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電影的時間點被定於1945年至1949年之間，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臺灣總督府將台灣的控制權交給了國民黨政府領導的中華民國，因此台灣的社會人民面臨著重大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調整。然而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文化和社會緊張局勢加劇。其中，台灣精英與以省長陳儀為首的省政府之間的政治不信任也在加劇。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在1940年代後期在中國與中國共產黨展開內戰。隨著中國經濟急速惡化以及日本二戰後期的掠奪，台灣戰後經濟形勢每況愈下。電影中所呈現的，則是貼近當時社會民眾所經歷的真實生活。

1980年代，由台灣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及電影導演所發起的台灣新電影運動，透過改革電影，使得台灣電影正朝著不僅為台灣人民創作電影，而且為更廣泛的國際觀眾創作電影的方向發展[6]。導演侯孝賢和楊德昌也因而表示，他們想效仿同時期以高品質、以人氣巨星主打的香港電影的成功而展現強勁的曝光度。在《悲情城市》中，侯孝賢主要依靠外國投資，尤其是來自日本。在電影後期製作大量使用日本的技術、技巧和設施，因此令電影展現的結果，被影評人兼製片人詹宏志描述為可以吸引國際觀眾的「高品質」[6]。

《悲情城市》這個計劃的另一個方向是明星效應，這一點體現在電影其中一個主要角色：林文清，文清由當時正在崛起的香港電影明星梁朝偉飾演。這樣做的目的能夠增加香港和海外華人的收視率。這部電影還使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語言，主要是台語、粵語、日語和上海話，以此向全球觀眾宣傳台灣的文化多樣性，這與許多早期的台灣電影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推廣國語作為中華民國國語的制定下，使僅有官話為語言的主流電影產生鮮明的對比。[6]

林文清一家照片

出於一些原因，侯孝賢有興趣創作一部講述家庭故事的電影，特別是以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背景作為主題。他曾列舉了1988年蔣經國去世和前一年《臺灣省戒嚴令》解除的社會事件，探討透過何項媒介使人關注、解決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適當時機，侯孝賢認為由於當時的台灣並未有以該事件為主題的書籍，因而認為事件已被政府掩蓋。便此，他想通過一個平凡家庭的視角，提供關於帶出事件的有利位置。[10]在參考角色背景時，侯孝賢透過當時蓬勃興起社會運動的文學雜誌《人間》所提及的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其妻蔣碧玉（蔣渭水之女）的生平，以構思一個虛構的家族故事，並融入田調的訪談素材，包括鹿窟事件，以及作家藍博洲所撰寫的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上述史料後延續至《好男好女》的電影主軸）。《悲情城市》的劇本則由侯孝賢與作家朱天文整理出分場結構，再由吳念真負責撰寫對白。[11]

侯孝賢曾寫道：

每個人都知道二二八事件。沒有人會說什麼，至少在公開場合是這樣，但在私下裡每個人都在談論它，尤其是在黨外運動中，儘管二二八事件已經為人所知，所以我更感興趣的是在拍攝轉型時期、拍攝政權更替時家庭的變化。這是我想捕捉的主要內容......由於政治干預太多。我們應該回到歷史本身進行全面反思，但政治家喜歡把這場悲劇當作提款機，想提款就取款，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個角度，因此不管怎樣，我都是站在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角度去拍的……電影只能反映拍攝者自認為看到的，它當然受限於拍攝者的眼界和態度，我不過在電影中呈現一部分當時的氣氛。

根據編劇朱天文的書籍表示，侯孝賢透過朱天文向詹宏志諮詢故事架構，並提出六項方案，其中一個版本是為因應香港嘉禾公司投資，由周潤發和楊麗花主演的版本，該故事發生在1949年，一名來自上海的前幫派份子的（周潤發飾），來台灣追討一筆被黑吃黑的貨物，而和一名在基隆酒家的大姊頭阿雪（楊麗花飾）相遇的故事，為了建立阿雪的角色身世，故事也溯到阿雪的父母親至執輩的家族樹譜，以此產生出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期間的故事，然而隨著當下另一部作品《尼羅河女兒》（1987）的製作及後續的討論，他們最後放棄原先的故事，轉而專注於後來《悲情城市》呈現的影片內容。[12]

1988年，在年代電影創辦人邱復生的資助下，詹宏志、陳國富、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朱天文等人成立「合作社電影」，《悲情城市》便是第一個進行的電影企劃，侯孝賢最初曾思考以舞台化的形式拍攝《悲情城市》，透過將背景布置使用光影取代，採誇張的舞台打光，使演員透過戲劇性的手法來馭控電影非寫實的風格，後在前置期間看到西德犯罪迷你劇《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後產生了在拍攝風格的契機。

1988年11月25日，《悲情城市》正式在於瑞芳鎮金瓜石五號路的「八角亭」（原日治時期的專屬理髮室，後因2001年納莉颱風襲台坍塌，整棟建築僅剩基座殘存，現則作為社區休憩空間使用。）[13][14]）前開鏡。

