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附属地神社列表

海外神社指位于日本国以外的神社，大致最早出现于明治时代。而随着明治政府推行神道国家化，将神社作为祭祀国家神祇的公共设施，由政府部门管理，海外神社也并不例外。[2]^:106

海外神社依照设立时代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到190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止，第2阶段为1905年一战之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3阶段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第1阶段海外神社数量较少，第2阶段数量有所增加，前两阶段主要是民间的信奉者（氏子和崇敬者）为寻求护佑而设立的神社；第3阶段的神社多以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为主祭神，体现较强的国家神道特色，对海外领地也兼有统治手段的作用。即使是同一个神社，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逐渐国家神道化的例子，如朝鲜神宫（1912年）。不过在第3阶段也有不少民间自发建立的神社，具有代表性的是满蒙开拓移民所修建的神社。在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时，海外神社共649座，其中位于满洲的有290座，有97座是满蒙开拓移民建立。[2]^:107-113

东清铁路时代，其铁道附属地的行政权已经被俄国获取。1896年，中俄签订《中俄密约》，其中约定成立华俄道胜银行以建设后来的东清铁路。在此后华俄道胜银行参与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中，规定东省铁路公司可以获取“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并且“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从而掌握了东清铁路附属地的修筑、经营的权利和在铁路附近开矿、办厂的权利。[3]^:207[4]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以维持交战地区居民秩序为由，在各地设置了军政署以统管行政。此后日本依据《朴次茅斯和约》，获取了长春以南的东清铁路及附带的一切权益；进而在《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令清政府承认了《朴次茅斯和约》中日本所获得的东清铁路南段权益。1905年10月，日本撤销军政署，以关东都督府管理关东州和南满铁道附属地的行政。为了经营满铁附属地，日本在1906年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于1907年4月开始运营，并接管满铁附属地的除警察权以外的行政。1937年11月，随着日本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的撤销，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也转交给满洲国政府。[3]^:207,208

满铁从俄国获取南满铁道时，其附属地约有182平方公里，至1930年已扩张到371平方公里。在主业铁路运输业之外，满铁还运营矿业、水产业、电气、仓库业等行业。日本积极地建设满铁附属地并向满铁附属地移民。1908年时，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居民有28,660人；1914年时有51,845人；1923年为89,048人；1929年时为108,803人。而这四个时期，满铁附属地的日本居民分别占前述总人数的41%、61%、81%、86%。可见这一时期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入殖以满铁附属地而非关东州为主。[3]^:208

截至1937年满铁附属地行政权转交满洲国政府时，居民人口最多的附属地依次为抚顺（11.1万人）、奉天（9.3万人）、安东（7.7万人）、新京（6.5万人）、鞍山（4.2万人）、四平街（2.1万人）等；而日本人居民数最多的依次为奉天（7万人）、新京（3.4万人）、抚顺（2.5万人）、安东（1.6万人）、鞍山（1.1万人）、四平街（6千人）等。此时各满铁附属地中，仅奉天和新京附属地居民以日本人为主，其余附属地中国人居民都较日本人为多。[3]^:208,209

满铁附属地神社的行政最初仅有1910年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的通牒作为依据。1922年（大正11年）5月，日本政府在第262号敕令中明确了关东长官的权限，以此为前提，关东厅在同年10月颁布了第78号关东厅令《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神社规则》，规定满铁附属地的神社事务作为关东厅的行政事务管理，具体而言，由警察署长管理。满铁附属地的警察权直至1937年11月一直归属于关东州。[3]^:212

关于在满洲国境内的神社，日本政府在1936年发布第8号外务省令《在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神社规则》进行管理，但直至1937年11月，该规则不适用于满铁附属地神社。[3]^:212,213

尽管1937年11月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转移给了满洲国政府，作为保留条项，神社行政权与教育行政权、兵事行政权仍由保留在日本一方。因此神社由日本政府的关东局管理。日本政府在1937年第680、681号敕令中规定满铁附属地的神社事务归属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教务部门管辖；1940年第268号敕令中规定，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下属的关东局设置在满教务部，管理附属地神社事务。[3]^:212

满铁附属地内的公园属于管理权移交范围，但位于公园中的神社境内的管理权不移交给满洲国政府。奉天春日公园（奉天神社使用）、柳町游园（稻荷神社使用）、抚顺南公园（抚顺神社使用）这三个公园则因为全境被看作神社用地而不做移交。[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