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顿·斯特雷奇

吉尔斯·利顿·斯特雷奇（Giles Lytton Strachey）于1880年3月1日出生于伦敦克拉珀姆公地 Stowey House，是英国殖民地武装部队军官理查德·斯特雷奇（Richard Strachey）中将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简·格兰特（Jane Grant，女性选举权运动 的主要支持者）的第五个儿子和第十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得名于16世纪初的吉莱斯·斯特雷奇（Gyles Strachey）和第一代利顿伯爵，后者是理查德·斯特雷奇的朋友，在1870年代末担任印度总督。利顿伯爵也是利顿·斯特雷奇的教父。[2]斯特雷奇家共有13个孩子，其中10个活到成年，包括利顿的姐姐多萝西（Dorothy）和最小的弟弟，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

当利顿四岁时，这家人从Stowey House搬到肯辛顿花园以北的兰开斯特门（Lancaster Gate）69号。[3]这是他们的家，直到20年后理查德爵士退休。[4]斯特雷奇夫人是语言和文学的爱好者，从小就让她的孩子们表演自己的戏剧和诗歌。她认为利顿有潜力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因此她决定他要接受尽可能最好的教育，以便“受到启发”。[5] 到1887年，他开始学习法语，并将终生欣赏法国文化[2]。

斯特雷奇在一系列学校接受教育，开始于多塞特郡普尔的帕克斯通（Parkstone）。这是一所小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斯特雷奇的演技超过其他学生；在塑造女性角色时特别令人信服。他告诉母亲，他非常喜欢在现实生活中打扮成一个女人来迷惑和娱乐他人[6]。

1893年，斯特雷奇夫人决定让儿子开始接受更为严肃的教育，将他送到德比郡罗彻斯特的阿伯特绍姆学校（Abbotsholme School），那里的学生每天都要做体力活。斯特雷奇的体质一直很弱，他反对这一要求，几个月后他转学到利明顿公学（Leamington College），在那里他成了野蛮欺凌的受害者。[2][7] 然而，理查德爵士告诉他的儿子“咧嘴笑，忍受这种小欺负”。[8]斯特雷奇最终适应了学校，成为了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20世纪60年代，学校的四所“堂”（houses）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利明顿度过的三年里，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也有所改善，尽管各种疾病仍在困扰着他。[9]

斯特雷奇兄弟姐妹：马乔丽、多萝西、利顿、琼、奥利弗、迪克、拉尔夫、皮帕、埃莉诺、詹姆斯

1897年，当斯特雷奇17岁时，斯特雷奇夫人决定让他离开中学，进入大学，但因为她认为他太年轻了，不适合牛津大学，她决定他应该先去一所较小的学校，即利物浦大学。在那里，斯特雷奇与现代文学教授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交了朋友，后者除了是他最喜欢的老师外，还成为他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在他上剑桥大学之前，.1899年，斯特雷奇参加了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奖学金考试，想要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考官们认定斯特雷奇的学业成绩并不突出，并被他的“害羞和紧张”所震惊，[10]他们建议牛津大学林肯学院是更合适斯特雷奇的机构，而斯特雷奇夫人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于是决定让他去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1]。

1899年9月30日，斯特雷奇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录取[12]。1900年和1902年获得Exhibitioner和Scholar奖学金。1902年，他获得了英国诗歌校监奖章（Chancellor's Medal for English Verse）[13] 1903年6月，他在历史Tripos考试中获得二等奖，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然而，他并没有离开三一学院，而是一直呆到1905年10月，撰写一篇论文，希望能为他获得研究生奖学金（fellowship）[2]。斯特雷奇经常生病，不得不多次离开剑桥，从影响他的心悸中恢复过来[14]。

斯特雷奇在剑桥的岁月是快乐而富有收获的。在三一学院的新生中，有三位很快就与斯特雷奇联系密切：克莱夫·贝尔、伦纳德·伍尔夫和萨克森·悉尼·特纳（Saxon Sydney-Turner）。加上另一名在校生A·J·罗伯逊（A.J.Robertson），这些学生组成了一个团体，名为“午夜社团”（Midnight Society），贝尔认为，该团体是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源头[15]。在剑桥的其他密友还有索比·斯蒂芬，通过他又结识了他的姐姐瓦妮莎·贝尔和妹妹弗吉尼亚·伍尔夫。

