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

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縉考得進士，獲授庶吉士，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愛重。一天，朱元璋和解縉在大庖西室，朱元璋對解縉說：「朕与爾對則君臣，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希望解縉對其進言，解縉於是提議編寫類書：「.......勒成一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其後解縉獲任為江西道監察御史，此事遂遭閣置。[2]^:4-5

於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後，他開始計劃編寫類書之事。永樂元年七月丙子（1403年7月19日），明成祖下諭解縉等，令他們編修類書，「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並希望以「統之以韻」，以便檢索。解縉隨即召集了147人，着手編纂，約以一年時間編成，並於永樂二年十一月丁巳（1404年12月21日）上進於明成祖，即為《文獻大成》。[2]^:5-6

學者對於明成祖的編寫動機有不同的意見。張忱石認為，明成祖纂寫類書的目的是為了「炫耀文治，借以籠絡人心，消弭朝野間的不平之氣」[3]^:2。虞萬里認為，明成祖不是為了籠絡人心，而是單純因為「盛世修書」的傳統。再者，在明代洪武一朝已經有編寫過類書，如唐愚士的《類要》、方孝儒的《類要》，而明成祖則對於之前所編的《類要》並不滿意，因此希望編寫《永樂大典》以方便檢索。[4]^:21-25蘇振申認為《大典》的編修的目的有三點，包括是朱元璋、朱棣等留心於學術；朱棣希望超越過去所歷朝所編寫的類書；希望籠絡士民，以轉移社會注意力。顧力仁又於蘇振生之上增加三點，包括是沿襲過去歷朝編寫書籍以安撫人心的策略；滿足朱棣的個人喜好；並希望借此禁制書籍。虞萬里認為當時文獻都沒有明確的記述有禁書之舉，認為顧力仁「禁制書籍」一說沒有依據。[5]^:19-23[4]^:27-28

一年之後，解縉編成了《文獻大成》，但明成祖對於此書並不滿意，「所纂尚多未備」，因此下旨命令重修。郭伯恭認為，不滿意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其編輯時間過短，因此其編纂工作難以完備。黃權才認為，一年雖短但以147人的班子，以編輯一部類書未至於特別困難，並認為原因是在於解縉當時還要編纂《古今列女傳》、《明太祖實錄》，以及是參與國事引致無法專注於編纂工作才是明成祖不滿意的原因[6]^:44[2]^:7-8[3]^:3。於是，明成祖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侍讀解縉三人擔任監修；刑部侍郎劉季篪、翰林院修拱兼右春坊右贊梁潛、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剛擔任副監修。監修之下設有都總裁，總裁、副總裁，其次有纂修、編寫人，繕錄，繪圖，圈點生等。都總裁則由陳濟擔任，負責總裁、副總裁和監修之間交流工作。副總裁則負責某特定範疇，領導纂修人員以搜集和加工該範疇的資料，如林環兼《尚書》副總裁、王彥文兼《詩經》副總裁等。此外有「催纂」五人以監視編輯的進度。[3]^:7-8為了滙集各方的人才，於永樂三年、四年征召過一次纂修人，由朝廷或者是地方的官薦舉人選，經考核之後予以錄用，當中大多是地方府、縣的訓導、教諭或者是布衣書生。[3]^:9

永樂五年（1407年），《永樂大典》定稿，明成祖經審閱之後非常滿意，並為此編寫序言，指《大典》「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滙聚群書，著為奧典」，為之定名為《永樂大典》。於是，明成祖又於全國徵集繕書人，開始謄抄，於永樂七年（1409年）冬完成。[3]^:3-4

封面右上有黃絹書簽，標示此冊所屬韻目，又低一字說明是該韻目第幾冊。左上角有藍邊書籤黑色雙綫，外有藍邊，中題「永樂大典」四字，下註該冊《大典》的卷次

《永樂大典》共22877卷，凡例和目錄60卷，裝成11095冊。[註 2]11095冊中，包括了明成祖的序文，進表序文，「凡例」1冊，《永樂大典韻總歌括》，《韻總》2冊，目錄57冊，正文11035冊。「凡例」中一共定了凡例二十一條，當中規定《大典》以《洪武正韻》作為目，以韻統字，用字繫事，先是韻目編排韻字，並對應的內容編纂在對應的韻字之下。如天文志都會載於「天」之下，地理志都會載於「地」字之下；收錄內容以「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經史子集」作為分針，對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聞異事、庾詞、逸事都會收錄。「凡例」又規定引用書目都列明出處。目錄中則將內容以平、上、去、入四聲作分類，當中平聲二十三韻，10034卷；上聲二十三韻，2175卷；去聲二十三韻，7389卷；入聲十一韻，3279卷，合共八十韻，22877卷[2]^:93-97。

