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新疆识略

随着准噶尔之役结束、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之后，清政府正式开始治理新疆地区并日益加强该地区的治理。这就使得一些记载和研究当地官制、地理、风土等相关信息的著作在《钦定新疆识略》著成之前便已经完成，如永保等人所著的《伊犁事宜》、《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事宜》、《乌鲁木齐事宜》、《塔尔巴哈台事宜》等，和宁所著的《回疆通志》和《三州辑略》等。这些著作为《钦定新疆识略》的著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然而因为这些著作具有一些如缺乏推广，影响力不大，记载范围有限，过于简述等过于明显的缺陷，并不被视为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发端[1]。

伊犁将军松筠重视通过著述等文治手段记载边陲地区的情况，并阐述他的治理边疆的思想。松筠认为虽然之前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关于新疆的志书，但因其体例和内容已不适合当时的治理边疆的需求，而且此志的通志地位也遭受到质疑[lower-alpha 1][1]。除此之外，松筠也认为极为需要重新编撰一册通志用以纪念清王朝统一新疆，以及方便对新疆的了解和统治并固边防，于是松筠上书向嘉庆帝建议纂修通志。但此举遭到了驳斥，给出的理由是伊犁的相关事宜已有《西域图志》一书，即便需要续增也应该京开馆编纂。另外，伊犁将军的责任是屯防等事务，而且伊犁能撰写书籍的人很少。还有即使要开展《西域图志》续纂的工作，也需要等到三省邪匪方略完成后再开始[1]。不过虽然嘉庆帝驳斥了松筠的请求，但又命他将乾隆四十七年后的各项事宜详查并送方略馆以备采辑。后嘉庆帝认为边疆书籍难以征集，编纂工作难以进行，命馆臣续纂《西域同文志》，各城所递交上来的文献都需要交由伊犁汇总核转。松筠趁着这个机会开始了《伊犁总统事略》的编纂工作[1]。

松筠青睐学者型的流放人才，然而当他上书给嘉庆帝，希望从流放伊犁的官员中选拔教习，也遭到了嘉庆帝的反对。嘉庆帝认为犯人应当希冀邀恩，故断不可行，而松筠作为伊犁将军应当留意边防，整顿武备[6]。不过松筠还是很尊重这些官员，不仅让流放官员免于遭受苦差，而且充分利用这些官员的学术之长，曾三次组织他们参与到了《伊犁总统事略》的编纂工作之中[1]。

《伊犁总统事略》的第一任作者为曾为山东金乡县令的王廷楷。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王廷楷因“金乡童试罢考案”被遣戍新疆伊犁。在新疆期间收到松筠的赏识，以笔帖式兼办行走的身份办理奏稿。松筠派王廷楷进行《伊犁总统事略》的编纂工作。王廷楷著书的过程并未被记载，但其所留如《伊江杂咏》的八首七律和《回疆竹枝词》二十首等诗集都有注文，注文所涉及的伊犁九城建置、屯田、牧场、贸易、文字、服饰、饮食、婚嫁等内容和《伊犁总统事略》所述完全一致且显示出很强的史料用功。王廷楷在进行《伊犁总统事略》的编纂工作的时候，或进行过详细的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不过他只是进行了资料汇编等工作，在《伊犁总统事略》完成前，王廷楷于嘉庆十一年，遣戍期满释归山东[7]。

