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 (1927年)

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產國際在中国的活動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于是，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動，希望在一些省份夺取政权，以此证明其中国政策的正确。雖然8月的南昌暴動和9月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暴動都归于失敗。共產國際仍然计划在某一个省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動。当南昌暴動部队向南撤退时，共產國際计划在广州发动暴动，配合南昌暴動部队佔领广州，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叶挺、贺龙的部队溃败后，广州暴動的计划一度准备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羅明納茲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其中蘇兆征、羅亦農、羅乃曼（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共同制定廣州暴動計劃，並在廣州成立秘密行動總部。[2]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其中秘书长高语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3]。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后，在第二方面军内，叶挺策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投向共产党，发动南昌暴動；第二方面军忠于张发奎的余部则南下追击向广东潮汕撤退的叶挺、贺龙，进入广州。

张发奎部队中，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和特务营营长梁秉枢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教导团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4]，因此教导团和特务营的一个连深受左倾情绪影响。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张发奎与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黄绍竑，称为“广州张黄事变”。

12日，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上午已进佔观音山（越秀山）。民团與薛岳的新兵，由观音山進城，冲锋到厚祥街。经过激战，共军一度夺回观音山，下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车赴观音山指挥，途经中大北門附近遇民团（廣東機器工會工人糾察隊）狙擊，張及司機死在车中，纽曼逃脫[10]。

後张发奎部队陆续抵达广州，从四面攻入市内。于是在广州发生激烈的巷战。至当日夜，共军支撑不住，决定弃城。12月13日，张发奎部队夺回广州，中共軍隊残部1000余人逃出广州，经花县至海、陆丰地区，工人赤卫队留下殿后。13日下午，张军粉碎赤卫队的抵抗，完全控制广州。纽曼也逃走，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等5人则在被捕后游街并被枪毙。郝史在试图乘领事馆汽车前往苏维埃总部时被捕，随身携带手榴弹。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查，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妇遭到逮捕，由于驻广州领事团的说服，领事夫妇才未被处死，在年底被驱逐出境[11]。

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战败后化装逃到香港[3]。

廣州暴動的過程中，先是暴動工人為報復四月清黨時鎮壓他們的人士，因而展開捕殺，並焚燒房屋造成死傷。暴動失敗後，廣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暴動人員，許多工人受害。雙方死亡人數在兩萬人以上[12]。关于死亡人数，中共方面认为包括5700多名中国人、100多名朝鲜人和5名苏联人[4]。

死亡的暴動人員埋葬在东郊，即今日广州市中心区中山三路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与其周围繁华喧嚣的商业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

12月14日，国民政府指责苏联是广州起义的幕后黑手，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各地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苏联领事馆。苏联则声称并不承认国民政府，各地领事馆仍对北京政府发生关系，国民政府无权如此（其实在张作霖搜查后，苏联代办已离开北京使馆）。至此，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彻底结束。

廣州暴動之后，张发奎、黄琪翔被认为负有责任，被迫将广州交给桂系，北上江西，归蒋介石节制；而汪精卫也受到压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国，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廣州暴動在时间上恰与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吻合，斯大林就在這次大會上彻底击败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评论广州起义是“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的假象，以掩盖俄国反对派在肉体上的消灭”[13]，“参加起义的广州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14]。

1928年6月，共产国际将大约100名中共代表秘密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举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廣州暴動的失败归咎于当时“小资产阶级”出身（被认为具有妥协性和狂热性）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15]，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改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领导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