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法租界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于1896年与清政府簽訂『漢口法租界租約』，在漢口設立租界，面積約187亩，并于1902年再次展拓界阯。漢口法租界与漢口俄租界乃同年設立，俄、法兩國租界選在同一地區，俄占三分之二，法占三分之一。[1]

1938年8月13日中国政府收回汉口日租界后，法租界就成为汉口唯一的租界。随着武汉会战战况的逐步恶化，人们视法租界为安全的避难所，纷纷把机关、银行、商店等迁入界内。10月武汉沦陷前夕，中国居民更是举家迁入租界。一时间法租界内人满为患。1937年底，法租界内有中国居民22651人，到1938年底，已激增至47081人。而实际上又远不止此数。根据租界当局1940年的调查，界内所有房屋从地下室到阁全楼部住满居民，实际的中国居民大大超出办理过登记手续的人数。[2]

为避免太多的中国居民进入法租界，也为了防止中国抗日人士在法租界活动引起日本干涉，1938年6月20日，法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决定拨款22033.76元购买铁丝、有铁蒺藜的铁丝网和铁蒺藜在与中国街区连接处设有栅子。每一段栅子外都安了电网，电网里沙包堆成堡垒，架着机枪和炮，堡垒出入处和栅子里面，有全副武装的法国士兵和安南兵看守和巡逻。同时，租界当局又在界内四周的马路上，即巴黎街（今黄兴路）东起德托美领事街（今胜利街），西抵协隆北里栅子一线、玛尔纳得胜纪念街（今友益街）南起平安里栅子，北抵永平里栅子一线、马领事街（今车站路）东端至吕钦使街（今洞庭街）南端电网，东起威尔逊路（今车站路）东栅子，至吕钦使街（今洞庭街）向南延伸，直抵吕钦使街南栅子一线修筑了一道双排木桩为立柱的电网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外国洋行、银行以及外侨住宅等大都在中心地带，而处在非中心地带的居民则整日提心吊胆。25日下午，栅子关闭，加上电网断绝交通。当日晚，日军进入汉口。[3]

汉口法租界派司（通行证）封面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全境，武汉会战结束。法蘭西第三共和国作为中立国，汉口法租界成为日本占领区内的一块孤岛，因日军強佔租界代表和法国開戰。成千上万的难民为躲避战争暴行涌入法租界，据统计这一时期法租界庇护了十余万市民和各国侨民。这一时期刚开始时，法租界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旅社里到处堆满行李货物。房套房，人挤人，二房东、三房东，大获其财，一点小房或者房顶上隔个暗楼，只要能搁一个铺，就是几押几租，大几百元，还要找人托保，生活物资价格迅速上涨。

10月25日深夜，法租界内停水。26日清早，居民纷纷外出找水、提水、挑水。由于栅子被关闭，生活必需品奇缺，普通家庭只能储存不多的粮食、咸菜度日。最初，有人就冒着危险从下水道把猪肉、鲜鱼、大米运入租界。数日后，江边栅子开放，允许人们进出，出去的人，需要有派司（通行证），进来的人不准将食物带入租界，有的商贩就将猪肉绑在胸前，将1~2斤的鲤鱼、青鱼藏在棉裤腿里，外面套上棉袄，瞒过日军哨兵的检查，进入法租界。如果被日军发现，食物被没收，还要遭受惩罚。几日后，日占区市面恢复，提篮、挑担的商贩可以从江边栅子进入租界，但不许沿街叫卖，只能集中在玛尔纳得胜纪念街（今友益街）、新街（今海寿街）口至永平里栅子一角出售，普通百姓的生活才日渐恢复正常。

10月27日，日军宣布法租界内藏有反日分子，对其进行严密的军事封锁。事实上，法租界内确实潜伏着中共和国民党及其他组织的抗日力量，他们在界内进行抗日宣传，甚至潜伏于工部局警察中，如军统武汉区汉口组组员张春蕙潜伏为巡捕厅翻译。经过军统副局长戴笠的亲自布置，军统法租界特别组于武汉沦陷前成立，组长为尉迟钜卿，组员有刘少卿、汪应云，设有电台一部。根据日本人暗中侦察，发现居住在河街15号的法国人卡法列那（Q.L.Caffarena)，家中有电台，与不少中国青年有来往。日本认为该电台是国民政府撤退时为了通讯联络留下来的。残存的平汉铁路公会，原为汉口市抗敌救援会的一部分，其负责人许世钧住昌年里12号。周光新领导的青年抗日团，在新新饭店活动，其手下有很多学生。中共《新华日报》迁往法租界光明印刷公司，主任为刘谷乡。