斯特雷奇还属于剑桥使徒，阿佛烈·丁尼生、阿瑟·哈勒姆（Arthur Hallam）、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和约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曾经属于该会。使徒们制定了一个精英主义的“高等鸡奸”（Higher Sodomy）理论，将精英的同性恋行为，与“普通”男子的同性恋行为区分开来[16]^:20–23。在这些年里，斯特雷奇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大部分被保存下来，其中一些在当时发表。斯特雷奇还结识了其他对他有重大影响的人，包括狄金逊（G. Lowes Dickinson）、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沃尔特·兰姆（Walter Lamb，画家亨利·兰姆的兄弟）、乔治·马洛里、伯特兰·罗素[17]和乔治·爱德华·摩尔。摩尔的哲学认为，“至善”（summum bonum）在于实现高质量的人性，体验愉悦的精神状态，而通过思考伟大的艺术作品来强化体验，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影响[2]。

1903年夏天，斯特雷奇申请了教育部的一个公务员职位。尽管他的任课老师给他写了推荐信，表明他在剑桥很受尊重，但他未能获得任命，决定在三一学院申请研究生奖学金[2]。从1903年到1905年，他写了一篇关于18世纪印度帝国主义者沃伦·黑斯廷斯的400页的论文，但这篇论文未能使斯特拉奇获得研究生奖学金，导致他返回伦敦[2]。

1932年1月21日，斯特雷奇死于胃癌，享年51岁。据报道，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是快死了，那我就不想太多了。”[21]

尽管斯特雷奇与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公开谈论自己的同性恋，并与包括拉尔夫·帕特里奇（Ralph Partridge）在内的多个男人有过关系，但直到1960年代末迈克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出版斯特雷奇传记后，斯特雷奇的性生活细节才广为人知。

多拉·卡林顿和斯特雷奇

画家多拉·卡林顿（Dora Carrington）和斯特雷奇有着一生的、开放的、充满爱意的柏拉图式的关系。他们最终在哈姆建立了一个永久的家，卡林顿在那里作画，斯特雷奇在那里教她文学。[22]1921年，卡林顿同意嫁给拉尔夫·帕特里奇，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确保三方关系。帕特里奇最后与另一名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弗朗西丝·马歇尔（Frances Marshall）建立了关系[23]。斯特雷奇死后不久，卡林顿自杀了。帕特里奇于1933年与弗朗西丝·马歇尔结婚。斯特雷奇主要对帕特里奇以及其他各种年轻男性感性兴趣，[24]包括与罗杰·森豪斯（Roger Senhouse，后来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的负责人）的秘密关系虐戀关系[25]。斯特雷奇的信件由保罗·利维（Paul Levy）编辑, 于2005年出版。[26]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表示，在她的实验小说《海浪》（The Waves）中，“在内维尔（Neville）身上有利顿的影子”。在她的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中，圣约翰·赫斯特（St John Hirst）角色背后的灵感来源据说也是利顿。迈克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将斯特雷奇描述为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的《自我谴责》（The Self-Condemned）中塞德里克·富伯（Cedric Furber）背后的灵感来源。在刘易斯的小说《上帝的猿猴》（The Apes of God）中，他扮演的是马修·普伦基特（Matthew Plunkett），霍尔罗伊德将其描述为“对利顿的恶意扭曲和滑稽的讽刺”[27]。

E·M·福斯特在《莫瑞斯》的注释中说，小说中的剑桥大学在校生里斯利（Risley）是以斯特雷奇为原型。

在电影《卡灵顿》（Carrington，1995年）中，斯特雷奇由乔纳森·普莱斯饰演。[28] 该片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奖，而普莱斯则凭借其表演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在电影《格拉纳达之南》（Al sur de Granada，2003年）中，斯特雷奇由詹姆斯·弗利特（James Fleet）饰演。

在2015年迷你剧《广场生活》（Life in Squares）中，斯特雷奇由埃德·伯奇（Ed Birch）饰演[29]。

BBC广播三台2020年由罗宾·布鲁克斯（Robin Brooks）执导的《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Elizabeth and Essex）剧中，由西蒙·拉塞尔·比勒（Simon Russell Beale）饰演斯特雷奇。[30]

戈登广场51号蓝色牌匾

• 《法国文学里程碑》（Landmarks in French Literature，1912年）
•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1918年）
• 《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 Victoria，1921年）
• 《书与人物:法国与英国》（Books and Characters，1922年）
• 《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Elizabeth and Essex，1928年）[31]
• 《微型画像及其他》（Portraits in Miniature and Other Essays，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