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普朗塔尔

1940年8月13日，维希法国法兰西大东方社解散后，[3][5]普朗塔尔于1940年12月16日写信给菲利普·贝当元帅，表示愿意为通敌政府提供服务，提到“可怕的共济会和犹太阴谋”。[6]1941年4月21日，普朗塔尔写信给巴黎警察局，称其所在的法国国家复兴组织（French National Renewal）将接管位于巴黎马勒塞布大街22号1楼的空置房产，“目前该房产出租给英国犹太人夏皮罗（Shapiro）先生，他目前正在英国武装部队中与同伴并肩作战。”[7][8]到了1942年，普朗塔尔想成立另一个协会，即阿尔法－加拉特斯，该组织禁止犹太人加入，但德国占领当局拒绝批准。[3][4]

阿尔法－加拉特斯的章程于1942年9月21日订立，出版了一本名为《征服—为了一个年轻的骑士》（Vaincre-Pour une jeune chevalerie）的期刊，[3][4]从1942年9月到1943年2月，共出版了六期，其中包含反犹太主义和反共济会议题。因普朗塔尔无视德国当局对组建阿尔法－加拉特斯的禁令，因此被捕入狱服刑四个月。[3][9]

巴黎警察局的克劳德·查洛特（Claude Charlot）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60 Minutes）纪录片中表示，阿尔法－加拉特斯“只有四名正式成员”。[10]根据警方1945年2月13日关于阿尔法－加拉特斯的一份报告，该组织最多只有50名成员，成员们在评估协会主席皮埃尔·普朗塔尔并发现这不是一家严肃的组织后，便纷纷离开。[3]

法国解放以后，皮埃尔·普朗塔尔试图将阿尔法－加拉特斯转变为一个抵抗组织，并于1947年尝试组建“拉丁学院”。[11]

1951年7月8日，他加入了共济会法兰西大东方社。[12]

1951年普朗塔尔与Anne-Léa Hisler（1930–1970）结婚。他们住在法国东南部靠近瑞士边境的阿讷马斯，[3][4]直到1956年两人离婚。与此同时，普朗塔尔在查诺温制表公司（établissements Chanovin）担任绘图员。1972年，他迎娶了蒙托邦的安妮·玛丽·卡维尔（Anne Marie Cavaille）。[13]

1956年6月25日，皮埃尔·普朗塔尔和安德烈·博诺姆（André Bonhomme）在圣于连昂热讷瓦合法注册了一个新的协会，名为郇山隐修会（Priory of Sion），总部位于靠近日内瓦附近的阿讷马斯。该组织致力于支持在阿讷马斯建造廉价住房，并通过其期刊《Circuit》[3][4][5]批评当地政府。名字中的“Sion”并不是指古老的以色列土地，而是指当地的一座同名小丘－Mont de Sion。根据其章程，该组织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休养中心。[3][4]该协会于1956年12月解散。

1958年，普朗塔尔回到巴黎，在1958年5月法国政变（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他积极支持戴高乐将军，在巴黎成立了自己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称为“中央委员会”），并自称“韦队长”的名字，宣称这是雅克·马絮将军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官方委员会的一部分。[14]戴高乐不支持任何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存在，给予阿尔及利亚自由选举，该国最终于1962年获得独立，并得到戴高乐的支持。[15]

1961年，作家热拉尔·德塞德（Gérard de Sède）在《黑与白》（Noir et blanc）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诺曼底日索尔城堡的文章，文章与罗杰·卢霍伊（Roger Lhomoy）的说法有关，自1946年以来，罗杰·卢霍伊声称这里藏有圣殿骑士团的宝藏。普朗塔尔阅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信给德塞德，后来与他合作于1962年出版了《圣殿骑士在我们中间》（Les Templiers sont parmi nous，ou，L'Enigme de Gisors）一书。[16]该书中再次出现了郇山隐修会（Priory of Sion）的名字。

1962年，作家罗贝尔·沙鲁（Robert Charroux）出版了《世界珍宝》（Trésors du monde）一书，讲述了诺埃尔·科尔比（Noël Corbu）的故事，他声称19世纪的牧师贝朗热·索尼埃（Bérenger Saunière）在雷恩堡村发现了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的宝藏。[17]这激发了普朗塔尔就这一主题写自己的书，但由于找不到出版商，他的手稿被热拉尔·德塞德大量改写，最终出版了1967年的《雷恩堡的黄金》（L'Or de Rennes）一书。[18][19] 这本书改编了科尔比的故事，以符合普朗塔尔关于墨洛温国王达戈贝尔特二世家族存续的说法，而普朗塔尔自1964年开始声称自己是达戈贝尔特二世的后代，并开始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存放虚假文件，讲述郇山隐修会的秘密历史。

