採用的整體評估題進行調查，結果發現，自陳霸凌、受凌、兼為霸凌/受凌的盛行率分別是5.1%、9.3%、1.8%。台港澳三地的校園霸凌盛行率差異不大。校園霸凌盛行率會隨著年級升高而下降。各類霸凌類別中，以言語霸凌最為常見。和女生相較，男生較常涉入校園霸凌與受凌[27]。
• 一份來自72個國家或地區，涵蓋54萬名中學生的國際研究有約五千名香港中學生參與。研究發現32.3%受訪香港學生承認過去一個月曾受欺凌，其中承認「遭同學愚弄取笑」、「遭取走或破壞財物」和「被打或遭人推撞」者分別有26.1%、10.5%和9.5%，其餘分別有9.4%、8.5%及7.1%的受訪學生承認「被散播惡意謠言中傷」、「故意排擠」及「受人恐嚇」[28]。

• 霸凌量表多調查霸凌者及受凌者觀點，少有調查旁觀者觀點。霸凌量表多調查肢體、言語、關係霸凌，少納入新興的網路霸凌。霸凌定義有文化差異，多數霸凌量表都在西方文化下建構，未有適合東方文化的中文版量表。
• 中山大學鄭英耀及陳利銘研究團隊開發School Bullying Scales，以Rasch measurement進行分析及提供信效度證據。結果發現，台灣中學生最常見的霸凌行為是罵髒話、嘲笑、叫難聽綽號、說壞話等言語霸凌行為，不論霸凌者、受凌者或旁觀者皆為如此。台灣中學生最常見的校園霸凌類別是言語霸凌與肢體霸凌，不論性別及教育階段皆為如此。男生涉入霸凌的比例高於女生，不論在國中、高中、高職皆為如此[29]。

• 發生頻率愈高的霸凌行為，如言語霸凌，不見得會對學生造成較大的傷害；較少發生的肢體霸凌，學生則可能認為比較嚴重。國立中山大學鄭英耀及陳利銘研究團隊建構校園霸凌嚴重性知覺量表，並以Rasch measurement驗證其信效度，以在調查霸凌頻率之外，能進一步提供中學生對霸凌行為嚴重性知覺的相關訊息。結果發現中學生認為關係霸凌、網路霸凌比肢體霸凌、言語霸凌來得嚴重。[30]

• 國立中山大學陳利銘等人，針對不同參與角色間的校園霸凌嚴重性知覺進行研究，參與對象為1816位小學高年級學生，以混合模式two-way ANOVA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小學高年級學生認為肢體霸凌與言語霸凌，比關係及網路霸凌來得嚴重。霸凌者認為四類霸凌類別的嚴重性差別不大，但受凌者與旁觀者則認為肢體霸凌較嚴重、網路霸凌較不嚴重[31]。

• 國立中山大學鄭英耀與陳利銘團隊，針對中學生的霸凌行為頻率及知覺嚴重性進行調查，用Rasch技術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霸凌行為頻率與知覺嚴重性間的相關很低(r=-.11)。中學生認為最嚴重也最常發生的行為是：破壞友誼、私下拿財物、拳打腳踢、公開說壞話、排擠。男生比女生容易自陳受凌，但女生的霸凌知覺嚴重性比男生來得高[32]。

• 國立中山大學陳利銘於國際期刊Journal of School Health發表的文章，以1816位國小高年級學生為對象，結果顯示高年級學生的受凌頻率與知覺嚴重性的關聯不大(r = .02), 顯示愈常發生的欺凌行為不見得就會比較嚴重。被高年級學生認為最嚴重也最常發生的欺凌行為是：拳打腳踢、罵髒話、排擠、被威脅、推擠/跘倒、破壞友誼、當眾說壞話。[33]

• 國立中山大學陳利銘與鄭英耀研究團隊於國際期刊Educational Psychology發表的文章指出，以707位國中小學生為研究對象，針對16題的cyberbullying severity scale (CSS)進行填答。結果顯示16題的CS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6個行為中，化名留言(Impersonation)被認為是最嚴重的行為，公開的網路霸凌行為比私訊網路霸凌行為來得嚴重。另外，網路霸凌知覺嚴重性有性別差異及參與效果差異。[34]

1. 個人因素：1.缺乏有效應對策略；2.害怕被報復；3.與自己無關；4.認為有趣；5.缺乏勇氣。
2. 同儕因素：1.順從同儕規範；2.不是自己朋友；3.責任分散效應；4.旁觀者抑制；5.怪罪受害者；6.不支持同學間所共同喜歡的老師或政治偶像。
3. 其他因素：1.害怕被同儕拒絕；2.不想告訴師長。[35]

