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

1966年6月2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7月4日，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且在最前面引用了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8月1日，毛泽东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毛泽东把这封信和《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份大字报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此后，“两报一刊”全文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5]。

1967年哈尔滨林业机械厂造反派

虽然“造反有理”的口号是清华大学附中的一批“老红卫兵”率先提出，但造反派不仅仅包括红卫兵（以大、中学生为主体），还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学生甚至包括一部份军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数为最多[6][7]。造反派与单纯的红卫兵组织不同之处在于，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不限于青年，而是包括各个年龄层次者。

红卫兵造反运动以北京为典型，工人造反运动则以上海为典型[1]。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常被称为“勤务员”或“服务员”，来源于《毛泽东语录》中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8]

工人造反派

参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山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1967年）

1967年，在夺权、大联合阶段，虽然红卫兵造反组织仍在舞台上，但文革的主角已经由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来充任[1][6]。于1968年夏天起，“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地，此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迅速没落，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11][12]。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3]。但在工人造反派组织中，组织成员的品类更加芜杂，派性更为严重，组织的松散程度更大，造反动机的功利性更明确──就是要瓦解、摧毁科层制势力，占山为王，要取代走资派，成为新的掌权者[1][14]。有相当一部分人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体制实现了自己的抱负[1][14]。文革期间的工人造反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工人无心生产，许多工厂停工或半停工[1]。

• 引申为借指参加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一般成员。“1966年抄家，‘造反派’搬走几件，王家姆妈又变卖几件。”（陆星儿《同一扇石库门》，载《文汇》月刊1990年3月号）说话的口气，在当时是无奈、艳羡，在事后是鄙夷不屑、丑化刻毒。
• 文革后称文革中参加过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仍然用文革时的称谓指称他们。受到清查的“三种人”，主要就是指其中因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有组织联系而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有打砸抢劣迹的人。[17][18]
• 比喻义，文革后比喻行为方式、价值观、性格等方面与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贬义。例：小造反派；造反派脾气。这是一种弹性比较大、却又偏于严重的指控，因为文革在政治上被全面否定，造反派受到严厉追究；该词所包含的历史追溯、政治判断内容，会引起个人经历、情感方面的联想，乃至过分反应。

• 革命委员会
• 批斗
• 拨乱反正（揭批查运动、清理三种人）

• 陳益南：《青春無痕: 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 《文革旧事》，“文学会馆” 2002年9月27日
• 李行健等《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