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克軍反叛

在日占菲律宾期间，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在中央吕宋形成，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虎克军游击队。他们通过游击战的形式在各个村庄里建立武装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中央吕宋地区受到虎克军游击队的严密防守和保护。

菲律宾被从日本手中解放后，菲律宾政府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下，解除并逮捕了据称是共产主义武装的虎克军游击队成员。由于美国远东军司令部(USAFFE)和菲律宾保安部队（Philippine Constabulary）大肆追捕帮助过虎克军的农民积极分子，并对农民的骚扰和逮捕虐待变得更加普遍，这同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虎克军以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并作出撤退到山区打游击的决定。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和1902年菲美战争中取得胜利，菲律宾的对外贸易大门被美国打开。由于西班牙已经在菲律宾引入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加上美国的扩张，菲律宾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呈现了极大的指数级增长。[2]而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更喜欢将诸如烟草和甘蔗的经济作物转而出口到美国，而通常像大米或谷物则变得出口较少，这也导致农民的食物供应逐渐减少。

地图上的红色区域则是菲律宾中央吕宋大区，也是虎克军主要的活动地区。

而这一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反映出西班牙统治三个多世纪以来菲律宾社会经济混乱的现状。当地的地主们以前也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比如像是佃户的婚礼和洗礼），在节日期间他们也会向当地人分享食物和视察土地。[3]地主们在经济困难时期还会帮助当地百姓，所以，他们也会被视为修道士和政府官员的保护者。随后，农场的管理模式彻底发生了转变，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想要使他们的农场更具现代化，同时也想要把佃农以合同形式变成合同工，以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这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正如一位新怡诗夏省的地主称：

“在过去，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就像家庭的父与子一样。地主认为自己是佃农的家人，所以会更加关心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个制度不可能万年不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果地主和佃农是业主与租客的这种商业关系，而不是搞家人关系那一套的话，农场就会建立起来一种稳固高效的运营模式，这样，佃户付出了劳动，地主也会相应给予他们工资作为回报。当然，我更加热衷于现代机械，就像我看到美国现代农场那样，而这里唯一的机器是并不怎么高效的日式打谷机。而且只有我督促佃农工作时，农场的效率才会有所提高，但你告诉机器去执行这么一件事情的话，它会毫不犹豫去做，但跟人打交道（指佃农）可不是这样。”[4]

当地主们把他们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的方式变成了机器，而农场就只需要看守人员了，由于地主与佃农之间出现的巨大差距，这造成了农民的不安情绪越来越严重，这也是引发农民骚乱的主要原因，菲律宾中央吕宋的农民发起了对地主的抗议，以表达他们的不满。[5]

由于粮食作物被种植的经济作物替代输出贸易，这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失业，农民开始沿街乞讨，甚至偷窃政府的粮仓，[4]在这动荡的十年里，人们纷纷感到绝望。20世纪30年代初，许多小型农民工会组织开始逐渐形成，这其中包括：

• 农民协会（Samahang Magsasaka）
• Kabisang Tales
• 劳动群众（Anakpawis）
• Sakdal运动
• 贫穷劳动者同盟 (AMT; General Workers' Union)
• 菲律宾全国农民国民协会 (KPMP; National Council of Peasants in the Philippines)

这些工会的主要行动和诉求皆归传统的制。抗议此后也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包括罢工、向政府官员请愿(包括总统)、起诉地主，甚至参与选举并赢得地方政府的职位。

1939年，两个最大的农民组织合并：AMT和KPMP，前者有7万名成员，后者有6万名成员。[3]他们成立了农民政党“人民阵线”，并参加了1940年代的邦板牙省的地方选举。尽管PSP的创始人佩德罗·阿巴德·桑托斯没有赢得一个席位，但他的政党已成为农民运动和虎克军的代名词。而他的得力助手路易斯·塔鲁克(Luis Taruc)则成为未来的虎克军最高指挥官。

在菲律宾独立后的几个月和费利奧被谋杀后的几天内，虎克军策划了一场反对罗哈斯总统的叛乱。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他们再次主动撤退到山区，并将自己改名为Hukbong Magpapalaya ng Bayan (HMB)，即人民解放军。[5]政府加大了对虎克军的打击力度，这使得叛乱进一步升级。[3]

罗哈斯总统采用了他所谓的“铁拳政策”来阻止叛乱。[5]它的目标是在60天内镇压叛乱。菲律宾保安部队（PC）加强了对虎克军的打击行动。罗哈斯将虎克军视为共产主义者，并认为有必要镇压该组织，包括其附属农民武装。[3][11]

