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陶塔斯·阿蘭塔斯

阿蘭塔斯出生於立陶宛西達布拉瓦斯的農村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他父親曾在美國短期工作，回國後設法在拉德維利什基斯附近的克里奧克奈村，購入一片80公頃（200英畝）曾是莊園的土地。[4] 他的弟弟阿爾吉爾達斯·雅克塞維丘斯長大後成為劇場導演。阿蘭陶斯曾是一位「」的學生，這個立陶宛語名詞的意思是：俄羅斯帝國頒布立陶宛書刊禁令期間，在立陶宛各地巡迴、秘密教育學生的地下教師。1912年至1923年期間，阿蘭塔斯就讀於希奧利艾文理中學；他在1919年時休學半年，以17歲之齡自願從軍，在立陶宛獨立戰爭中與西俄羅斯志願軍作戰。[4]阿蘭塔斯從六年級開始沉浸於文學之中，寫詩並參與立陶宛天主教青年組織「未來」。和許多立陶宛作家一樣，他用筆名發表文學作品，筆名則取自米尼亞河的支流「阿蘭塔斯」（立陶宛語：）。[1]

1923年，阿蘭塔斯進入立陶宛大學研習文學，卻因阮囊羞澀，而在一年後退學，並於普倫蓋擔任中學教師。[1]1926年，阿蘭塔斯進入法國蒙佩利爾大學重拾學業，於1929年畢業。[5]阿蘭塔斯的法語能力使其在1930年至1934年間擔任立陶宛通訊社法國分社社長。1934年至1939年間，阿蘭塔斯在立陶宛官方報紙《立陶宛迴聲報》擔任總編輯，並於1937年正式變更姓氏為「阿蘭塔斯」（立陶宛語：）。[1]1936年，阿蘭塔斯獲頒維陶塔斯大帝勳章，1939年再獲頒三星勳章。[4]

1930年代晚期，在安塔納斯·斯梅托納的獨裁統治下，執政黨立陶宛民族主義聯盟的青年翼「掌舵者」（立陶宛語：）控制了許多媒體與黨組織，包括報紙《掌舵報》、《》、《立陶宛迴聲報》的編輯權。民族主義聯盟黨主席多馬斯·塞塞維丘斯與秘書長喬納斯·史塔庫斯都是「掌舵者」思想的支持者。「掌舵者」與早期的立陶宛極端民族主義運動，如沃爾德馬拉斯運動等保持距離，並以「善意的反對派」自居。[6]「掌舵者」在意識形態上反猶太、反民主、反共產，支持極權主義並同情國家社會主義。他們認為，所有的政黨，都是「單一、不容質疑、絕對權威的元首」君臨統治一元化國家的障礙（參見領袖原則），用阿蘭塔斯的話來說，「掌舵者」認為民主主義是立陶宛年輕世代應該擺脫的「精神病」。[6]

阿蘭塔斯公開宣揚極權主義論調，支持毫無妥協、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7]例如，阿蘭塔斯曾在《掌舵》上發表文章，主張在《蘇聯－立陶宛互助條約》生效、维尔纽斯地区回歸立陶宛後，對該地區進行種族清洗。他以納粹德國為例，寫道：「德國人以完全機械性的過程，將格地尼亞變成該國最具德意志特色的城市，遷出原本的居民，再遷入新的居民。」[6]阿蘭塔斯也在其1940年出版的著作《民族前進》（立陶宛語：）中選錄他寫的文章，這是一本為斯梅托納獨裁政權辯護的著作。[7]他也譴責國際合作、支持孤立主義政策，並認為基於民族團結的民族自利主義是國家存亡的關鍵。[8]他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國民應該為國家犧牲，而非國家為國民犧牲。[7]

矗立於阿蘭塔斯故鄉西達布拉瓦斯的紀念碑。

1940年6月，蘇聯佔領立陶宛後，阿蘭塔斯逃往德國；妻子和兒子則留在立陶宛，並於1941年6月被蘇聯遣送至西伯利亞。[2]在德國，阿蘭塔斯受邀領導立陶宛行動前線的文化委員會，這是立陶宛流亡者的政治運動，期待在納粹德國協助下解放立陶宛。阿蘭塔斯是該組織的激進右翼成員，並支持籌組立陶宛國家社會主義黨。[9]普拉納斯·格納塔斯曾提議讓阿蘭塔斯擔任立陶宛臨時政府教育部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但被立陶宛民族主義黨阻止。阿蘭塔斯後來受任為維爾紐斯劇院院長[10]，他在三年任期中創作了3部劇本，其中2部得以上演。[1]1944年，阿蘭塔斯在蘇聯軍隊逼近時再次逃到德國，二戰結束後仍繼續流亡。1949年，阿蘭塔斯移民至美國底特律，在福特汽車公司車廠當低薪工人，做到1968年退休為止。[4]他懂法語和德語，卻苦於英語。[7]阿蘭塔斯的餘生都致力於文學創作，出版了幾部小說、短篇小說和1本詩集。[1]1967年至1971年間，阿蘭塔斯擔任立陶宛記者協會理事長[5]，該組織由海外的立陶宛媒體工作者組成。他曾有機會擔任立陶宛期刊編輯職務，但他婉拒了。[2]

流亡期間，阿蘭塔斯的觀點變得越來越深奧，體現在他的第1本小說《地獄光芒》（立陶宛語：）。為了尋求心靈上的庇護所，阿蘭塔斯開始美化波羅的異教與基督教化之前的立陶宛，並譴責基督教對立陶宛人的影響是外來的、強加的。他將立陶宛民族意識型態等同異教人文主義的回歸，並倡導一種獨特的世界觀。在這個世界觀中，立陶宛人在形而上學意義上，只承認波羅的異教主神普拉安茲烏斯，道德上承認立陶宛同胞之間的人道團結，政治上則承認「有能力則殺敵，無能則自取滅亡」原則。[11]移民美國後，阿蘭塔斯出版了2本非虛構作品。1976年，他撰寫論著，研究在立陶宛考那斯自焚、以抗議蘇維埃政權的中學生羅馬斯·卡蘭塔。1987年，出版《沿著歷史曲折前進的民族》（立陶宛語：），思考小國生存之道、立陶宛人的民族性格與國族認同、立陶宛游擊隊反蘇鬥爭的意義和價值；[1]此書於立陶宛獨立後，1992年重新出版[5]，當時立陶宛文化及教育部曾提議將此書納入中學12年級歷史課程中，但很就快放棄此一提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