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

朝鲜王朝后期出现的公司，大多数由于缺乏资金、技术或者获得外国资本能力有限而倒闭。不过成立于1896年8月1日的斗山集团却在百余年的历史中例外地生存下来，并发展成为当今韩国的大财阀之一。1995年10月，韩国吉尼斯协会认证斗山集团为韩国最古老企业[1]^:8[3]^:303-304。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韩国本土企业开始处于增长和受到控制的两难境地。不过一些企业仍然在与日本统治者和日本大企业的合作中保持住自己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韩国著名教育家和政治家金承秀的弟弟金渊秀的三洋公司和朴洪锡的和信公司都是这种类型的代表。[1]^:9-12

1945年韩国独立后，一个由数千名企业家形成的新兴工商业资本家阶层在韩国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他们当中的许多在1945年韩国独立到1960年李承晚政府倒台的这一时期，以很快的速度积累了财富，发展成为财阀。这些财阀财富的快速积累与政府对资源和机会的转移是分不开的。政府将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和外国的援助资金、物资，分配给私人部门，同时还为私人部门提供进口许可证、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1]^:12-15

韩国财界之父李秉喆

二战结束后日本人留下的企业、土地、建筑和库存等财产几乎占了当时韩国整个国家30%的财富总量。1948年李承晚政府成立后，只关心政治的李承晚政府将这些日属资产以很低的价格或几乎无偿地出售给支持他的人。既得财产的分配从1948年8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7年，出售过程是不公开非竞争性的。有观念将获得既得资产的人定义为政治资本家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不过也有反对观点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偏见，因为当时的政府没有选择的余地：首先市场不存在或是极端无效；其次則是证明有能力的企业家很少；再次政府缺乏管理经验；最后信息不容易获取。但是当时的政府为了国家利益必须指派某些人运营工业资产。[1]^:15

韩国独立后，众多商品的供应严重短缺，为企业家创造了大量可获利的贸易机会。1945年美国军事管理当局对商品进口许可证的发放是自动的，对商品进口的数量也不加限制，只要申请，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几乎所有的大财阀都参与到进口贸易获利。1948年第一共和国成立后，关税从零提高到100%不等，新的进口贸易许可证对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加以限制。同时政府一直高估本币，只靠数量措施限制进口。本币的高估使进口贸易依然是高获利的活动。1961年，韩国10个最大的财阀有9个都积极参与进口贸易。[1]^:16

韩国早期进口所需要的外汇主要是来源与美国和联合国的援助。获取无论是以美元形式还是以原材料形式的外国援助是建设韩国基础工业和成为财阀的重要因素。比如，一旦分到外国援助，受益者只需15%-25%的自有资金就可以建设工厂。这些资金可以通过政府安排长期低息银行贷款来获得。在高通货膨胀率和本币高估的情况下，财阀借助夸大进口商品价格以及把多余外汇投入非法进口或者当地黑市的方式，以比市场汇率低得多的官方汇率买入外汇。众多财阀因此在1961年对非法财富积累的调查中遭到指控。[1]^:16-17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掌握韩国政权后，确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促进出口，朴正熙政府选择出口能力比较强的大企业在政策、资金、技术、原材料等领域进行特殊扶植，并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进行巨额补贴和更多的扶植与政策倾斜。政府的这些激励机制，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同时也获得了快速壮大自我的绝好机会[6]^:85-86。

此外，财阀还在国有企业私营化、地产投资、越南战争中获得巨大发展机会。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开始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凭借规模上的优势，财阀企业可以轻松地战胜非财阀企业，得到这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财产。财阀在此过程中还得到包括长期银行贷款，债务消减以及保护其垄断地位等诸多好处[1]^:22。地产投资也是财阀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与政府的关系，财阀可以获得相关地产的内部信息，借助地价的上涨来牟取暴利。许多财阀还从越南战争中获利甚丰。其中，韩进集团垄断了韩国与越南之间的陆路和海上运输。几年后，又从韩国政府手中购得大韩航空，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财阀之一。其它的财阀建筑企业也在此次战争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1]^:22-23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开始实施重化工业产业政策。发展重化工产业是韩国第三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的重点。1973年，朴正熙政府颁布了《重化工宣言》。为了利用规模经济尽早建立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部门，韩国政府选择了一些大财阀作为依靠和大力扶植的对象。那些顺从政府重化工产业政策的财阀在1970和1980年代都获得了政府大量的优惠资源，并取得巨大的增长。现代和大宇就是在韩国政府重化工产业政策下得到迅速扩张的典型。而那些没有按照政府政策进行调整的财阀，比如三星则发展得相对慢些。1975年，三星在韩国各大财阀中排名第一，现代和大宇位居第三和第七；而到1985年，三星的排名已经降到第三，而现代和大宇则上升到第二和第五。[1]^:23-24

