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歐陽修父親歐陽觀，擔任判官、推官等小官，母親鄭氏，景德四年（1007年）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歐陽修4歲喪父，隨母親前往隨州，投靠叔父歐陽曄，自此在隨州成長[3]^:131。因無錢買紙筆，母親曾用蘆葦杆在灰土上教他認字，因而有「畫荻教子」的故事[4]^:189。

天聖元年（1023年），歐陽修在隨州參加解試（地方初試），因文章沒有押韻而落第；天聖四年（1026年），終於在隨州通過解試，有資格參加省試（京城考試）[5]^:145-147。翌年，由隨州薦往禮部參加省試，落第[3]^:132[5]^:132。歐陽修把作品送呈學者胥偃，大受賞識，進入胥偃門下，後來胥偃上京赴任，送歐陽修入京。天聖七年（1029年），胥偃讓歐陽修以國子監推薦舉人的身份，參加國子監解試，結果高中第一名；天聖八年（1030年），省試第一，同年參加殿試，名列甲科第14名[5]^{:49、51、46}。高中後，胥偃把女兒嫁予歐陽修[3]^:133。天聖八年（1030年）5月，歐陽修任命為西京洛陽留守推官，開始政治生涯[5]^:46，在錢惟演幕下，與尹洙、石曼卿、梅堯臣等名士交遊，並與范仲淹通書信。明道二年（1033年），夫人胥氏去世[3]^:133-135。景祐元年（1034年），歐陽修獲召試學士院，授官館閣校勘，移居汴京；景祐三年（1036年），聲援與宰相呂夷簡衝突的范仲淹，被指為「朋黨」，貶到夷陵。當時一同被貶的共有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4人[3]^{:142-143、146}。景祐四年（1037年），再娶薛氏。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與呂夷簡和解，獲重新起用，歐陽修也再任命為館閣校勘，修訂朝廷藏書目錄《崇文總目》，事成後陞任著作郎（主修國史之職）[3]^{:133、148-149}。

慶曆三年（1043年），呂夷簡因病告退，但仍干預國事，歐陽修當時出任諫官，加以激烈批評，並與蔡襄分別上疏，請起用韓琦、范仲淹執政。兩篇奏章非常有力，范仲淹任命為參知政事（副相），富弼則做樞密副使[3]^:162、165。范仲淹出任副相後，即奏上「十事疏」，推行政治改革，史稱「慶曆新政」，內容包括改革科舉和擴充學校[3]^:88、171。歐陽修與富弼、余靖、蔡襄等人參與慶曆新政，並撰寫「十事疏」中「精貢舉」一項。歐陽修批評當時科舉考試執著於平仄聲調，考生只知背誦，文章華而不實，主張應先考「策論」（政論），考核考生闡述見解的能力，然後才考詩賦[5]^:114-117。以夏竦為首的政敵批評范仲淹等人交結朋黨，歐陽修作《朋黨論》加以反擊[5]^:117，宋仁宗不信其辯解，夏竦又乘機陷害富弼，於是范、富都出調，改革派被瓦解。慶曆四年（1044年）年底，歐陽修奉使河東路，又任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革除地方積弊，罷免不稱職官員[3]^:175-180。慶曆五年（1045年），慶曆新政完全失敗，各項政策包括科舉改革都回復原貌，唯獨擴充學校的政策推行下去[5]^:117-119[3]^:174、181。

