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膏

學者陳明仁論述，最早明確提到「番膏」一詞的史料可能是清朝官員胡傳[9]，他於清光绪十八年（1892）在台任官時所撰《臺灣日記與稟啟》記述到埔里地區殺害生番後，將肉割下賣錢，並提到將遺體骨頭煎熬成「番膏」，其售價相當昂貴，即便官府明令禁止這種行為，但民眾仍爭相恐後去買[10][11]。

學者王泰升認為，清朝文獻上「民」、「番」兩個字是專指不同族群，民人就是台灣漢人，番人就是原住民，在胡傳在有關番膏的記載中，明確提到「民殺番」一事，即指漢人殺原住民製成番膏。[13] 1903年8月埔里烏牛欄的牧師曾持衡寫下《臺南府城教會報》「埔社消息」一文，其中描述生番出草後被當地人仇殺，眾人分其番肉和其他遺體部位之情節。當地人認為「番肉」是「真好食」，可以滋補身體；「番心」是可以做成藥物的，而且在治療心氣病一事上，乃有所效果。「番膽」可以用作治療刀傷與槍傷的藥物。若是將骨頭熬成膠，「番膏」則是可以用作治療寒熱病。因此，對於當地人來說，生番遺體除了部分內臟和頭髮沒有用處外，都有用途，並認為殺死一名「生番」，勝過獵到幾頭鹿。[14]

在1895年馬偕博士的回憶錄中，他提到臺灣原住民出草以及與漢人的衝突，並描述原住民的獵頭者遭到捕獲時的情況[註 1]。馬偕曾經看到而清朝官府公開處刑的「生蕃」，其遺體被圍觀的數十人分屍，當作是食物或藥物取走，他在回憶錄提到「生蕃若是在內陸被殺，通常其心臟，是會被人當作食物來吃；而其骨頭，則是因為要當作治療瘧疾的特效藥物，所以會『被煮成膠』」[15]。

於1895年至1898年間，為臺灣總督府工作的日本人佐倉孫三，曾經見到因為「生番」出草而被漢人報復仇殺，漢人對生番遺體的發洩性舉動。他於1903年以漢文寫成的《臺風雜記》一書中表示，當地的漢人將遭擊斃的「生番」的腿肉割下，然後投入「釜中羹之」。[16]

任職於臺灣總督府臺南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官的日本人片岡巖，在出版於1921年2月10日的《臺灣風俗誌》一書中，亦記有關於「番肉」一事。 [17]他表示，住在南投廳埔里社以北鄰接「番地」的漢人，如果「殺一個番人」，舉的住民，都會前來慶祝。他們會將首級揷於槍尖上遊行。該隊伍亦會「應他邀請去遊行」。至於遺體，則是會被該地住民「寸斷煮熟」，且被「切片分給每一個人吃」。[18]片岡巖指出，該地住民之所以吃「番肉」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番人悍兇」，且視漢人為仇敵，也常出草之故。[18]

除了日本人以外，記者及曾為美國駐臺領事的達飛聲，在出版於1903年的《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英語：）中談論1880年代末期至1890年代初期的清政府與大嵙崁原住民間的戰爭的段落後認為：「清政府在遣兵攻打「生番」期間，漢人竟在市場上公開販售生番肉，這實在駭人聽聞」，他認為「⋯⋯是根據古早迷信，堅稱吃生番肉穩當強身固精，勇氣百倍，所以有些人以這種理由當作這種吃食習慣的藉口⋯⋯這種理由是禁不起檢驗的，詳細思量，只不過是食人文化（cannibalism）的餘孽⋯⋯1891年山區戰亂期間，生番肉與豬肉一樣，裝於竹籃，公然在大嵙崁市場，當著外國人在內的所有人面前販售甚至有被外銷到廈門販售的情形。靠近山區邊界的漢人小村常販售這種『肉』，毫不避諱到該村的原住民會當場看到。」[19]

英國傳教士甘為霖也提到埔里的平埔族巴宰族婦人，因丈夫被生番所殺，也把生番遺體給煮來吃報復，台灣原住民出草後也會把割下來的首級，與粟米、小米一同放入鍋中烹煮，並認為食用這類可增加勇氣，來抵抗外來者，另外生番部落則將腦漿製成的膏狀食品，視為招待貴賓的食物[20]。馬偕也目睹大溪山區原住民食用漢人腦漿，發洩仇恨的情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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