《悲情城市》電影主要的拍攝地點位於九份、金瓜石區域，其中八角亭內部則稍作更改，作為劇中文清的照相館使用。知識份子談議國事的「黃金酒家」與鄰近的宴會設施「朝鮮樓」位於現豎崎路[15][16]，金瓜石礦工醫院在劇中作為頗具規模的綜合醫院使用，該建築後來於1994年拆除夷平、僅留下殘餘牆基[17]，部分山區路徑選址於山尖路、六坑景觀台拍攝，也有不少場景選擇於平溪區、台北市北投區、苗栗縣大湖鄉等地拍攝，包括大華車站、白米甕砲台、大湖電信局（後拆除）、關西豫章堂羅屋書房等地區，電影的拍攝期共為65天。部分九份居民也曾於該電影擔任臨演演員。

在拍攝中，每一幕的平均鏡頭長度（ASL）為43秒。因此在影片中沒有一個聚焦於演員的特寫鏡頭。侯孝賢通常選用全景長鏡頭來刻畫人物和場景的視覺關係。並非使用特寫、切鏡等技巧。

電影中，每個角色都說著包括閩南語、粵語、上海話等多種中國方言，使得這部電影對不同的人群而言通俗易懂。臺灣媒體學者蔡明燁對此解釋道：「通過間接再現了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政治現實，既對過去有所涉及，但又不受過去的限制，呈現了一種客觀和真實的感覺。」運用方言和史實，使得觀眾與影片中的人物產生共鳴，以此維持影片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此外，電影還具有一種抵抗的形式作用，使得權力較小的人們，能夠減少受到其他階級主張的影響。[18]

選角方面，陳松勇在劇中飾演林家長子「林文雄」，由於侯孝賢有著自己屬意的人選柯俊雄，但製作人楊登魁堅持要用陳松勇，侯孝賢才勉強答應。戲中原本是梁朝偉飾演的「林文清」為男主角，「林文雄」原本是男配角，由於陳松勇精湛的演技，最終則形成雙男主角的敘事劇情。[19]

文清的聾啞設定，一最初是為了掩飾梁朝偉不會說台語（或日語）的權宜之計，但最終成為詮釋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政府殘酷麻木不仁的意義。文清通過其他方式（照片、筆和紙）與其他角色進行交流時，也因而扮演著形似觀察者的角色。文清無法說話的設定，也間接反映當時的台灣被壓迫者沉默的暗示。[20]此外，關於文清在八歲時從樹上摔下來，導致聾啞的緣由，其原型則為參考臺灣畫家陳庭詩的經歷。[21][22]

「聲音」在電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開場場景是在黑暗中拍攝的，唯一的聲音是無線電廣播發表《終戰詔書》中的裕仁天皇。在整部電影中，日語的使用是一種文化，因為它代表了台灣人過去在經歷日治時期的經歷和文化認同。然而大多數中國人角色都無法理解很多日語，這就是為什麼土生土長的人物說臺灣話時，會夾雜一些日語單詞的原因。[23]

1989年發行《悲情城市》電影的年代公司彩色照片並未有保存下來，僅有陳少維留下當初拍攝的黑白劇照與工作照，成為後來《悲情城市》相關書籍或展覽的重要影像來源。在2023年重新上映的4K數位版本中，於此次配合該片重新上映所使用的彩色劇照與宣傳材料，有部分是當年褚明仁前往威尼斯影展採訪時保留至今，重新修復的彩色照片則是將陳少維拍攝的黑白照片轉為彩色，或是從電影膠卷數位掃描後截圖使用。[24]

《悲情城市》在台灣公開討論政治禁忌的手法取得巨大的商業成功，雖然獲得媒體、觀眾力挺，但評論家們對這部作品的態度大多為矛盾的。這部電影作為解嚴後首部描述二二八歷史的電影，卻對於這段史實處理得太迂迴，在電影中從未明確描述該事件，甚至部分橋段還混淆了時代與歷史。因此《悲情城市》曾被批評為政治上模棱兩可，而且過於難以理解[29]。也批評它沒有很好地直觀二二八事件，而是以微妙和省略的方式呈現[30]。然而在當代，《悲情城市》被台灣影壇廣泛認為是一部傑作[31]，並被描述為「可能是台灣電影中最重要的電影」。[29]

《紐約客》的理查德·布羅迪認為：「侯孝賢的超凡控制和精心構造的長鏡頭，為電影融合了啟示和不透明；他最喜歡的比喻是從門孔拍攝，彷彿在不可逾越的時間跨度上竭力捕捉著當時人們的動作。」[32]，在《Time Out》中，托尼·雷恩斯（Tony Rayns）寫道：「該片充滿細節，結構呈橢圓形，讓觀眾自行建立聯繫......侯孝賢的作品是一部小動作和巨大共鳴的傑作；一旦你陶醉在它的魔力中，那些困難就會消失。」[33]