《伊犁总统事略》的第二任作者为曾任户部宝泉局监督的祁韵士。祁韵士于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因“局库亏铜”案发被发戍新疆三年。祁韵士精通西北边疆地理、形势等学问并曾经编写过《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此次遣戍的经历也是给了祁韵士一次实地考察的机会。在祁韵士流放的路上，他便已经开始记录所见所览，积累的内容也随着时日增长而变得丰富[8]。此次机会加上本身的扎实的知识基础，使得祁韵士在遣戍时期编写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史著作，《伊犁总统事略》便是其中重要的著作之一。《伊犁总统事略》是伊犁将军松筠令祁韵士在王廷楷未完成的稿件基础上重新增纂的。除了祁韵士的撰写，松筠又令赓宁绘制19幅舆图，最终在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完成十二卷的《伊犁总统事略》[2][3][9]。《伊犁总统事略》后更名为《西陲总统事略》[lower-alpha 2][3]。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松筠第二次出任伊犁将军。便命前一年因出考题目“割裂文义”等九项罪名被发戍伊犁的前湖南学政徐松对《西陲总统事略》进行第三次编撰工作。松筠曾想让徐松以笔帖式的身份完成工作，但因为徐松戍期不足一年并未得到嘉庆帝的同意。徐松先是收集整理当时的史籍，发现一些问题无法通过书籍敲定。在得到松筠的同意后，开始对南北疆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其行程超过万里，行迹到达全疆大部地区[8]。在原《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新编十二卷。此版本内容上比原版更加翔实，字数上从原有的十三万字扩充至二十八万字。成书后的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松筠将完成的《西陲总统事略》上呈于刚刚继位的道光帝。由于此时刚刚发生张格尔之乱，当局者急于了解新疆以方便其的统治，故极为重视此书的出版。道光帝阅读该书后亲自为其作序，并赐名为《钦定新疆识略》，并命将《钦定新疆识略》付武英殿刊行[1]。

成书的相关争议

在《钦定新疆识略》中作者署名为“臣松筠恭纂”，此后的“武英殿修书处刊校”诸臣职名48人中并没有出现徐松的名字。不过《钦定新疆识略》由徐松编著基本为公认的事实，时人龚自珍等人在引用《新疆识略》时也称为徐松所作[10]。另外道光帝还在成书同年的十二月下旨赏赐徐松。在徐松返京后，道光帝也曾亲自召见徐松询问新疆情况，从这些行为之中也能看出徐松对该书的贡献[1]。未将徐松列为作者原因可能首先因为徐松为遣戍犯人不宜列名于“钦定”之书。其次，道光帝赦免了徐松让其返京，刊印其作《新疆识略》，问“西陲之事”并升迁内阁中书是为了将用人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让徐松在一步步的升迁中感受到皇恩[11]。另外，徐松曾为松筠的幕宾，以幕主名义代撰刊刻的现象在清代普遍存在[11]。

关于《伊犁总统事略》、《西陲总统事略》和《钦定新疆识略》的关系，日本学者榎一雄在其著作《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中认为祁韵士所著版是从《西陲总统事略》更名为《伊犁总统事略》[12]。而中国大陆学者朱玉麒的观点正好相反，他在《〈新疆识略〉成书考》中认为是《伊犁总统事略》更名为《西陲总统事略》[13]。冯继强在其硕士论文《〈伊犁总统事略〉研究》中的观点与朱玉麒观点相同，但改名的原因和时间并不相同[3]，他认为原因有当时“伊犁”有两层含义，其一为伊犁将军需总理南北疆事务，其二为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的直辖区，所以成书之时，松筠认为使用“伊犁”有歧义所以在重版的时候改名为“西陲”。另外程振甲的《校刻西陲总统事略序》也可以推断松筠寄示本子的时候已经是改名以后的事了[14]。白苏侠在其硕士论文《〈钦定新疆识略〉研究》中，曾引《西域水道记》龙万育序“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认为根据这里就是《钦定新疆识略》初名为《伊犁总统事略》的证据[15]。《清史稿》中称徐松所撰写的《钦定新疆识略》是祁韵士撰写的《西陲总统事略》的续修[16]。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著作《中国史学史》内的观点认为《钦定新疆识略》是对《西陲总统事略》的订正之书[17]。白苏侠在其论文《徐松及〈钦定新疆识略〉文献研究现况》中认为《钦定新疆识略》是由徐松独立编纂完成的，而非是对《西陲总统事略》的续修或者订正[17]。

《西陲总统事略》中伊犁地區九城地圖[lower-alpha 3]

