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论

据目前所知，「猫论」最早见于清代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其卷四《秀才驅怪》文末写道：“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7]

邓小平在北京景山公园（1963年5月）。他于1960年代初提出了现代版的“猫论”。

从左至右：王稼祥、毛泽东、邓小平（1959年）。

1958年，中国大陆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造成1500万至5500万人非正常死亡[8][9][10]。1961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1]。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召开，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将大饥荒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12][13]。

在此背景下，刘少奇、邓子恢等人提出“三自一包”，缩小国有资产投资、开放自由市场，此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猫论”[2][14][15]。这些理论实际上就是说，允许通过一切形式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而不仅仅局限于它的形式。1962年7月2日（一说6月15日[16]），邓小平对三自一包的“包产到户”表示支持，并引用四川（一说安徽[16]）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出台[2]。在7月7日发表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邓小平在就如何评价包产到户时进一步说道[2][17][18]：

在后来的流传中，“黄猫”被说成了“白猫”[2]。

但在当时，这些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相悖的；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19][20][21][22]

文化大革命中，猫论成了邓小平的把柄，是四人帮、造反派控诉邓小平的“十大罪状”之一[23]。四人帮之一的江青等认为，猫论意味着“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主义”，就是“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2][17]。

1976年第4期《红旗》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为靳志柏的题为《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驳“白猫黑猫”论》的文章，声称：“如果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主张的那样办，让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一齐出笼，按单干，搞投机倒把，搞自由经营，那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会被瓦解，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断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24]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启动后，尤其在邓小平的九二南巡后，猫论也逐渐变得妇孺皆知[2][25]。随着邓小平理论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猫论被认为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精神内涵[4][5][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