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遺言案
總理遺言案，是1976年中國大陸的工人李君旭伪造“周恩来总理遗言”引发的社會事件。當年中共中央認定該「遺言」是假文件，是一個政治陰謀，“反革命谣言”。公安部负责查办案件，将伪造遗言的李君旭及其他六人从杭州押送北京关押。此案，共计12人被关押、审查，8人被软禁。同年四人帮倒台后，陆续释放被关押者。除主要涉案人员外，据称全国牵连、投牢、审查者达七千多人[1]。
伪造遗言和传播
在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來逝世之後，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代总理，四人幫成员仍在位。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十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病重，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周恩來告別會上致詞之後，则无法工作。
当年2月，杭州市汽輪機廠一位工人李君旭伪造一份“总理遗言”。該「總理遺言」分兩封信，一封給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另一封给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诉他没有白死，死者会听到自己同志的声音的。"第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用什么向他们汇报呢？……在这弥留之际，回顾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共产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强工作，补回失去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19
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战斗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好孩子们，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28
該「總理遺言」二月中旬即在杭州迅速传播。很多人都相信是真本，私下抄錄，三月底四月初流傳至全國，国外及香港的广播电台亦播发了此份“总理遗言”。其内容符合周恩来的口吻，有支持邓小平的内容。[2]
案件经过
调查、抓捕
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通知说“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4月4日[3]，公安部根据中央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1976（12）号文件《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张春桥指示：「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1]时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的施义之主要负责追查[3]。全国范围内的追查、搜捕后，公安部门将案发地锁定杭州。杭州当局立即成立查处“总理遗言”案领导小组和专案组。杭州市公安局在4月查出源头在杭州市汽轮机厂[1]。
5月5日，中共中央[4]发出紧急电话通知[3]。伪造者李君旭（蛐蛐儿）在5月5日被抓捕。5月9日，袁中伟（瓜子）在上海姨妈家被捕，关押于杭州小车桥监狱。当时公安部门认为李君旭、袁中伟为主谋，“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1]。
此外，有十人被捕。分别是李君旭的朋友阿斗、大耳朵（吕建树）、晨光（团省委书记的儿子）；毛宁（中学体育老师）；李君旭的父亲（杭州浙江省第一医院院长）；李君旭前女友的父亲王某（省委组织部处长）；阿斗父亲（浙江省某厅局领导[4]、走资派[1]）；阿斗母亲许某（浙江大学教授[1]、处长[4]）；瓜子的父亲袁啸吟及姐姐袁晓燕[1]。
另外，袁中伟的妹妹袁敏和母亲董静芝、阿斗的妹妹小利、弟弟小亮；李君旭母亲，李君旭前女友，晨光的姐姐；毛宁的妻子被软禁家中。涉案人员中，唯一父母都是工人的为吕建树[1]。
押送北京、后续审查
5月27日，依照公安部指示，浙江省公安厅将十二名被捕者中的核心案犯七人押送北京关押审查。29日，李君旭、袁中伟、李君旭父亲、袁晓燕、袁啸吟、阿斗、阿斗父亲七人押送致北京，关押于中央路中央政法干校[lower-alpha 1]专门设置的临时特殊监狱。另外五人，押往临安天目山留椿屋。此案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或称[lower-alpha 2]当时已对案犯判判处死刑[lower-alpha 3]。袁敏、董静芝户口已在本人不知情情况迁至富阳农村[1]。有分析指[3]，对12名案犯进行一系列审询后，仅追查至个别省级干部。由于无法追查级别更高的干部，公安部对全国范围内的后续追查进行了冷处理。
释放主犯、结论
1976年10月以后，因华国锋等人粉碎四人帮，案件性质转变，涉案人员被分批释放。11月，关押于天目山留椿屋的吕建树等5人第一批释放。1977年1月，关押于北京的袁啸吟、袁晓燕、阿斗、阿斗父亲、李君旭父亲无罪释放。由浙江省公安厅接回杭州。11月3日，公安部宣布有条件释放李君旭、袁中伟。在11月4日和12月7日，公安部分别下达对李君旭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11月4日，李君旭签字同意审查结论。
李君旭，男，一九五三年生，浙江缙云县人，共青团员，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因伪造“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谓“总理遗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係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销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
袁中伟：男，23岁，浙江上虞人，因有伪造总理遗言的嫌疑，于1976年5月9日拘留审查，后送北京进行保护性审查。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77年11月4日
袁中伟虽最终在公安部的审查结论上同意签字，但写道：“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袁中伟。1977.11.4”[1]。李君旭和袁中伟出狱时，两人的身体健康都因牢狱之灾受到了严重损害[4]。
备注
参考文献
引用
参见
- 你办事，我放心
- 怀仁堂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