《大典》副本高約50厘米，寬約30厘米，黃絹硬面，包背裝。每冊可能有一卷、兩卷、三卷或者是四卷，當中以兩卷者為多。頁數自十餘頁至三十多餘頁不等。封面左有黑色雙綫，外有藍邊的書籤，中題「永樂大典」四字，下註該冊《大典》的卷次。封面右上有黃絹藍綫方形標簽，題該冊《大典》所屬的韻部，次行題該冊所屬該韻的冊次，但也有部分冊次沒有。[1]^:1-2

內頁每半葉邊框高36厘米，寬23.5厘米，半葉八行，標題為大字，單行。正文為小字，雙行抄寫，每行28字。正文大小分作兩種，正文以大字，註則以小字。書口有三個魚尾，上書尾題「永樂大典卷某某」，下端雙魚尾內題葉碼。邊框，界行，引用書目，書口文字，句讀的小圓圈都為紅色，其他都為墨色。[1]^:1-2

《永樂大典》的最大價值在於保存了明初之前各種學科的文獻資料，獲稱為是「輯佚之淵藪」。《大典》的內容力求「無所不包」，據學者的不完全估算，《永樂大典》中徵引的書籍有七八千種之多，因此可供輯佚的內容數不勝數。此外，《永樂大典》保存的內容也被學者用之以來校勘，《永樂大典》所徵引的書籍大多都是明代南京文淵閣所藏的書籍，而文淵閣的書籍則是來自於宣文閣、祟文監的書籍，而元代的書籍則是取自於南宋秘書省，因此《大典》保留了不少宋代的著作。而元明的刻書經常為人所詬病，有「明刻書而書亡」之稱，故此學者經常以《大典》作校勘之用，以糾正明代的底本。[5]^:187-188[3]^:26-27

在話本、雜劇方面，據《永樂大典目錄》卷13695至13991，當中載有戲文三十三種，卷20737至20757則載有雜劇九千多種。《四庫全書總目》稱：「（《永樂大典》）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成文而口說之」，可見在這些話本、雜劇在乾隆一朝依然存在著，但是《四庫》編纂者認為其內容無可取，因此沒有對此輯佚，引致相關內容的流失。[3]^:30

在劇曲方面，在當今殘本中可見有《小孫屠》、《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三種南劇劇本，而這些南劇劇本在現存的南劇劇本中是現在中較為早的，對於研究劇曲史以及民間文學有所價值。[3]^:32

在詩詞方面，清代康熙年間在編纂唐代詩歌總集《全唐詩》的時候並沒有使用到《永樂大典》，而現今的學者在《大典》的殘存本中發現有王維、韋莊、王貞白、李群玉的作品尚沒有被《全唐詩》所收錄。而當今所編的《全宋詞》、《全金元詞》中有不少的內容都是取自於《大典》，可見其價值。[3]^:32

在史料方面，《永樂大典》收錄了很多宋元兩朝的史料，清朝法式善即指：「苟欲考宋元兩朝制度之文章，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焉」，如卷1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條法》，對於研究宋代政治制度有所價值。元代的《元一統志》在明代之後亡佚，而《大典》即有相關的佚文。[3]^:32-33

在方志方面，《永樂大典》收錄了方志達九百種，絕大部份都是宋元人所編的方志，但是四庫館館臣幾乎沒有輯錄相關內容，至清末徐松、繆荃孫等人才留意於此。現存較為完整的方志有《湖州府志》、《杭州府志》、《紹興府志》、《蘇州府志》等。[3]^:33-34

在科學方面，《永樂大典》收輯了不少科學技術書籍，如卷1319「種」之韻收錄了吳懌的《種藝必用》和張福的《種藝必用補遺》，當中記述了糧食作物、蔬菜、果木、花卉的種值方法以及注意事項。此外，《大典》收有了一些古算書，包括《楊輝日用算法》、《楊輝摘奇算法》、《錦囊啟源》等等，為他書未見。[3]^:33-34

在醫學方面，《大典》中收集了不少的醫學材料。如卷981中收集了《幼幼新書》、《玉訣方》、《經濟小兒保命方書》等四十五種醫學書籍內容，當中驗方有133種。又如卷13441、19865中記有《本草》、《紹興本草》、胡仕可《本草歌括》、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等，都是一些在李時珍《本草綱目》之前的宋元金藥物著作。[3]^:35-36