喬納森·羅森鮑姆（Jonathan Rosenbaum）對此稱讚：「侯孝賢是「長鏡頭和複雜構圖的大師」，具有熱情、隱晦和疏遠及講述故事的天賦。」[34] 在《芝加哥論壇報》上，戴夫·科爾 ( Dave Kehr)宣稱：「《悲情城市》是一部偉大的電影，只要有人關心電影藝術，它就會一直被觀賞。」。[35]

根據美國電影和電視評論線上聚合網站爛番茄報告對於《悲情城市》稱，基於11條評論，共有100%的影評人對影片給予正面評價[36]，平均評分為9.33/10。在英國電影協會2012年的視聽投票中，14位影評人和兩位導演將《悲情城市》評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十部電影之一，在影評人的投票中排名第117位，在影評人的投票中排名第322位。[37]

侯孝賢在接受《日報》專訪時，曾表示：「無論是在家庭中還是在街頭，你都會發現憂鬱的情緒無處不在。不知不覺在台灣長大，骨子裡就是那種悲傷的底色。」[38]

評論家注意到這部電影（以及構成臺灣三部曲的其他二部電影），如何引發對台灣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記憶的廣泛討論。西爾·維婭林評論說，「關於過去的文學、學術、歷史、個人和電影的敘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因為台灣人民感到迫切需要記住、重建和在構築他們所失去的那部分歷史。」葉蓁指出，臺灣三部曲標誌著一種「自傳式的衝動」，以恢復現在隨著戒嚴令的解除而可以接受的那些歷史。[39]另一位評論家讓·馬（Jean Ma）也指出，侯孝賢展示創傷的方法讓人感覺「真實」[40]，並且可以從世界各地的其他事件如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阿根廷的絕望和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中與世界各地的全球觀眾建立聯繫。這些記憶承擔著被否認的歷史的倫理負擔。 [40]

《悲情城市》被吹捧為少數幾部將臺灣話推向全球觀眾的臺灣電影之一。電影中使用台語的情況，已被指出與當時規定實施的國語推行政策直接衝突。在當時的台灣因推廣國語政策，使得用其他少數民族方言和語言製作的電影只佔劇本總數的三分之一。然而，《悲情城市》主要使用的語言幾乎為台語。這是因為侯孝賢在電影獲當時的行政院新聞局批准（負責政府審查/媒體的辦公室）後，將粗剪的副本發送到日本進行後期製作，直接發送給威尼斯電影節，使得電影無需經過行政院新聞局審查員的認證便進行上映，故也以未遭禁演或刪剪。[41]

當《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和金馬獎後，也標誌著華語電影首次在世界級三大影展內榮獲首獎的成就，但這也在台灣也引起了爭議，原因是《悲情城市》違反當時關於電影中不使用國語的規定。然而，這部電影的成功重新引起了人們對台灣語的興趣，並成為日後推廣台語運動的一部分，使台灣本土語言獲得自由發展的空間，近年，越來越多台灣電影、影視作品也並開始使用客家語、台灣原住民語言等少數民族語言，以此達成本土語言推廣的複興。

電影上映後，《悲情城市》掀起一股本土文藝復興的「悲情城市美學」復古風潮，帶動台灣音樂、戲劇、服飾、餐飲等流行文化的發展，台語偶像歌手洪榮宏在1990年發行台語經典老歌專輯《放浪人生》時，曾特地向劇組借用《悲情城市》的服裝道具來拍攝MV，然而在幾年後，劇組的道具間被廟宇施放的煙火不慎波及而被燒毀，服裝道具全部付之一炬。[42]

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曾被學者用「悲情城市」一詞來形容。學者蒂娜·羅謝爾 (Tina L. Rochelle) 將這個詞與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期間，香港的軌跡如何反映台灣的軌跡聯繫起來。[43]當1997年香港回歸後，人們對香港公民受到的待遇產生了不滿，從而推動了雨傘運動。公民憤怒的原因是城市自由和權利的惡化、警務意識的增強以及外國勢力對新整合地區的主權強加，這是羅謝爾強調的台灣和香港相似的特徵，也是香港成為「現代悲情城市」的原因。[43][44]

• Reynaud, Bérénice. .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 2002. ISBN 9780851709307. 含有內容需登入查看的頁面 (link)

• 第二十六屆金馬獎得獎名單
• 第三章《悲情城市》，〈國立交通大學〉
• 悲情城市 紀念那個時代、那些人，〈台灣咁仔店〉
• 林文淇，1995年，《「回歸」、「祖國」、「二二八」：《悲情城市》中的台灣歷史與國家屬性》
• 沈曉茵，1998年，〈本來就應該多看兩遍：電影美學與侯孝賢〉
• 張世倫，2001年，《台灣「新電影」論述形構之歷史分析（1965～2000）》，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月瑜〈「悲情城市」專題研究〉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