11月27日，汪精卫政权武汉治安维持会成立，经法国领事同意，维持会向界内华人分发5000面五色旗和日本旗悬挂。同日，法租界交通银行的白墙上出现了尺余大的“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临死不投降”字样。1939年1月11日，经过法国领事的同意，日军和宪兵队进入法租界逮捕抗日人员20余名，并起获无线电台。

从1939年1月12日法租界开放时起，包括日本军人在内的任何人，只有持租界通行证才能在日本时间早8时至晚7时穿行法租界。1940年6月法國投降，所有在華法租界包括漢口法租界在內由納粹德國新成立的維希法國控制。1941年7月，在铁路饭店发生了安南巡捕和日本人冲突事件，1名日本人被打死，1名安南巡捕受重伤，5名日本人被巡捕房逮捕。事件发生后，租界当局关闭各栅门，汉口日本海军发言人于12日向西方记者通报情况，并要求法租界当局迅速无条件释放被捕之日本人，否则，日方将封锁关闭通往法租界的各栅门。直到1941年中，法国被德國攻陷约1年后，汉口法租界当局才逐渐屈从于日本占领军，更多地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武汉成为日军占领区后，法租界内物价就随着日占区货币的迅速贬值而不断上升。从1938年11月开始，日军向法租界内的华人难民中的“良民”发放安居证，允许他们自由进出法租界，一时间，法租界内迁移的人数达一万多人。由于租界内人口增多，法国大部本土被德军占领，法国在华商务极度萎缩，工部局的财政极度困难。工部局为了维持日常的开支，不断地提高捐率，并开征新捐。1937年，工部局收入34万元，1939年上升到73万元，1941年又上升到110万元，而1939年的开支达到80多万元，超支72590.74元，1941年的财政赤字更是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儘管所有在華法租界因為為維希法國所擁有所以沒有被日軍佔領，但法租界的财政状况更加艰难，到1943年法租界被汪精卫政府收回前，法租界已步入破产边缘。1943年1月9日，日本驻汪精卫政府大使重光葵与汪精卫签订《关于协力完遂战争之中日共同宣言》及《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 治外法权导文协定》。1943年2月23日，维希法國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同日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4]。

１９３６年底：１４８９０人
１９３７年底：２２６５１人
１９３８年底：４７０８１人
１９４０年，界内所有房屋从地下室到楼阁全部住满居民。

• 汉口法租界的工部局大楼：位于霞飞大将军路21号，现岳飞路21号，靠近大智门火车站。1895年建成，1896年法工部局及巡捕房入内办公。1949年后，该大楼改建为武汉市卫生防疫站，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政府部门授权，由开发商爆破拆毁。

• 张春蕙：汉口法租界巡捕厅翻译，实为潜伏的军统武汉区汉口组组员。

1927年的大智门火车站

• 大智门火车站，位於汉口法租界的最北端，是中国早期建成并保存至今的著名火车站建筑之一。建于1900年—1903年，是中国第一条长距离准轨铁路——京汉铁路最南端的大型车站。大智门火车站是汉口新古典主义建筑的范例之一。设计者模仿了德国巴伐利亚的中世纪城堡和碉楼，这在当时的中国民用建筑中是很罕见的。其主体结构为方形大棚，候车室内部有高大的拱起的穹顶。大棚的四个角落都各有一座塔楼，顶部包有深绿色金属。顶棚中间拱起，四个立面为圆拱形，四面都各有一个半圆形采光大窗。正面是半圆形拱门，前面有一个自鸣钟，拱门上方有一只青铜的飞鹰雕塑。[5]

• 立兴洋行汉口分行大楼，位于汉口沿江大道183号，建于1922—1924年，由三叉洋行设计，和隆营造厂施工，砖混结构，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底层中都立入口有多立克眷拉式3开间门廊，4柱向上贯通，形成上方两层跳台敞廊，为近代古典式建筑。立兴洋行1895年在汉口开办分行，主要经营各类进出口业务，进口法国、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药品、纸烟、五金、化学品、玻璃、水泥、人造丝、染料、工业原料、机器、卡车等，出口中国农副产品和稀有金属，例如威海农产品，蒙古毛皮，贵州生锑，湖北桐油等，同时也经营煤炭业、航运业、地产业以及代理保险业务。1902年立兴洋行在汉口江边还建有专用码头—地属法租界，取得法属东方轮船公司（Compagnie Asiatique de Navigation）的控制权，参与长江航线及支线的争夺战，但终究不敌怡和（英）、太古（英）、旗昌（美）、日清（日）、轮船招商局（中国），1911 年退出长江航线。1935年立兴洋行在中国的贸易停止，此楼曾先后转手给中法实业银行、发利饭店、比利时义品地产公司，汉口地产大王刘歆生当初便是从做汉口立兴洋行买办而发迹。2004年大楼交由武汉市招商局使用。

