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一極集中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日本进入高度成长期以来，人口从地方大量流向东京都市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净迁入147万人、下半叶净迁入156万人，六十年代日本进入高度成长期，上半叶东京都市圈净迁入186万人、下半叶净迁入136万人。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都圈人口增长有一半是人口从地方净迁入造成的。[1]

东京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总部经济，东京都所拥有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数量全球第四，而总部集中程度更甚，根据金融时报2015年的报告，进入全球企业市值前500的日本企业，有四分之三把总部设置在东京。[2][3]

• 东京都政府通过公司税和营业税所征收的地方税占全国同类地方税金额的25%，但是东京都只创造了日本17%的国内生产总值。[4]
• 1981年到1996年，东京圈的金融保险从业者占全国数量的比重从31.7%上升到35.2%[5]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东京都的银行所贷出款项占所有银行贷款余额的44.6%、股票交易量的69.9%和票据清算量的84.1%[6]

日本拥有世界独有的核心局制度，位于地方的非核心局电视台甚至不能自行编排全国性节目，核心局掌握着全国性节目的生杀大权，这留给日本国民一种“流行时尚都是核心局在播，地方电视台只报道传统文化和黑社会火拼体裁”的印象。[8]

1940年，在与德意签订钢铁条约之后，日本进入了总体战体制，生活物资开始进行配给。虽然1949年道奇计划中收紧银根和放开进出口的要求结束了由吉田茂政府创设的倾斜生产方式，但经济官僚仍可透过产业政策等对产业进行强有力干预，此等带有战时遗风的制度被经济学者野口悠纪雄称为“1940年体制”，此外二战后大量生产体系的创立使得官僚协调工业生产较为容易[9]。以上这导致了公司总部在东京的集中。

•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候选人尼克松为了吸引北卡罗来纳州纺织从业者的选票，承诺对日本纺织品的进口施加限制。尼克松当选后，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进口限制法案。尼克松的政策却不是批准这个法案，而是向佐藤荣作交涉，以归还冲绳主权作为交换（因为尼克松不想公开破坏关贸总协定），要求日本政府自行限制纤维制品出口。[10]借日美纺织品贸易冲突的理由，通产省责令纺织业界的总部和行会搬迁到东京（日本纺织协会没有搬迁，但在1970年，纤维制品业界还是在东京设立日本纤维产业联盟）。“产业协会和总部迁往东京”这一要求实则来自通产省的高级官僚，譬如时任通产省纤维局局长的三宅幸夫说：

• 由于日本企业相当地依赖间接金融，银行业在日本经济高成长期担任重要作用[12]。1946年11月，日本全国银行协会（日本）第二任会长万代顺四郎卸任后，日本银行界在继任者问题上达成一致，总行在东京的银行的管理层将轮流担任协会会长。[13]

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里说，发生火灾，只需五小时，住宅过于密集的街区即会烧成白地。[15]1979年欧共体曾出具一则对日经济竞争报告，文中直言日本人是“住在兔子笼里(的经济动物)”。[16]

在1988年，东京都23区有17.9%的出租屋不承租带小孩的住户，还有26.2%的住房仅限独身者入住[17]。

1972年6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尚为通商产业大臣的田中角荣提出自己缓和大都市的都市病的竞选纲领，即《日本列岛改造论》。他主张应该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干改造日本，建立以东京为中心的“一日经济圈”，借新干线使全国据点都市和东京间的移动时间在1-3小时之间。[18] 这项政策甫一实施，就遭遇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国内物价疯涨，彼时田中角荣在党内的政敌福田赳夫借此机会发难，田中角荣不得已只能任命他为藏相(财政部长)，福田赳夫遂大大缩减了政策。[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