在目錄學方面，《大典》可以補充以及互證《文淵閣書目》的內容，以及補足宋元金的藝文志。明英宗正統五年（1435年），楊士奇等按文淵閣所藏書編成了《文淵閣書目》一書，但是因為年代有所距離，有部分書籍已經散佚而不見於《文淵閣書目》之中，而因《大典》所依的書籍大多都是明初文淵閣所藏的書籍，因此《大典》可以補充這部份。另外，《文淵閣書目》中所記書目有「不著撰人姓氏」（《四庫全書總目》）等毛病，而《大典》在徵引書籍的時候大多都有編撰人姓名，而可以補足所闕內容。[5]^:188-189

現存可考以《永樂大典》作輯佚工作的學者是張四維。他在嘉靖年有參與重錄《大典》的工作，當中部份《大典》卷末則有「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的字樣。他在參與重錄之時在此輯出了《折獄龜鑒》以及《名公書判清明集》二書。他錄出《大典》當中征引二書之原文後，並沒有對其作整理，然後刊行的時候才由楊澄校勘，並改正字句以及移就篇章。張四維輯佚工作沒有明确目的，較為粗略[16]^:12-15。之後，以《大典》作輯佚的工作的學者則是清朝的全祖望。其在參與修纂《三禮》的時候，輯出來了38家，40種的《易經》註解，如王安石《周官新義》60卷、高氏《春秋義宗》150卷等。但是因為其於館中的時間有限，可能是只是隨見隨錄而並非有輯本。[16]^:15-32

其後以《永樂大典》進行輯佚工作的則是四庫館的館臣。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1772年2月7日），乾隆帝下旨征求遺書，但是反應不佳。於同年十月十七日（11月11日），他再次下旨催辨，才有督撫開始進書。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19日），安徽學政朱筠上《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提出了四項搜索遺書的事項，當中就包括了以《永樂大典》以進行輯佚，得到了四庫總裁官于敏中的支持[3]^:27。乾隆帝朱批「原議大臣議奏」，命軍機大臣議其事。次年二月初六（2月26日），劉統勛上奏軍機大臣的討論結果，定立了輯佚的方向，「其中如有现在实无传本，而各门凑合尚可集成全书者，通行摘出书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请训示遵行。」乾隆帝「依議」，同日令軍機大臣為總裁官，二月十一日（3月3日）又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為總裁官，以定立輯佚的條例。同日，劉統勛奏議定立了校核《永樂大典》條例計十三條，並於翰林等官中選派三十員為分校，又選提調、收掌若干。[16]^:33-37

其逸書採集原則主要有三點[16]^:37-39：

• 采集當時流傳已少，現在不通行者，「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较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己少」以作收錄；
• 采集有益於後學者：認為假如無助於學術的書籍不會采集，如《四庫全書總目》即指呂祖謙的《左传类编》雖然散見《永樂大典》中，但「颇无可采」。
• 尚可衰缀成编者：館臣認為假如內容不全、散亂，輯佚難度較大者不應該采集。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四庫館正式開始展開以《永樂大典》以輯佚的工作，最初只是有三十人，當中包括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3]^:27。於同年閏三月十一日，又再增加二十人以協助輯佚的工作。當中的輯佚纂修官大部份都是乾隆三十四年、三十六、三十七年的進士。[16]^:47-48紀昀作為總纂官也有參加當中的輯佚工作。此外尚有一些學者雖然不在四庫館，但以提供意見，或者是抄錄輯佚的初稿本的方式參與輯佚，如卢文貂、丁杰、孙星衍、孔继涵等。[16]^:57-60

至乾隆四十八年（1780年），一共輯出了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零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總計三百八十五種書籍，計四千九百六十卷。當中的書籍包括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薛居正《舊五代史》、林寶《元和姓纂》、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宋代醫學書籍《蘇沈良方》、《博濟方》等。[3]^:27

四庫館的輯佚工作經常被當今的學者詬病。以《舊五代史》為例，於清代彭元瑞指《舊五代史》即是「《永樂大典》散篇輯作之書之最」，認為應該「註明《大典》卷數及采補書名卷數，具知存闕章句，不沒其實也」，當時稿本對於《舊五代史》的輯文都列有出處，但是後來認為為了保持體例統一，於是沒有保留出處。其不註出處的做法受到學界所批評，使學界不能確認佚文的真確性和校勘情形。[16]^:157-158而且，館臣在征引《舊五代史》的時候依然有所失收。以目前所見的《大典》殘本而言，當中有72段《舊五代史》的段落，而當中只有館臣則只使用60段。此外，館臣對於輯本的抄錄經常和原本不同，有疏忽或者篡改原文的情況。[17]