然而，菲律宾共产党否认了虎克军的叛乱行为，声称叛乱必须服务于超越捍卫利益本身的目的，而且菲律宾共产党认为真正的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领导，而不是农民，他们认为农民根本无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3][8][12]

但罗哈斯高估了他军队的能力。[6]当菲律宾政府还没有能力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的时候，而虎克军已经经受过抗日游击战的洗礼了，最终菲律宾政府开始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这场叛乱持续了数年，造成大量平民伤亡。[3]

在此期间，虎克军的组织结构与抗日期间相同。它既提供了一支反对精英群体和政府军队，又提供了一个以“正义的虎克军”闻名的地下政府。[3]村民们也再次支持虎克军，虎克军本身的组织力量、士兵和支持者的数量持续增长，在1950年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有12800名士兵和54000名支持的群众。[5]

索罗斯在宣布他的“铁拳政策”后几周就于心脏病而逝世。他的继任者总统埃尔皮迪奥·基里诺（Elpidio Quirino）对虎克军的态度更为宽容，但他未能实施最根本的土地改革，也未能安抚受到保安部队侵害的虎克军人员，这使得虎克军进一步提出了他们的诉求。

1948年6月21日，基里诺总统宣布将大赦虎克军，[5] 几天后，参议院和国会也都同意了大赦[3]，而条件是虎克军放下武器投降。但无论在马尼拉的谈判进展的如何，农村地区的零星战斗仍然在持续。许多虎克军成员很不情愿地交出了他们的武器，据他们个人对政府的了解，政府只会要求他们接受政府的登记而已。[3]但许多人投降后受到威胁和殴打，这种被迫投降的消息传开后，虎克军的成员就不再愿意交出武器投降。1948年8月14日，谈判破裂。[9]

1949年，作为对政府的一次袭击，据称是虎克军的成员伏击并谋杀了身为菲律宾红十字会主席、菲律宾第二任总统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L. Quezon)的遗孀奥罗拉·奎松(Aurora Quezon)，当时她参加完奎松纪念医院开幕仪式后，返家途中被杀。谋杀中，她的长女和女婿也被杀害。这次袭击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而虎克军声称袭击是由“叛徒”所为，并为袭击菲律宾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辩解。[13]

哈佛大学的斯蒂芬·J·莫里斯在他的《苏联与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中写道：“没有证据表明苏共曾向虎克军叛乱分子提供武器，菲律宾共产党的斗争模式也只是受到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影响。”[14]中苏交恶前，苏联允许中国支持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团体，后来苏联表示在菲律宾只支持当地的非暴力共产主义政党。[14]

1949年，据《纽约时报》驻马尼拉记者转述称，苏联潜艇可能向虎克军提供枪支、弹药和补给。[15]

1948年8月14日谈判破裂，路易斯·塔鲁克和他的同僚立即逃往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山区避难。20世纪50年代开始，虎克军起义开始呈下坡路趋势。呈现这一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

1. 多年的战争和敌对行动使人们普遍感到厌倦。[3]许多优秀的虎克军领袖不是已经逝世就是年纪太大不能战斗。剩下的几个领导人现在正被军队通缉，就算藏在山区也在所难逃。最终，村民们厌倦了支持虎克军，并开始对他们奋斗的事业提不起一点兴趣。
2. 基里诺总统将打击虎克军行动从内政部和地方政府(DILG)转移到国防部(DND)。在拉蒙·麦格塞塞的领导下，军队整肃了一批腐败和低效的官员，并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军队在追击山区的虎克军游击队的行动中也有非常大的进展。[5]到1951年，菲律宾陆军各营级作战单位已经扩充到1047人，比上年增加了60%。此外，菲律宾政府停止了对农民的不利政策，并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这进一步使农民不再认为需要“正义的虎克军”。[16]

最终，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麦格塞塞的军事胜利，虎克军反叛被彻底平息，麦克塞塞也顺利当选成为第七任总统。[17]1954年5月，路易斯·塔鲁克自首，被判处15年监禁。

虎克军运动以包括妇女农民而闻名，这些妇女主张加入到运动中来反抗日本对妇女的暴行，包括强奸和致残。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参加了战斗，但大部分的反抗者仍留在农村收集物资和情报。[18]而在丛林营地的妇女则被禁止参加战斗，[12]但他们会经常接受急救、宣传和招募方面的训练。[12]