这些郇山隐修会的文件包含了虚假的家谱，将普朗塔尔的家谱与路易·索雷尔（Louis Saurel）在法国杂志Les Cahiers de l'Histoire Number 1（1960）上的一篇文章中发现的另一个家谱相关联。.[3][4][5][20]普朗塔尔最初声称这些家谱是由埃尔韦医生（Doctor Hervé）和皮雄神父（Abbé Pichon，1828–1905年，一位历史人物）应拿破仑·波拿巴的要求编写，拿破仑是从西耶斯神父那里得知了关于墨洛温家族幸存的消息。[21][22]普朗塔尔补充道，巴黎圣克罗蒂德圣殿的前牧师皮埃尔·普朗塔尔神父（谎称他们有亲属关系）于1939年3月18日起草了达戈贝尔特二世家族的家谱，后来声称皮雄神父是弗朗索瓦·德隆（François Dron，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人物，钱币学家）的化名。

在20世纪80年代当让-吕克·肖梅伊（Jean-Luc Chaumeil）指出普朗塔尔所谓的家谱是对1960年路易·索雷尔文章的虚构改编时，普朗塔尔发布了一张日期为1960年4月14日的“支票”，显示他的前妻Anne-Léa Hisler已因《Les Cahiers de l'Histoire》中的文章获得报酬，因此声称她是原作者。[23]

20世纪60年代的隐修会档案对郇山隐修会的历史进行了修订，声称它是由戈弗雷·德·布永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创建的，以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命名，并将其与一个真正的历史修道院－锡安圣玛利亚修道院混为一谈。

德塞德的书最著名的是复制了两张“羊皮纸”，据称是由贝朗热·索尼埃发现的，暗示了达戈贝尔特二世家族的幸存。然而，在1967年出版《雷恩堡的黄金》之后，普朗塔尔和德塞德因图书版税而争吵，普朗塔尔的朋友兼同谋菲利普·德舍里塞（Philippe de Chérisey）宣布他伪造了“羊皮纸”。但正是由于德塞德的著作《雷恩堡的黄金》的成功，皮埃尔·普朗塔尔作为雷恩堡秘密的守护者而声名鹊起。

到1978年，普朗塔尔开始声称，他的祖父曾在雷恩堡见过贝朗热·索尼埃，索尼埃的真正财富来源是附近雷恩莱班教区牧师亨利·布代（Abbé Henri Boudet）。[24]

1967年，当“羊皮纸”最初发表在热拉尔·德塞德的著作《雷恩堡的黄金》中时，据说有四张羊皮纸最初是由索尼埃在他的教堂中空的柱子中发现的。亨利·洛比诺（Henri Lobineau）在《莱茵河之谜》（L'Enigme de Rhidae，1964年）中表示，索尼埃发现了带有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王室印章的文件，并提供了一份皮雄神父于1805年至1814年使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现的文件绘制的达戈贝尔特二世的家谱。羊皮纸上说，墨洛温家族是便雅悯支派的后裔，达戈贝尔特二世在雷恩城堡藏了一份“该死的”宝藏。[25]

1965年的一份郇山隐修会文件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阐述，称索尼埃在雷恩堡的前任牧师之一－安东尼·比古神父（Abbé Antoine Bigou）在1790年发现了侯爵夫人玛丽·德·内格里·达贝勒斯（Marie de Negri d'Ables）在1781年1月17日临终前发现雷恩城堡的秘密后，藏在支撑教堂祭坛的中空柱子中的羊皮纸。羊皮纸共有四张，其中两张在热拉尔·德塞德即将出版的书中复制（其内容在1965年的这份文件中有所描述），另外两张包含比古神父（从1548年至1789年）和亨利·洛比诺（从1780年至1915年）制作的家谱。[26]

1982年，作家迈克尔·拜金特、理查德·利和亨利·林肯出版了《圣血与圣杯》。它成为了畅销书，并宣传了普朗塔尔的郇山隐修会的故事，认真对待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郇山隐修会文件的内容。这本书为故事增添了一个新的元素，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实际上是历史中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馬利亞的后裔，而隐修会（及其军事分支，圣殿骑士团）的目的是保护耶稣血统的秘密[27][4]皮埃尔·普朗塔尔被假设为耶稣基督的直系后裔。

1982年2月，普朗塔尔在法国电台采访中否认了《圣血与圣杯》是虚构的，[28]后来甚至否认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郇山隐修会的文件是虚假和无关的。[27][4]

1989年的一份郇山隐修会通告[29]称罗杰·帕特里斯·佩拉（Roger-Patrice Pelat）为郇山隐修会的宗师。佩拉是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朋友，也是法国总理皮埃尔·贝雷戈瓦受贿丑闻的中心人物。普朗塔尔的这一行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1993年10月，调查佩拉丑闻的法官对皮埃尔·普朗塔尔的房子进行了搜查。搜索没有找到任何与佩拉有关的文件，[30][31] 但发现了大量虚假文件，包括一些宣称普朗塔尔是真正的法国国王的文件。普朗塔尔在宣誓下承认他捏造了一切，包括佩拉与郇山隐修会的关系。[32][33]

普朗塔尔后来受到佩拉家族的法律诉讼威胁，从此消失在法国南部的家中。直到2000年2月3日普朗塔尔在巴黎去世，人们才再次听到他的消息。[34]他的遗体被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