《西陲总统事略》新疆南北两路全境总图

《西陲总统事略》的45个子目分别是“初定伊犁纪事”、“初定回疆纪事”、“伊犁驻兵书始”、“伊犁兴屯书始”、“南北两路全境图说”、“南北两路疆域总叙”、“南北两路山水总叙”、“南北两路卡伦总叙”、“南北两路军台总目”、“官制兵额”、“职官题名”、“城池衙署”、“疆域山川”、“坛庙祠宇”、“粮饷”、“训练”、“军器”、“营务成案”、“兵屯”、“旗屯”、“回屯”、“屯务成案”、“钱法”、“船工”、“图籍”、“教学”、“世职”、“节孝”、“牧厂”、“厂务成案”、“卡伦”、“会议卡伦成案”、“塔尔巴哈台事略”、“乌鲁木齐所属事略”、“回疆各城事略”、“土尔扈特源流”、“哈萨克源流”、“布鲁特源流”、“霍罕路程记”、“汉乌孙释地”、“唐西突厥释地”、“哈萨克马说”、“渥洼马辩”、“厄特旧俗纪闻”以及“回俗纪闻”。而《钦定新疆识略》的每卷题目分别为卷一《新疆总图》、卷二《北路舆图》、卷三《南路舆图》、卷四《伊犁舆图》、卷五《官制兵额》、卷六《屯务》、卷七《营务》、卷八《库储》、卷九《财赋》、卷十《厂务》、卷十一《边卫》、卷十二《外裔》[3][15]。

虽然《钦定新疆识略》条目相比于《西陲总统事略》更少，不过内容上基本都是涵盖了清代新疆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民族几个方面的情况，相比之下《钦定新疆识略》更为详细和丰富。主要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清军在新疆地区征战等重大事件。《钦定新疆识略》和《西陲总统事略》开篇都记载了清军统一新疆的战争纪实，准噶尔之役、平定回部、土尔扈特东归、康熙清军反击噶尔丹的昭莫多之战、雍正平大小策凌敦多布等军事活动都被做了详细的记述[3][15]。

第二，《钦定新疆识略》和《西陲总统事略》对新疆的疆域、道里、山川分布位置走向、卡伦等军事设施的分布、城池、坛庙的分布均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以天山中分，分南北两路叙述，在此书中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分为南路，北部为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并且对各地的出产情况以及各地的铜厂、煤矿、铅矿有所记录，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所进行的经济开发[35]。《钦定新疆识略》更是附有表格，列举了各军台、营塘、驿站之间的道路的距离做了详细的记录。另外，书中对新疆境内的城池衙署也进行了记载，每座城池与其他城池的距离、城墙高度以及城内设施等内容均被记载。城池的出现和发展说明清政府在新疆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3][15]。

第三，书中还对当时新疆境内的卡伦军台的设置、官制兵额、训练军器等军政布设的内容有着详细的记载。不只是记录了各个台站、卡伦、塘铺的名称、建立的目的、种类、规模、职能、归属和距离，对驻扎在台站和卡伦的边防官兵的生活也有描写[35]。《钦定新疆识略》在文后附有《职官姓氏表》对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抚民同知、理事同知等官职的设官其实时间、职务沿革、职掌、姓名及在职时间做了记载。除此之外，对如察哈尔营、索伦营、锡伯营等各军队的兵员数、驻防情况、军器数目、行操演练都有所记载，这些内容反映了执政者积极有效的管理新疆[15]。

第四，书中对伊犁将军在新疆的活动也进行了叙述，涉及到松筠在新疆开设旗屯，奏定《回疆事宜规条十则》、处理孜牙墩事件等事件[35]。书中也记录了在伊犁地区的屯田水利开发的情况。屯田活动主要在北路地区，在辟展厅、吐鲁番的托克逊以及哈喇沙尔、乌什及阿克苏地区实行兵屯，在哈密地区实行犯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回屯和户屯[36]。并且提出了“佃人耕种，用资生计”、“开渠灌溉，业有成效”、“分地耕作，永为世产”等经营屯田的理论[37]。《钦定新疆识略》也曾对当时环境对屯田的影响有所记载[38]。松筠的治疆思想也在书中的《回疆事宜规条十则》得以体现。他认为仅靠当地的官员并不能够列举所有的情况，驻疆大臣需谨慎的把皇帝的旨意传递给当地的少数民族，要谨慎任用少数民族的首领，限制阿奇木伯克与霍罕伯克的交往，对少数民族首领禁止使用酷刑，也要防止利用宗教发生骚乱等内容。松筠希望能够稳定清政府在边疆的统治[35]。

