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階森

胡階森1890年10月16日生於香港，[1][2]父母分別名叫夏志信（John DuFlon Hutchison，1855年－1920年）和海倫·查默斯（Helen Chalmers）。[1]胡階森的父親來自英國，在華從事絲綢和茶葉貿易，他於1873年收購和記洋行，成為該行主席。[1][3]雖然生於香港，但胡階森六歲的時候就被家人送到英國，[2]他早年受教於伍斯特郡的墨爾文學校，1909年10月升讀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1912年6月通過中世紀及現代語文優等考試，獲頒榮譽文學士學位（B.A.）畢業，他後來再於1923年7月從該校獲得文學碩士學位（M.A.）。[1][4]

胡階森的父親與和記洋行關係密切，但他沒有選擇跟隨父親在商貿界發展。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一度應募加入劍橋公爵直屬米杜息士軍團第9營擔任少尉，[5]但同年10月他通過遴選考試獲得外交部聘用，他於是脫離軍隊，並於1915年1月獲外交部派到中國擔任在華見習傳譯員，這讓他日後能操得一口流利漢語。[4][2]一戰結束後，他於1919年4月出任駐上海副領事，任內於1920年7月至1922年3月兼任上海租界會審公廨英方助理觀審。[4]1922年8月，他一度調任外交部海外貿易司，但未幾於1923年10月重新署任駐上海副領事，並於1924年6月獲得實任。[4]在上海擔任副領事期間，他曾於1925年3月起署任駐天津副領事，1926年9月起又署任駐漢口副領事，直到1928年12月止。[4]

1929年11月，胡階森調返倫敦外交本部，約一年後於1930年8月返華，以二等駐華領事身份升任駐哈爾濱商務秘書（二等），[4]任內他負責調查東三省貿易狀況，並著有〈滿州貿易狀況〉（"Trading Conditions in Manchuria"）一文，以附錄形式收錄於英國政府在1933年發表的《1931年至1933年中國經貿狀況報告書》（Trad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 1931-1933: Report）。[6]1933年，胡階森調到北平的英國駐華使館商務秘書處（Commercial Secretariat）視事，1934年1月正式成為秘書處主管，任內他的職級於1935年10月獲晉升為一等駐華領事。[4]

1938年11月，胡階森調到香港出任英國駐港商務專員，兩年後於1940年1月以商務參贊銜調返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署任商務秘書（一等），並於同年7月獲得實任。[4]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其中一項任務是調查納粹德國在華的經濟活動，並設法切斷納粹德國在華的經濟供給。[7]及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租界落入日軍手上，胡階森與家人一度遭日軍拘禁，但隨後因其外交人員身份獲遣返到非洲一處中立地點，[8]這使他得以在1943年6月前赴重慶，跟隨遷到當地的英國駐華大使館工作。[2]1945年8月二戰結束後，他返回上海復任原職，[2]至1947年10月以五等外交事務官身份調到南京升任英國駐華公使（商務）一職。[4]胡階森在華任職多年，特別熟悉中英貿易事宜，為肯定他在華多年來的外交工作，他於1948年獲英廷頒授CBE勳銜；[9]在此以前，他早於1928年獲英廷頒授OBE勳銜。[10]

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建政，大陸主權易幟，一時間英政府對於新政權未有明確取態，而時任英國駐華大使施諦文爵士在同年11月返英匯報中國局勢後，英政府留下身在南京的胡階森以代辦銜代理館務，聽候英政府的進一步指示。[11][12][13][14]事實上，中共建政後，英政府出於保住英國在華利益，已積極考慮跟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4]在這個背景下，時任工黨籍英國外相貝文在1950年1月6日指示身在當地的前英國駐北平總領事高來含（W. G. C. Graham）向中共遞交照會，內容表示英方承認中共政權為「中國之合法政府」。[14]同時間，儘管輿論盛傳英政府已選定外交部助理次官鄧寧（Esler Dening）赴華成為首任英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15]但結果英方卻是委任胡階森為英國駐華臨時代辦，作為英國在華的最高級外交使節，待中方回覆照會後，便會前往北京赴任。[14]

英國外相貝文在1950年1月6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交照會，承認中共政權為「中國之合法政府」

