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不應該再執意在平衡貿易赤字上，也不能再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來試圖保護或重建高薪製造業的工作崗位。他說：「那些因為全球化而成為失敗者美國人，也將會成為逆全球化下的失敗者，歷史並不能逆轉。(The very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among the losers of globalization stand to be among the losers of a reversal of globalization. History cannot be put into reverse)」[9]他譴責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下的政策，[10][11][12]但同時也呼籲降低貿易壁壘和促進自由貿易。[13][14]

2016年，他發表文章認為美國的經濟形勢很危急，說︰「正如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在 2015 年 12 月發表的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樣，，因為自殺、吸毒和酗酒的增加，國中年白人的預期壽命正在下降。」國家衛生統計中心報告也指，整個國家的預期壽命在20 年來首次下降。隨著底層90%的收入停滯、甚至是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個世紀，健康數據簡單地證實了美國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並不好。[15][16]

2014年12月，即將在2015年1月出刊的美國《名利場雜誌》刊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他在文中大膽預言「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以经济总量第一的姿态进入了2015年，并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又恢复了在人类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地位”，美國政府應正視「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出現。[17]不過亦有人認為需再晚點。[18][19]

斯蒂格利茨一直批評評級機構，稱它們是2008年金融危機中的罪魁禍首，指他們是在「執行煉金術」，將有問題的證券從F級轉換為A級[20]。

斯蒂格利茨認為僅僅依靠商業自身利益作為實現社會福祉和經濟效率的手段是一種誤導，相反他認為需要的是更強而有力的規範，更清楚地讓人了解什麼是可以接受，什麼是不可接受。世界需要更強有力的法律和法規，以確保那些不以符合規範方式行事的人會被追究責任。[21]

他指製造貿易戰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他建議中國對美國實施經濟制裁[22] 。他警告說，如果美國試圖提高關稅，中國可能會攻擊美國經濟和政治上易受到傷害的地方。他舉例說，如果中國因為貿易戰削減採購，那將導致脆弱但具有影響力的國會選區出現更多的失業。中國可以選擇在任何範圍進行經濟報復，例如使用貿易限制方式，來針對支持關稅的國會選區，造成政治上的嚴重痛苦[23]。他說︰「會是已受苦已久的美國普通民眾能忍受更長，還是在困難時期仍能實現6%以上增長的中國?」[24]

2018年他接受日經新聞採訪，指川普政權無視國際法，與中、日、韓等多個國家大打貿易戰，認為貿易爭端應通過世界貿易組織來解決，而不是隨意的經濟制裁。他又指以安全保障為由對鋼鐵和鋁産品加徵關稅是「開啟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因為如果以安全保障為名，那麼幾乎所有産品都可以成為對象。他認為中國啟動報復關稅是恰當的措施，更提議所有國家都應該一起告訴美國已經違反了國際法。在採訪中他甚至把美國比作「流氓國家」[25]。

斯蒂格利茨提出「自由貿易三原則」：

斯蒂格利茨認為，如果自由貿易協定不能符合這三個原則，就不應該簽署否則就會妨害國家社會的利益。斯蒂格利茨認為，自由貿易協定只對有錢人好，對其他人則根本只有壞處。批評者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的條文、簽署國的經濟體規模、經濟法規的自由度對等幾乎是不可能的，斯蒂格利茨等於間接反對自由貿易協定，因為斯蒂格利茨不敢以經濟學家的身分公開反對自由貿易協定。

斯蒂格利茨同時是新自由主義的堅定反對者，2020年4月撰文特稿「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認為新型冠狀病毒在很多國家的不受限蔓延帶有一種政治深層原因，因為有些領導人無法擺脫選舉金主對於經濟利益的優先視角而下達遵從科學的政策。其文中前所未有批判了新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福山，[26]並反諷其當年的書名歷史終結認為新自由主義發展已走上畸形道路給世界帶來真正「文明終結」後果：

• 新自由主義並不自由：因為在40年間形成了話語霸權，任何質疑論的學者都會被系統化排擠和被發動廣泛批判，所以諷刺在於新自由論者其實並不給別人自由。[27]
• 新自由主義並不民主：一個國家總統失去大財團青睞時就會遭到懲罰，资金撤出，例如美國选民得直面残酷的选择：要么向华尔街屈服，要么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其實华尔街比民众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力。同時新自由承諾的涓滴效應所有人得利，上面賺大錢後多少會向下流到最底層並未發生，太多國家民眾經歷了幾十年薪資凍結，所以造成民粹興起。[26]
• 新自由主義並不科學：一個最大惡性後果在於越來越多民眾覺得自己被騙[26]，而當初推薦這制度的是眾多菁英和專家，連帶使科學與專家這些名詞負面化，一股不信任科學與專家的風潮興起成為民粹，世界進入一個反理性的時代。

文章結論斯蒂格利茨基本還是相信自由民主科學，但必須是一種大幅改良的版本，一種監管與公平下的自由，一種兼顧多數人利益的民主，和重拾科學與理性的社會氣氛[28]。

1995年, 耶魯大學教授約翰·羅默（John E. Roemer）博士撰文表達了他對於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所寫的一本抨擊市場社會主義的書藉《社會主義向何處去？》（Whither Socialism?）的一些負面看法[30]。奧地利派經濟學家彼得·約瑟夫·博特克（Peter Joseph Boettke）博士於1996年亦撰文抨擊該書[31]。奧地利派經濟學家大衛·普里奇科特（David L. Prychitko）博士同樣於1996年撰文表示他認為該書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有着未經證實的預設立場、把新古典派和奧地利派各自所提出的一些理論混為一談和沒有解答不少與國家有關的政治學問題[32]及由著名經濟學家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博士等人所提出的一些與憲法有關的法學問題[33]。

2002年,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博士在〈關於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滿》的書評〉一文中抨擊了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一些看法及其表達方式，例如錯誤地指責美利堅合眾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二十世紀末強迫發展中國家接受華盛頓共識而忽略了後者本身已經有着強烈的推動經濟自由化進程的意願以致於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抨擊的事實、主張以擴張性財政政策來解決阿根廷所面臨的經濟危機、過份主張在各方面依賴國家及提出過於簡單化的觀點和方案[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