虎克军运动发起后，大量妇女投身于该运动，并迫使领导层重新考虑其性别招募政策。妇女参与运动的问题同时也被列入了虎克军运动的讨论议程。许多来自吕宋中部和南部乃至马尼拉的年轻妇女也都纷纷加入虎克军，她们加入的原因皆是对日本人的残暴感到愤怒，有时甚至是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害怕担忧，甚至不少妇女还具有感同身受的经历。大多数妇女的年龄在15至35岁之间，单身，在农民家庭成长。还有一些妇女加入到虎克军难民营，并志愿为游击运动提供帮助。但是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留在村庄里，在虎克军根据地内部工作，为游击队收集物资、金钱和信息。 这些以村庄为基础的虎克军根据地成为动员妇女和政治宣传的重要场所，在“从日本人手中解放”的名义下开展活动的妇女可以与其他村民进行顺畅的交流。——维娜·兰佐纳（Vina Lanzona），《丛林中的虎克军叛乱：菲律宾性与革命》（第41页）

在招募方面，虎克军是不具有歧视性的，并鼓励各种背景的群众加入抵抗运动。 除了男人以外，还有令人惊讶的大量女性志愿者加入，她们对日本人的暴行感到愤怒。加入虎克军的妇女都是15-35岁的未婚农民，而绝大多数妇女都选择留在村子里，通过收集物资、金钱和信息为游击队提供帮助。

妇女在战前中央吕宋大区农民运动中的经历使她们成为虎克军的理想组织者。妇女通常在日本人眼中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她们在村庄周围自由活动，表面上只是在与人交谈，实际上是在交换有关游击活动的信息。西奥菲斯塔·瓦莱里奥和圣安娜她们两位组织者均是人民解放军的代表。——维娜·兰佐纳（Vina Lanzona），《丛林中的虎克军叛乱：菲律宾性与革命》（第55页）

妇女是理想的信使，虎克军领导人很快意识到了她们执行这项危险任务的潜力、技巧和意愿。在日本人眼中，妇女是无害且没有威胁的，这些妇女在平时无非就是挎着一篮子水果和蔬菜与邻居闲聊，这种形象在敌占区起到了很好的隐蔽作用。而这种形象使妇女能够从一个地区顺利的到达另一个地区，而且还很少被怀疑是游击队。 ——维娜·兰佐纳（Vina Lanzona），《丛林中的虎克军叛乱：菲律宾性与革命》（第66页）

虎克军运动中的妇女作用主要是支援部队，他们通过与村民沟通并充当掌握有关日军重要信息的信使，虽然她们的工作微不足道，但对运动本身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由于他们的外表和衣着，她们的活动往往被敌人所忽视，而敌人也只会更加专注于打击游击队战士本身。

情报网络是地区联络和信息交换部门的一部分，妇女在地区情报网络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该部门主要收集日本人在描笼涯（意指村庄和地区）活动的信息。情报搜集工作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却非常具有风险，但加入虎克军的妇女都很愿意承担这种风险。Loreta Betangkul认为，日本人及其间谍认为当地妇女无所事事，整日闲逛，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妇女正在收集有关日军的信息并将其传送给虎克军游击队。——维娜·兰佐纳（Vina Lanzona），《丛林中的虎克军叛乱：菲律宾性与革命》（第61页-第62页）

由于游击队被打死或打伤的情况很普遍，因此虎克军组织了一个医疗部门，该部门主要由担任护士的妇女组成。就像在主流社会中一样，虎克军中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护士都是女性。许多妇女认可这一工作，认为自己本身作为女性是最有能力照顾和安抚受伤的同志。这些妇女认为，他们几乎不需要培训就可以完成照顾病人的任务。 许多人也认可Prima Sobrevinas的话，他说：“女性天生就是为这工作而生”。——维娜·兰佐纳（Vina Lanzona），《丛林中的虎克军叛乱：菲律宾性与革命》（第64页）

在总部工作的大多数妇女都是担任文员。埃琳娜·萨威特（Elena Sawit）为政治局领导人撰写文件、贝伦·辛帕科(Belen Simpauco)在这次运动中担任文书，而西莉亚·雷耶斯(Celia Reyes)和阿韦利娜·桑托斯(Avelina Santos)在各自的营地担任财务主管，她们他们通常为游击队运动募捐和管理资金，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和食物提供给游击队。——维娜·兰佐纳（Vina Lanzona），《丛林中的虎克军叛乱：菲律宾性与革命》（第65页）

妇女的另一个关键任务是在根据地担当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虎克军的医疗部门主要由妇女组成，她们护理伤兵使其恢复战斗状态。她们还为士兵们做饭，为虎克军士兵打扫房屋。由于在那个时期只有少数妇女受过教育，所以受过教育的妇女会被被分配到文职工作，例如会计和文书，以有效管理和组织虎克军的资源。

1951年8月30日，菲律宾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签署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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