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密

在成体系的密宗形成之前，称为“雜密”的一些密法已经就傳入中國，最早見於三國吳黃龍二年（230年）竺律炎譯出《摩登伽經》，支謙譯《華積陀羅尼神咒經》，《無量門微密持經》，[1]和《金光明最胜王经》。

公元8世纪唐玄宗時代，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與不空來到中國，合稱“開元三大士”。三位密宗大師，在大唐皇室的扶持之下，於長安的大興善寺（位於今西安市）譯出大量密教經典，宏揚密法，成為唐密的開端。

善无畏在一行协助下，於洛阳大福先寺译出《大日经》，成為胎藏界密法傳入中國的開始。

唐开元八年，南印度密教高僧金刚智经南海郡、广州抵達洛阳，傳入金剛界密法。金刚智于开元十一年至十八年，先后在长安资圣寺、大荐福寺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等经四部。

其弟子不空曾奉师命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学习密法，在普賢阿闍黎座下受金剛界與胎藏界兩部密法灌頂。回中国后先后在长安、洛阳、武威等地译出《金刚顶经》、《金刚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等十一部，計143卷。《金刚顶经》后亦为密宗所依的主要经典。他们的传授以金刚界密法（智）为主。

在唐武宗會昌毀佛之後，因為失去皇室的支持，需縝密壇城布置與繁複儀軌教授的唐密傳承遭到斷絕，僅留大悲、尊勝、準提、穢跡等較簡明之獨部密法為大眾知悉。詳細儀軌在禪宗、淨土宗、華嚴宗等出家眾中隱密傳承下來。另外未受法難影響之唐密教法在日本以東密、台密傳承保存至今日。

清末民初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成前，大陸密宗轉復興盛。不少佛教人士赴東洋取經，重新學習東密、台密法門返華復興，包括有純密、顯蔭、慧剛、談玄、曼殊揭諦、又應、默禪、慧剛、海印、悟光、持松、大勇、談玄[2]等僧人，以及桂伯华、王弘願、程宅安、顧淨緣、江味農、陳濟博[3]、黃邦輝等居士。[4]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1987年於陝西省法門寺地宮出土包含唐密在內之唐朝文物，以致近代唐密熱潮興起，以持松法師的武汉宝通寺爲主要弘法道场。

香港有寶霞法師早年得福建僧人穢跡金剛法門秘法灌頂，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香港北角英皇道設立金霞寺作爲道場弘揚密法[5]。寬濟法師于公元2007年赴日高野山金剛峰寺獲得東密真言宗傳承，定期于青山莲池净院道場[6]。 開設结缘灌顶法会。

纯正密典的代表作，历代有“五部秘经”、“三部秘经”、“五经二论”等不同的说法。

唐密根源於南印度的如來藏學派，強調人本有清淨本性。

唐密的特色在於揉合胎藏界與金剛界兩個密宗流派為一體，傳統上，以開元三大士傳入的胎藏界《大日經》，與金剛界《金剛頂經》合稱二部大法，稱為「純密」，而稱以前所譯出的為「雜密」。「純密」與「雜密」的區分，見諸弘法大師空海的「三學錄」。主要的道場包括長安的大興善寺、青龍寺和扶風縣的法門寺。

在纯密传入中国的唐代，密僧们仍然保持着重视戒律的传统。而且为了适应密宗复杂的事相，规定实行密法咒术的次序仪轨，专门的密教律也应运而生。善无畏翻译了含摄密教戒律的《苏悉地揭罗经》与《苏婆呼童子请问经》[7]，并为《苏悉地经》作供养法，使之广泛流播。

印度宗教對密宗的影響甚鉅，例如「阿闥婆吠陀經」的咒術有治病法、長壽法、增益法、贖罪法、和合法、女事法、降服法、王事法、婆羅門法。後來，密宗的《苏悉地经》和《大日经》的增益、降服、息災三法，不但與「阿闥婆吠陀經」咒術的名稱相同，內容也無差異。《金剛頂經》又加入敬愛法與鉤召法，成為五種法。

密教的戒律稱為三昧耶戒[8]。“三昧耶”在梵语中，是“誓言”的意思，而广义的说，它有平等、本誓、除障、惊觉四种含义。

三昧耶戒的戒体是众生本有的清净菩提心；行相为法界无量万德；而戒相则为《大日经·具缘真言品》列舉的四種重戒。

此后，四重禁戒又發展成密教十重戒，在不同的經典里有不同的說法，但只是条文开合的不同，内容上并无太大区别。

　 总摄上说，漢傳密教三昧耶戒之戒相可歸納為如下十戒条文：

在《大日经疏》 卷九中，列举了违背三种违背三昧耶戒的重罪：

唐密以開元三大士為開宗者，三大士中，以不空的弟子最多，影響力也最大。

不空著名弟子有金阁寺含光，新罗慧超，青龙寺惠果，崇福寺慧朗，保寿寺元皎、觉超，世称“六哲”。而以惠果承其法系。惠果曾任代宗、德宗、顺宗三代“国师”。其弟子有爪哇僧辩弘、日僧空海等。[9]

唐密東傳日本真言宗（東密）以空海為開宗祖師，此外，又有最澄開創台密。

民國後多位大師前往日本學習東密，傳入中國大陸後亦或稱之為唐密，由此傳承的代表人物為持松大師。

• 民初顯密關係論述評 ──以密教弘傳浙江及其效應為視角（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