最后，书中对新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源流以及当时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尚进行了记述，用以“熟悉夷情”。《西陲总统事略》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族源流、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内容进行了记载[3]。《新疆识略》中徐松将当地少数民族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被清政府直接管辖的回部及厄鲁特部，第二层为虽有贸易往来但并不为清政府所控制的瓦罕、沙克拉、什克南等民族，第三层则为虽有管辖关系但管理松散的哈萨克族和布鲁特。徐松认为处理好边防的首要工作就是处理好与第三层也就是与哈萨克和布鲁特的关系。书中对少数民族情况的记载，是为了让执政者了解新疆的“夷情”，使其更好地经营西北边疆[39]。

《钦定新疆识略》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标志性作品。祁韵士和徐松因此书出版成为当时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并以编撰此书为契机又撰写了各有代表性的西北史地学著述[1]。祁韵士等人注重实地考察的研究态度，也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3]。随着道光帝赐名《钦定新疆识略》和《钦定新疆识略》此书被武英殿刊印后，加上当时西北局势变化的影响，关注西北并投入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同时《钦定新疆识略》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追捧、抄录，清末藏书家丁丙与袁昶便在来往书信中多次提及购买、抄录《新疆识略》[42]。随之而来的是西北史地学的研究被发扬光大，几乎成为晚晴的显学[1][15]。《钦定新疆识略》作为《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后又一部重要的新疆地方志，不仅有对之前史料的不足提供补充的作用，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当时人们了解新疆以及对清政府统治和管理新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后人研究清朝中末期新疆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1][3]。

《钦定新疆识略》是“新疆”第一次作为省级想出去专有地名被政府启用。在《钦定新疆识略》之前，有多种对现新疆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称呼，有以“回疆”一词原多指维吾尔人聚集的南疆，后基本泛指新疆地区，如《评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勘定回疆记》等。也有在官方或私人书文中使用“西域”一词，例如《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西域风土记》等。“西陲”一词的使用多指新疆地区，不过也会出现该词语指西藏地区的情况[43]。“准疆”一词在准噶尔部势力消亡后逐步不再使用[44]。随着清政府巩固并发展了在新疆的统治，“新疆”逐渐成为固定地名。徐松在《新疆识略》中称“今之新疆，即古西域”。当道光帝为《新疆识略》赐名并由武英殿刊印时，《钦定新疆识略》首开书写“新疆”作为专有地名的先河，也奠定了“新疆”一词专指今新疆地区所在地域。此后如《新疆图志》[lower-alpha 4]等官修志书都言及于此[15]。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新疆”正式成为清政府的一个省[44]。

《钦定新疆识略》也有一些负面评价及不足之处，如此书虽然标榜为“经世致用”，但因其是服务于当政者，是为了为当政者实施政策、出台政策提供借鉴的书籍，使之学术的致用性高于求真务实[15]。同时，全书着重叙述军政建设，而简略记述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为其染上了政治色彩。另外，虽然祁韵士、徐松等人撰写完成此书经过了借助指南针等工具且亲自实地考察并加以记录的过程，并且会翻旧籍与实地对照，这些工作不仅工作辛苦且工作量大。但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地理学家相比从数据精度，记录范围，工具水平等方面则显得相形见绌，如亚历山大·冯·洪堡赴南美洲考察时使用包括六分仪、气压表、气温表等四十多种仪器，且每达一处都测定经纬度，并收集千计的植物岩石标本，观察不同的自然现象以及记录生产、贸易等数据。另外，一些史实错讹、内容缺失等瑕疵也出现在《钦定新疆识略》之中，使之失色不少[15]。《钦定新疆识略》虽然提及很多全疆的信息，但由于侧重点是伊犁地区，其他地区则撰写的过于简单，如果以省一级的通志作为要求，可能有畸轻畸重的嫌疑[45]。

2011年，在国家图书馆展览中心举办的“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曾将《西陲总统事略》嘉庆十四年刻本和《钦定新疆识略》武英殿刻本作为展品一起展出[46]。2019年，由徐州市图书馆和奎屯市图书馆联合主办的“‘纸载千秋 文连徐奎’徐州古籍文化艺术品展”曾展出8套徐州文化馆收藏古籍，其中就包括《钦定新疆识略》[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