在《四庫全書》編成之後，《永樂大典》於清朝亦多次被拿來作輯佚工作，如嘉慶年間修《全唐文》，道光年間的徐松的《宋會要》、《宋中興禮書》、《續中興禮書》等。光緒年間，文廷式、繆荃孫等也以《大典》以作輯佚，輯有《宋將元及第圖》一卷，《壽昌乘》一卷，《曾公遺錄》一卷，《十三處戰功錄》一卷等。[3]^:28-29

《永樂大典》在咸豐十年開始散佚，其後流傳至多個國家。今存414冊，789卷嘉靖副本。以地區作分類，大陸的藏冊是最多的，有166冊，當中絕大部分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四川大學圖書館則各藏有一冊，另外有兩冊則是私人收藏。台灣、日本、美國、德國、愛爾蘭都藏有《永樂大典》的副本。以藏址分類，當中以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藏冊最多，有162冊；其次則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有62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41冊：日本東洋文庫則有35冊。

宣統元年（1904年）統計清點時，翰林院只剩下64冊，都被清末大臣陆润運回家中。1912年，魯迅就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並提議將翰林院所存的《大典》殘本交由京師圖書館收藏，得到國務院的批准。於是教育部即派員前往陸潤痒處以收集該64冊大典，當中60冊送向京師圖書館，其他則於教育部圖書室展覽。1934年，館藏《大典》已經達到93冊。1935年，為了保護古籍，《永樂大典》運至上海公共租界倉庫保存。1937年，為了避免受淞滬會戰波及，當中有60冊移至美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其中有35冊是來自翰林院的60冊，另外25冊則是北京圖書館陸續收藏的。[18]^:105-106其後這60冊《永樂大典》運至台灣，再加上和德國漢堡大學圖書交換協議中所得的2冊，即今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62冊。[1]^:124-125

翰林院存入京師圖書館的60冊大典中，除了現存於台灣的35冊，另外所藏的25冊當時亦有運至上海，但是其後運回了北平。在抗戰期間，北平圖書館又收集了兩冊《永樂大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先後於民間以及是各地的圖書館收集了永樂大典，如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將21冊《大典》贈予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贈予四冊，廣東文管會贈三冊，周叔弢、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各贈一册。另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從香港藏書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4册《永乐大典》。1983年，於在山东掖县某农民家中發現了一冊《大典》。2009年，文物局於袁樊後人中購得一冊，後予國家圖書館收藏。[19][18]^:105-107

此外，外國又先後歸還了《永樂大典》計67冊。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將之予北京圖書館收藏。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了52册《大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科学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18]^:106-107以上，中國國家圖書館合計有162冊。[18]^:107[註 3]

日本的《永樂大典》主要依靠董康以及田中慶太郎傳入。在1912年10月，董康在北京購得《大典》十七冊，並於11月帶到日本，當中十冊由田中慶太郎收購。田中慶大郎又將其轉售予他人，在輾轉之下，如今藏於天理大學圖書館（三冊）、美國國會圖書館（一冊）。其他的《大典》不可考或者下落不明，但可能也售給了日本圖書館或個人。[1]^:85-971918年10月初，田中慶太郎到在北京搜得十一冊《大典》，當中一冊售予美國國會圖書館，十冊售予了日本東洋文庫。1926年，田中又購入了七冊《大典》，當中四冊售予了東洋文庫[1]^:98-106。

美國國會圖書館現收有41冊。1923年之前，國會圖書館只藏有四冊，分別得於田中慶太郎（兩冊）、魯札克書店（英語：）以及小李佳白（英語：）。於1923年春，美國國會圖書館購得了29冊《永樂大典》，都是於歐洲購入。餘下8冊則是1923年後所得，當中其中兩冊得自於田中慶太郎，三冊購自於翟理斯，一冊則是某傳教士於北京街上撿得，並售給國會圖書館，一冊則是小李佳白所寄存。一冊（卷11618-11619）的來源無考，於1939年至1940年間入藏國會圖書館。[1]^:10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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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大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於書格的頁面
• 《永樂大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頁面
• 《永樂大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頁面
• 《永樂大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於大英圖書館的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