國立中山大學陳利銘與鄭英耀研究團隊發現，學生在目睹霸凌事件後，會評估各種因素來決定是否願意介入，包括知覺嚴重性、責任感、情緒因素、受害者特徵、關係、其他因素等，若是覺得受害者被欺負的很嚴重、覺得有責任有管、對受害者有同理心、覺得受害者是無辜的/能看到受害者的個人價值、和受害者算是朋友、顧及班級氣氛等，就比較願意擔任挺身者而出面幫忙；反之，若是覺得受害者被欺負的不嚴重、覺得沒責任去管、討厭/不喜歡受害者、覺得受害者自找的、和受害者不是朋友、覺得沒有能力制止等，就比較願意擔任旁觀者而不出面。

國立中山大學陳利銘與鄭英耀研究團隊發現，旁觀者挺身介入的歷程有四階段：個人評估、介入策略、被質疑/威脅、重新評估。一、學生會評估影響旁觀者的介入因素來決定是否介入，亦即可為旁觀者或挺身者；二、決定成為挺身者後，會考量霸凌嚴重性及關係來決定介入策略(告訴老師、制止霸凌者、安慰受害者)；三、出面協助的挺身者會被霸凌者質疑或威脅，四、會重新評估是否要持續介入。另外，該研究亦發現挺身者是否介入會因情境而異,對於部分事件也可能袖手旁觀。[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于2016年5月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将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此次治理共分两二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4月~7月，为各校开展治理；第二阶段为9月~12月，为专项督查[37]。

2017年12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教育部公布《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定義语言、网络欺凌都算欺凌，規定學校在據報後启动调查处理程序10日内完成调查，对确需复查的，15日內由县级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部门组织学校代表、家长代表和校外专家调查小组启动复查。[38]欺凌問題調查將列入校长、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教师、班主任考評分數，蓄意落实不到位者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等措施，尤其強調教育人員不得再以打闹嬉戏等觀點掩蓋定義校园欺凌。

懲戒措施：[39]

• 情节轻微由学校开展批评教育，欺凌学生需书面道歉。
• 情节比较恶劣由学校會同公安开展批评教育，欺凌学生需书面道歉。
• 屡教不改或情节恶劣，实施欺凌学生转送专门工读学校进行教育。
• 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法程度，除以上全部措施外，交由少年法庭處理，必要時移送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区矫正机构。

2024年3月20日，成都市招考委、成都市教育局印发《2024年成都市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工作实施规定》，其中提到校园欺凌者最后投档。[40]

在臺灣，每個學期都會讓學生填俗稱霸凌單的問卷，旨在幫助那些受霸凌而不敢向老師說的同學。教育部自2006年公佈「改善校園治安—倡導友善校園，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教育部，2006）後，陸續推行一系列的反霸凌計畫及要點，包括「防治校園暴力、霸凌之作法」（教育部，2007）、「防制學生將校園霸凌與不雅影片上傳網站散布預防輔導作法暨相關法治教育」（教育部，2008a）、「教育部補助推動反霸凌安全學校要點」（教育部，2009a）。由中央制訂政策來推動反霸凌工作，投入國家資源以求降低校園霸凌。

政策的優點包括：建立中央、縣市、分區及學校等四個層級的校園安全運作平台，並強化教育、警政、司法界多方相互聯繫及支援機制。推動反霸凌安全學校，對通過教育部審查的學校提供經費，每校申請最多三年補助。對霸凌事件的處理措施，不僅針對霸凌者或受凌者，亦將旁觀者納入輔導。

中山大學鄭英耀及陳利銘研究團隊針對反霸凌政策進行分析後，提供了幾項建議：

1. 教育部明訂校園霸凌定義及類別
2. 通報及評鑑可採用多來源法（multiple informants）：如教師評分、經信效度驗證的自評量表、同儕提名或家長評分等方法，如此便可克服單一方法的侷限
3. 並用規定-處罰取向及問題解決取向來處理各類霸凌行為
4. 整合學校、教室、個人與家庭層級的措施並符應當地脈絡
5. 修訂反霸凌安全學校要點:納入普通高中、兼採形成性評鑑及總結性評鑑 、評鑑項目可納入學校成員對反霸凌方案的支持態度及投入意願[41]

针对越来越严重的中小学校园暴力，韩国教育部决定，将从3月中旬开始向一些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警卫服务”，让其免受校园暴力。“警卫”工作，除了警察之外，还动员民间保安公司的保安、体育馆协会等人员来承担。只要学生向学校或教育厅提出身边保护申请，政府就会安排“警卫”到学校或特定地点保护学生。韩国教育部预计，2007年一年将向1600名学生提供这类服务。但一些家长和教师则对此表示担心，认为“警卫服务”会令受害学生变得孤立。针对这种担心，韩国教育部表示，警卫人员将向求助学生提供暗中保护。

澳大利亚建立了政府支持的反欺凌组织和网站，如“反欺凌网络组织”和“澳大利亚无欺凌计划”，以帮助学校了解欺凌现象，为学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教师培训的指导大纲。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增进师生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解来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其理论依据是：只要认识到骚扰、折磨与自己不同的人是错的，那么欺凌问题就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