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照

義和團的組織，是以壇為基層單位，分屬於八卦八個團（總壇），各團有老師為首領，而壇有大師兄、二師兄等為其領導。義和團中婦女組織亦類似男性組織，但其獨立於男性各團之外，而有自己的壇口，然而經常附屬於某個總壇而與之配合，例如黃蓮聖母所領導的天津紅燈照及張德成的坎字團就是這種關係。團員一般彼此以姐、師妹稱呼，其首領稱作大師姐、二師姐…等，在天津的紅燈照，則稱其首領為黃蓮聖母、二仙姑。婦女組織的發展以天津城最發達，並以其為中心在四周地區發展。

義和團中的婦女組織見於記載的有紅燈照、青燈照、藍燈照、黑燈照及砂鍋照等。其中紅燈照，按當時人記載，「女童習紅燈罩」，或說紅燈照用「十許歲之女孩」，又說大致上是「取十八歲以下至十二歲以上之閨女」。一般說法是她們全身穿著紅色裝束，手提紅燈籠，故稱作紅燈照。

相較於紅燈照為較年輕的女性，其他的婦女組織如藍燈照、青燈照、砂鍋照等，多是中年以上的婦女，尤其是寡婦所組成，例如有「婦人習藍燈照」的說法，又一說青燈照是四十歲左右的婦女，而黑燈照為一寡婦創辦，團員多為青年寡婦。總之這幾個組織大致上是中年以上的婦女尤其是寡婦所組成的，各組織按其裝束的顏色作為區分，但這些組織重要性和知名度不如紅燈照，幾乎不見於文獻記載。

義和團中婦女的出身類似於男性，多來自於社會的中下階層。例如天津紅燈照的領袖黃蓮聖母林黑兒，即本出自船家，曾為妓女，她在天津地區就多召集下層的女子加入紅燈照。又如在義和團中地位不低的女性翠雲孃，早年是與父親賣藝江湖為生的。下層的婦女們較感受到生活的困苦及外人和教民的壓迫，且較易相信迷信的法術信仰，因此加入者較多。

義和團為一具民間信仰色彩的武術團體，因此紅燈照亦有種種的武術和法術訓練，平時在她們師父的領導之下，會練習如揮刀、煽扇子等的功夫，訓練常十分嚴格而辛苦。

而據說紅燈照女性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練習之後，可步行水上而不溼，並可騰空而飛，又手中扇子一揮，則敵人大炮會不響，或者船艦房屋會自然起火等等。這些法術雖多半為迷信和宣傳的幌子，但也因此吸引了更多女性的加入。

在義和團運動中，婦女的主要參與包括醫療救護、情報的搜集、實際作戰、以及在宣傳和團員心理上的支持等。

在醫療方面，紅燈照的黃蓮聖母可能學過一些中醫、草藥的道理，自稱能醫治各種病傷，又宣稱能用香灰治槍傷，因此向她求醫之人甚多，而且據一些參與義和團運動的老年人的口述，她們真的醫治好了不少受傷之人，並且稱贊黃蓮聖母的醫術。

在宣傳和心戰上，如黃蓮聖母到鐵鋪買螺絲，卻自稱盜自洋人大炮，又用各種神蹟的宣傳，使人們相信紅燈照都具有神力，一方面使人們敬服，一方面能提振團眾的信心及士氣。而另外有所謂「踩城」的制度，每隔七到十日出戶繞村子跑，邊耍刀邊喊口號；又有「出風」，即在公共場合練功夫。藉著這些方式，達到對大眾宣傳的效果。

在實際作戰上，一方面紅燈照經常四處出動，憑藉她們的「法術」焚燒西人房屋教堂及船隻等，她們因被認為不怕「穢物」、不怕槍炮，因此常與義和團男性組織聯合作戰，由天津的義和團首領張德成常和黃蓮聖母聯繫，商討作戰計畫，可看出二者在戰場上的緊密關係，紅燈照成員們雖為女性，但在史料中記述許多人在戰場上作戰英勇，視死如歸，在東北也有紅燈照組織對抗俄軍的記載。

當時下層百姓受到外人及教民欺侮而生活困苦，正需要如聖母或紅燈照仙姑們這種一方面「法力高強」能對抗外人保護大家，另一方面又具有溫柔女性形象的「神」來作為心靈上的慰藉，這和中國傳統女姓神祇如觀音、媽祖等廣受到大眾歡迎的情形頗為類似，而義和團也正利用這種群眾心理，刻意地以宗教宣傳等手法塑造出了紅燈照及聖母們「女神」的形象。

紅燈照女子雖努力於仇外的運動，但畢竟其倚仗的是迷信的法術，其後八國聯軍攻入天津，天津城破，黃莲聖母及城內的紅燈照女性，都被抓被殺，不少女子被抓時態度多十分從容，亦有不少人求自殺殉死，其他地區的紅燈照組織也隨着義和團和清軍的失敗而瓦解。

大都會電影公司（米高梅的前身）於1919年拍摄了默片《紅燈照》，這是第一位美籍華人好萊塢影星黄柳霜首次演出電影。[1]

九场京剧《红灯照》[2]，1977年由中国京剧院四团演出[3]，吕瑞明、阎肃编剧，杨秋玲、刘长瑜等主演。此剧在1979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剧本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并被改编为话剧、评剧、豫剧、淮剧、山东梆子、秦腔、越剧、陇剧等剧种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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