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

錢鍾書是古文學家錢基博之子，幼年過繼給伯父錢基成，由伯父啟蒙。伯父上茶館聽說書，錢鍾書都跟去。伯母娘家是江陰富戶，抽大煙，早上起得晚，婆媳彼此看不起，後來伯父也染上大煙。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锺书，可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六歲入秦氏小學，上學不到半年，大病一場，在家休養。十一歲，和錢鍾韓同考取東林小學一年級，這年秋天，伯父去世。十四歲考上蘇州桃塢中學。二十歲後，伯母去世。1929年，鍾書考上清華大學，數學只考得15分，當時的校長羅家倫破格錄取[5]。當時任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系主任的馮友蘭曾說，錢鍾書「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連哲學也有特殊的見地，真是天才。」[6]錢鍾書十八及二十學年的總成績為甲上，十九年則得到超等的破紀錄成績。1933年夏，毕业於清华大学外文系，獲文學學士，赴上海光華大學任教。1935年與楊絳結婚，後考取第三屆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名列榜首，平均分數87.95是史上最高[7]，留學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學院，其間女兒錢瑗出生。1937年获得文学学士（BLitt）学位（其夫人楊絳原譯為“副博士學位”，後又修正為“文學學士”，该学位名称已被牛津校方更为“文学硕士”M. Litt.[8]），隨後在盛澄華的協助下赴法國巴黎大學從事一年的研究。

1938年9月回國，錢剛回國時，经香港上岸，转去西南联大任教授，月薪300元[9]。1939年秋天从昆明回沪探亲后，接到其父亲钱基博来信要其去湖南照顾，故没有回昆明而到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教書，1941年暑假，錢鍾書去上海探親，再也沒有回蓝田。錢鍾書在小说《围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生动地再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与心态，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10]。書評家夏志清先生認為《围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此後在西南聯大、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暨南大學任教。1949年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後獲評爲一級教授。

1938年，錢鍾書留居藍田兩年，寫了《談藝錄》的一半。兩年後回到上海，又寫了《談藝錄》的後一半。此書於1942年完稿。《談藝錄》問世後，廣受好評。文史家曹聚仁說：“勝利以後，回到上海，讀了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才算懂得一點舊詩詞”[11]。夏志清認為“錢著《談藝錄》是中國詩話裡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廣采西洋批評來譯註中國詩學的創新之作。”然而，海外學者一開始對於《談藝錄》的評價並不高。夏志清就說過，“儘管該書‘眼光正確，範圍驚人，旁徵博引……卻沒有能替中國詩的急需重新估價立下基礎’”[12]。

1950年到1953年，钱锺书担任《毛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花费了大量精力翻译毛泽东著作，几乎没有发表文章[13]。1957年，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诗的缺点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14]當時在台灣的胡適看過這本選注說：“黃山谷的詩祇選四首，王荊公、蘇東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愛讀黃山谷的詩。錢鍾書沒有用經濟史觀來解釋，聽說共產黨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註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的。”[15]錢鍾書本人則表示因为“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享受了“沉默的自由””[16]。

1960年，钱锺书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3] 1969年11月，下放至河南罗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不久，随“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锺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运动中被逼自杀。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1979年，在其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钱锺书不仅通过传统的训诂方法澄清了许多学术史上之公案，更在大量文献梳理与互证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精辟与独到的评论。是集數十年功力的學術钜著，尤其對比較文學有所貢獻。該書為集合各種學科知識，對中國古典如《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焦氏易林》、《楚辭洪興祖外傳》、《太平廣記》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進行論述，自成一家之言，他也因此被推為現在中國的文化批評大師。《管錐編》據說起草於1972年，是文革中期，錢當時無家可歸，住在文學所的一間小辦公室裡。據《談藝錄》、《管錐編》責任編輯周振甫記載，錢當時的書桌既是飯桌，晚上還要當床。

1978年赴意大利出席第26届欧洲汉学会议。197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94年因病住院，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時38分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壽88歲。钱锺书临终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