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法租界

天津法租界内最早的建筑合众会堂

1861年6月2日，法国政府和清政府签定《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条款》，划定法国租界在天津的范围：在英租界北邻确定了位置，但比天津英租界更加靠近天津城，面积为439亩[4]。

天津法租界刚刚开辟时，中国对外贸易并不兴盛，在1861至1870年间法租界一直处于荒废状态[5]。当时到天津经营的外国商人主要居住在天津城东门外三岔河口的宫北大街以及天津英租界内的少量住宅[3]。这一时期，法国驻天津领事馆虽在1861年1月建立，但未设立在法租界内，而是在位于三岔河口的望海楼行宫的旧址办公，并拆掉了旁边的崇禧观，用于建造教堂[3]。当时，天津法租界内甚至没有任何法国官方机构，只有一个供英美侨民使用的合众会堂[3]。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在津外国侨民纷纷移居至租界内，天津英租界首先得到开发经营。

义和拳运动破坏后的法租界航拍图。

天津租界的较大发展始于1870年，但由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国力不振，天津法租界虽然开始起步发展，但仍不如天津英租界发展快，直到1880年代才开始着手进行市政建设。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愤怒的天津民众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并烧毁位于天津城东的外国教堂及法国领事馆。事后心有余悸的外国侨民们认为，入居租界要比在华界杂居安全得多，因而纷纷迁入租界，客观上促进了法租界的发展。[1]天津法租界在历史上共有两次扩展。1900年，天津法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今南京路一带），使该租界面积扩展了4倍，达到2360亩。1916年，法租界向老西开扩张的行动引发天津市民的强烈抗议，发生了老西开事件。

1901年巴士底日裝飾。

1901年巴士底日閱兵。

1900年以后，由于海河航道得到疏浚，同时挖出的泥沙又填平了各国租界中的大片沼泽，使得天津的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天津法租界的商务活动也趋于繁盛，民国初年，天津法租界内兴建了众多精美的欧式建筑。1912年，壬子兵变，华界的北门外大街、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遭到士兵抢劫、毁坏，华人商业大批转移到法、日租界，在法租界内主要集中在杜总领事路（梨栈大街，今和平路）。在中国北方传教的天主教会各大修会的账房—遣使会的首善堂、耶稣会的崇德堂、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普爱堂以及法国立兴洋行、英国先农公司、比利时仪品公司等各国企业纷纷在这一带进行房地产投资，买地盖房出租。1920年代，在法租界内的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陆续建成天津劝业场、天祥商场、泰康商场等商业设施，以及国民、惠中、交通三大饭店和渤海大楼、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大楼等众多整齐美观的西式建筑，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业中心。当时，天津的中外上流社会人士主要聚居在天津英租界今五大道区域，而劝业场一带则成为他们进行消费、娱乐的区域。

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等。1945年，国民政府在对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法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国租界全部收回。

原法国公园

天津法租界整个区域的城市规划，反映了欧洲传统的古典主义手法，以轴线和街心公园为规划控制重要点。其轴线控制的主要街道是营口道、赤峰道、滨江道，这里至今仍是天津市的商业中心。区内的街道大多是笔直的，每条街道的端部都有高大的建筑作为底景，沿街建筑的体量较大，道路较宽，注重强调区内的豪华、宏伟的气氛。沿街的公共建筑质量也比较好，如大型的饭店、银行、商场。

劝业场是法国租界的中心，并逐渐成为天津的中心。它建于1930年代，代替了旧天津的商业中心——估衣街。而“劝业场”也逐渐由建筑衍生为地名，泛指滨江道和和平路交叉口附近的公共建筑群。劝业场商业区的规划方法，使这里自然地发展成为天津的商业中心。在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处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惠中饭店、交通饭店、劝业场、兴业银行，使之成为天津当时的高层密集区。这样既形成了和平路由日本租界到法国租界的高潮，又构造了滨江道商业街的大门。滨江道的底景是西开教堂，它作为一个收尾，使这条商业街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

法租界内的单体建筑多采用传统古典的比例和细部，增加了区内的法国情调，同时法租界内也有部分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位于法租界海河岸边的天主教紫竹林圣路易堂，具有文艺复兴晚期建筑的典型风格，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艺术的积极因素，建筑风格和谐开朗，布局条例次序，不仅雄伟有力，而且活泼轻松，给人以亲切悦目之感。……紫竹林教堂为青砖木结构，再饰以中华的传统砖雕，巍峨典雅。[6]

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开始在老龙头桥上游修建了宽19.5米、限载20吨的双叶立转开启桥跨——万国桥（今解放桥），因此法国人修建并沟通法租界与老龙头火车站，因此也曾叫“法国桥”。各国租界的工部局都作为董事会下设相应电务、水道、卫生处等。租界的市政导向促进了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和管理体系的设立与发展。此后，由于民族实业家及外商不断投资市政和公用事业，使天津自来水、电灯、邮政事业等相继得到发展。这些公用设施的创办以及相应的管理，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7]

在法租界的劝业场一带集中了大批各种各样的商店，成了天津租界地区中最繁盛的区域。同时，作为繁华的市区，这些法租界又是饭馆、酒店、戏院、电影院十分密集的区域。在天津法租界中，大小饭馆曾达60余家，戏院、电影院曾达20来家，为全市影、剧院的半数以上。[1]

• 盛锡福帽庄、天祥商场泰康商场、美丰洋行、天津海关、启新洋灰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办事处、公懋洋行、兴隆洋行、安利洋行、慎昌洋行、巨利洋行、立兴洋行、美古申洋行、英国先农公司、比商仪品公司均位于法租界内。

虽然，法商洋行实力不如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英商洋行，但其多专营铁路器材和高档奢侈品，后期一度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奢侈品市场[2]。

当时天津租界内的金融街贯穿法租界和英租界，因此天津法租界内银行云集，如盐业银行、朝鲜银行、东莱银行、大陆银行、北洋保商银行、东方汇理银行、中法工商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裕津银行、聚兴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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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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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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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邮政储金汇业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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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东方汇理银行

由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局势动荡，而法租界内则相对安定，因而法租界内成为诸多政客的避难场所之一，而法租界较天津其他国家专管租界相比，最突出的地方是如劝业场、渤海大楼等公共建筑密集。

天津报业中最著名的两份报纸《大公报》和《益世报》，也有着深厚的教会背景。《大公报》由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法租界创办，其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而《益世报》则是由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比利时人雷鸣远于1915年创办，这份报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以“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为宗旨。到20世纪30年代，洋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达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教会背景。[8]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界初，随着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9]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达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拥有一份报纸。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10]

从租界向外延伸的报刊事业的繁荣，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的中心，同时对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助益。报刊发行的繁荣昌盛，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大公报·文艺》、《益世报·语林》等报纸副刊，为当时在天津的许多作家、文学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们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氛围。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为背景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访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为背景。[11]

英国伦敦会设立在天津法租界的新学书院

法租界内曾开办过多家学校，其中绝大部分与教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新学书院、法汉中学、圣若瑟女校、圣路易学校等。

• 国民饭店
• 裕中饭店
• DD饭店
• 交通饭店
• 惠中饭店
• 法国俱乐部
• 中国大戏院
• 权仙电戏园

• 马大夫纪念医院

• 天主教西开总堂
• 天主教紫竹林圣路易堂
• 卫理公会维斯理堂
• 伦敦会海大道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