有着“韩国财界总统”和“民间外交家”之称的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

20世纪80年代，韩国财阀开始进入成熟期。排名前十大财阀的公司变得相对稳定。财阀们的增长几乎不再是依靠横向拓展而是大量的纵深发展[1]^:24-25。1983年，韩国5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营业额达到210.8亿美元，接近当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778.3亿美元。1985年，韩国5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营业额已经超出韩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7.3%。1981年和1982年，分别有10家和9家韩国企业进入美国《财富》杂志世界企业500强之列。1985年，三星和现代首次进入世界50大企业之列，分别位居第42位和第44位[7]^:37。

随着财阀规模的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意识到少数财阀控制韩国经济的危险性。1980年，韩国政府开始对财阀实施管制政策，大财阀的财务状况，扩张行为以及房地产投资开始受到政府的监控。此外，韩国还颁布了历史上的首部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产业政策也从过去的战略产业导向逐步转为项目或功能指向性政策。同时，韩国政府开始施行进口自由化，对中小企业更加关注，以培育出更多依靠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不过财阀依然以比国民经济高很多的速度壮大。1979-1985年间，韩国前10大财阀的价值总额几乎翻了一倍。[1]^:26

尽管政府开始对财阀进行管制，但财阀依然在许多方面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 首先，财阀仍然享受许可证的好处。全斗焕政府在1980年采取了所谓的8/20和10/7重化工业重组法令。虽然这些措施没有完全完成，但它们大大提高了韩国重化工产业集中度，使为数不多的大财阀在产业中处在垄断的地位。其次，尽管韩国政府在1983年对商业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但却要求银行经营者的任命要经财政部批准，从而使政府依然保留着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并通过对金融资源配给的控制来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再次，1980年代全斗焕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允许私人企业进入非银行金融部门（NBFI）。这也使得财阀进入金融领域成为可能。尽管政府对NBFI的股权结构进行限制，但财阀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控制NBFI30%以上的股权。NBFI正在代替商业银行成为财阀的主要融资渠道。另外，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财阀在中东建筑市场获利颇丰。在1980-1985年间，韩国海外建筑业的总收入占到韩国商品出口总额的39.4%。[1]^:25-28

1987年，进入美国《财富》杂志世界企业500强之列的韩国公司数目达到13家。1995年，韩国政府启动“世界化战略”，再次进一步推动了大财阀的投资和规模扩张。1995年，韩国最大的30家财阀平均拥有20个子公司，其中最大的5家财阀平均拥有42个子公司。[6]^:87

原大宇集团总部大楼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许多昔日称为「韩国经济支柱」的大财阀纷纷破产倒闭，包括汉拿(漢拏)、韩宝、真露、三美、海天、高丽、大宇等。“大马不死”的神话由此破灭。为应对金融风暴，韩国政府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援助，并按照西方经济的方式对财阀和韩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财阀重组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打破财阀家族控制，卖掉非核心企业，实行专业化经营、禁止财阀集团内部子公司相互提供贷款、担保等。[6]^:87

1998年1月，金大中政府在与现代、大宇、三星、LG、SK当时韩国的五大财阀达成协议，出台了财阀改革的《公司改革五项任务》和《三项补充任务》。在“5+3任务”这一框架下，金大中政府针对财阀采取了“关闭、帮助和交换”三种应对方式。对于没有希望存活的公司，政府通过破产、变卖、合并以及法庭接管等措施进行关闭[8]。截至1998年6月，共有包括当时韩国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在内的55家大企业关闭。“大马不死”的神话也随着大宇集团的倒闭而破滅[1]^:172。对于那些负债严重但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金大中政府则要求债权银行对其实施资金帮助。截至1998年6月，共有83家公司因此受益走上了重组的道路。韩国当时最大的财阀现代集团也在金大中的经济改革中解散、重组[3]^:49-50。除此之外，金大中政府还实施了“大规模业务互换”政策，通过将不同大财阀旗下的同行业公司进行合并重组，使大财阀互换业务。此举旨在解决重复投资和企业业务范围过大的问题[8]。

对韩国财阀的改革，在金大中之后的卢武铉政府得到继续，以求建立公正、透明、健康的市场秩序[9]^:302[10]^:137。不过，财阀在韩国经济中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财阀在韩国经济中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韩国十大财团2012年的资产占到了韩国当年GDP的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