• 东方汇理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在汉口法租界内建造的分行大楼。东方汇理银行的汉口分行开设于1901年，位于汉口法租界江滩的威尔逊总统路（今车站路洞庭街口至沿江大道）下首，是一座洛可可式2层红砖楼房，楼高2层，外墙中部设腰线进行水平划分，竖向则以半圆形壁柱进行划分，配以拱形门窗，并且这些部位都有精美的砖雕。隔路与汉口俄租界内的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相邻。

• 长生堂位于中山大道1054号，是一家专门经营美发美容的企业。1911年，扬州剃头匠张聚年在汉口法租界开了一家美发厅，取名“长生堂文武理发馆”。旧社会所说的“文武理发”意思是将传统的理发与推拿按摩融为一体，匠师除了对顾客剃头修发外，还提供推拿服务。长生堂的外观为一栋三层浅黄色小洋楼，复古的白色门头，室内铺设进口地砖、大理石的工作台板，16把理发铁椅子每把都配动物图案的狗皮垫子，据说价值8000块大洋。椅子前的镜子带镂金边框和繁琐图案，再配上紫罗兰色的欧式风格窗帘。当年到长生堂理发的顾客，主要是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租界内外籍人员和海军兵士。当时的省主席、督军司令夏斗寅、蒋介石、汪精卫及他们手下的将领是这里的常客，还有汉剧大师陈伯华也于此理发。长生堂曾设计的"惠莲丝头"曾席卷全国，在当时中国电影界中颇为风靡。

• 中央大戏院，初名“威严大戏院”，1918年开设于福熙将军街口（今胜利街蔡锷路口），为西班牙人拉木斯创办并经营。1930年出让给意大利商人鮑特，更名“中央大戏院”；抗战爆发后，改名“九重天”电影院，曾是当年一张电影票卖两块半大洋。1945年至1948年期间，“武汉文艺社”在此上演《野玫瑰》、《记者春秋》等剧，“骆驼剧团”演出《复仇》、《新官上任》等剧。1949年曾名“解放军大戏院”，后更名“解放电影院”。中央大戏院至今已有逾百年历史，依托历史建筑本身放映皮影戏、老电影，还拟开设民国特色的交谊舞厅，是老汉口们都非常熟悉的、武汉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老牌电影院之一。

• 德明饭店，今江汉饭店，位于汉口蔡鄂路口、胜利街与中山大道交接的半岛形地段，是武汉最早的由洋人开办的旅店。1900年，清政府修建京汉铁路，作为这条铁路终点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也同时兴建。法国商人圣保罗于1914年开始在当时法租界内筹办修建一座饭店，并聘请一对犹太人夫妇为饭店总设计师，于1919年才完工建成并开业。因饭店地处京汉铁路终点站，遂据英文（terminus）之意起名“德明”。据《湖北省外事志》及《武汉文史资料》等书记载，德明饭店为当时汉口旅馆之冠，多为外国人及高等华人长期包租。蒋介石、程潜等国民政府要员以及胡适，徐悲鸿，齐白石，梅兰芳等社会文化名流也都曾下榻这里。[6]

圣母无原罪堂

• 汉口圣母无原罪堂，又名汉口“法国堂”，是一座位于法租界内专供外侨使用的小型天主教堂。该堂建于1910年－1911年，奉无染原罪圣母为主保圣人，位于汉口法租界内的大法总理街（今车站路25号）。堂区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1910年，湖北东境教区的田瑞玉主教委任法籍教士丁寿(Amedeus Tissot de Merona)负责修建此堂。教堂占地300余平方米，平面呈拉丁十字形，内部装饰为哥特式，华丽精美，天花为蓝色饰白色满天星。建堂造价银1.2万两。1924年—1925年，汉口教区于教堂右侧修建了账房（经理处），成为华中地区天主教的经济中心。
• 汉口警世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建于1928-1930年，高四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