不過，胡階森赴任前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在1月9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復照貝文，當中表示中方「願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基礎上與英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並接受胡階森為英國政府的代表來北京就建立外交關係問題進行談判」；[14][16]但英方閱過復照後卻以為中方未接受與英國建交，只接受胡階森以外交代表身份前赴北京作有條件的建交談判，這使得英方一方面著高來含向中方澄清，另一方面指令胡階森留在南京，以等候中方的回覆。[16][17][18]根據中方在同年1月28日的解釋，一般情況下兩國政府互認電文就代表兩國同意建交，但由於英方仍然與遷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維持聯繫，因此中方要先明確了解英方的對華態度才會考慮正式建交；[14][18]兩國未正式建交前，中方僅同意英國派出胡階森作為英方外交代表商談建立外交關係問題，但當中並不存在任何附設的條件。[14][18]有見及此，英方最終同意以胡階森作為英國駐華臨時代辦（中方稱為外交代表），並於1950年2月14日抵達北京，負責與中方展開建交談判。[17][18][19]

可是，胡階森上任後，很快就發現中英雙方存在很多分歧，如前所述，中共除了不滿英方繼續與遷台的國民黨政權維持聯繫，並保留設於台灣淡水的一家領事館；[14][20][21]另一方面也不滿英方未有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表態支持把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的決議。[14][20][21]中華民國留在香港的資產如何處理，特別是兩航事件引發的風波，也成為雙方的分歧所在。[14]對於中方的指摘，胡階森辯稱英國自1950年1月6日起已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承認，並在同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予以法律上的承認。[14]由於英國與中華民國之間已再沒有外交關係，英方已經封閉中華民國原設於倫敦的大使館，前中華民國駐英大使及其使館職員也經已不再享有外交官身份；[14]關於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由於英方已知道把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的決議不可能達成多數通過，因此決定投下棄權票，當中沒有偏袒中華民國之意。[14]然而，胡階森的解釋未能得到中方的接納。[14][20][21]

中英雙方的分歧，再加上韓戰在1950年中爆發，使得中英關係在冷戰氛圍濃厚的情況下停滯不前。[11][22][23]面對這種外交困局，胡階森更是遭到中方冷待。[20][21][24]在任臨時代辦的一年間，他只能約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前後共10次，任內未曾有機會單獨拜會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和外交部部長周恩來。[2][22][23][25]他的在華活動也受到了局限，很多主要情報都只能依靠備受中方重視的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K. M. Panikkar）提供。[22][24]1950年12月初，迪化（烏魯木齊前身）發生英領事被中共驅逐的事件，事後胡階森代表英國向中方提出抗議，兩國關係更形黯淡。[26]年過60歲的胡階森有感於自己難以有所作為，加上英政府也認為不應在中英關係的係問題上繼續採取「溫文」路線，種種背景促使英政府於1950年12月底宣佈胡階森將會退休離任。[11][23][27]儘管如此，為肯定胡階森在臨時代辦任內的工作，他於1951年元旦授勳名單獲英廷頒授KBE勳銜，成為爵士。[28]

1951年3月5日，胡階森正式卸任臨時代辦一職，離京啟程返回英國；[29]他的繼任人藍來訥旋於3月6日抵京履任。[29]藍來訥在中共建政前曾任英國駐華公使，英政府曾希望藍來訥上任後能夠以更強硬的姿態處理中英建交事宜，[23][27]但事後證明，藍來訥同樣因為中英兩國關係在韓戰下陷入低潮，建交一事實難有突破。[30]一直要到藍來訥卸任以後的1954年，保守黨籍外相艾登爵士籍著日內瓦會議與中國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展開磋商，才促成兩國於同年6月同意正式建立代辦級關係，而兩國要到1972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級關係。[14]

胡階森在外交部任職近37年，當中絕大部份時間都是在華工作。[11]從外交部退休後，他回到英國定居於根德郡索特伍德（Saltwood）的舊寓。[31][32]晚年的他在1952年當選為皇家藝術學會院士（F.R.S.A.），[33]他在1965年7月11日逝世於根德郡的福克斯通皇家維多利亞醫院，終年74歲。[31][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