兩次被貶後，歐陽修及其朋友反而聲名大增，更受尊重[6]^:82。歐陽修平日多批評，得罪人，政敵「權知開封府事」楊日嚴與夏竦力圖剷除他，慶曆五年（1045年）以「張甥案」告發歐陽修，使他下獄。歐陽修有一姓張的外甥女，與他沒有血緣關係[註 2][3]^:211，自幼投靠歐陽修，出嫁後被揭發通姦，拷問時供出未嫁時與歐陽修亂倫。此事一出，輿論大嘩，歐陽修始終不承認，官員兩度審理此案，都判定並無其事，了結此案。歐陽修死罪得以赦免[7]^:31，另以挪用外甥女嫁妝罪名，貶官滁州[3]^:210-213。慶曆八年（1048年），歐陽修改任揚州知州，皇祐元年（1049年）改穎州知州，翌年北移商丘應天府。皇祐四年（1052年）其母鄭氏逝世，翌年歸葬其父母於吉州[3]^:214、55。至和元年（1054年），歐陽修被召入京，一度被政敵誣陷，幸得其他官員申辯，得以留京，奉命編修《新唐書》；嘉祐二年（1057年），陞為翰林學士，上奏批評宰相陳執中殺婢，宋仁宗不接納，改派歐陽修出使遼國；同年歐陽修知貢舉，以古文取士，推動古文運動；嘉祐三年（1058年），韓琦、富弼上台，歐陽修則繼包拯出任開封知府[3]^{:66、214-216}。

歐陽修與同僚書信真跡

嘉祐五年（1060年），歐陽修上呈《新唐書》，陞為樞密副使[3]^:216，自此直至治平三年（1066年），與韓琦、富弼一同主政，這是歐陽修生平首次肩負執政重任，也是北宋中期政治最平靜的時期。歐陽修作風以穩健為主[3]^:129、224。嘉祐六年（1061年），出任參知政事（副相），掌政期間，整頓行政效率，整理當年呂夷簡制定的行政則例[3]^:65、227。後來富弼與韓琦、歐陽修二人，因作風不同而不和[3]^:231-232。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駕崩，遺命歐陽修與韓琦輔佐其過繼的姪兒宋英宗[6]^:82。歐陽修支持英宗追尊生父濮王趙允讓，稱之為「皇考」，引起「濮議」之爭。大多數大臣如司馬光、呂公著等，認為英宗已過繼給仁宗，應稱生父為「皇伯」，批評歐陽修是罪魁禍首，歐陽修亦竭力辯護[3]^:7、235-237，主張應考慮親情[8]^:63。歐陽修自知在朝中已孤立，請求外任，但不獲准。當時從舅薛宗孺與歐陽修有私怨，治平四年（1067年），揚言歐陽修與媳婦吳氏有曖昧。因指控嚴重，歐陽修立即杜門不出，上奏章辯明真相，一時朝中竟無大臣為他辯解，歐陽修當日提拔的言官也倒戈相向。指控不大可能屬實，因夫人薛氏治家甚嚴。宋神宗不信指控，斷定本無其事。但歐陽修畢竟已聲名受損，政治上已無領導力量，朝廷終於讓他外放，任亳州知州。[3]^:248-251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歐陽修不予贊同，也不加實施，宋神宗和王安石亦聽他、由他。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有意再起用歐陽修，但王安石反對，歐陽修自己亦堅決推辭，神宗讓他改任蔡州知州[3]^:252-254。歐陽修晚年多病，身患眼疾、齒疾，手足不便[5]^:248，熙寧四年（1071年），獲准告老，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隱居穎州，翌年去世，年六十五[6]^:91。

歐陽修重視禮樂，認為禮樂荒廢是五代速亡的原因[5]^:178。政務方面，歐陽修本於儒家思想，治術以寬簡為原則，減少擾民，政見由激烈轉為溫和，由改革而轉為保守[3]^:70-71、129，主張緩進而非激烈的改革，與王安石有異。歐陽修注重吏治，用人才必須改良考績制度，主張設立按察使，糾察不稱職官員[3]^:63-65。歷代王朝，歐陽修以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反對漢代以來流行的「五德終始」朝代循環說[9]^:163-164。歐陽修同情貧困的百姓，怒斥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批評當時冗兵過多，皆不勞而食，游手好閒；地主則兼併田地，使佃農難以維生，紛紛舉債，以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官府力役徵派過重，稍有一二頃田地的小農都要承擔，延誤農時，官吏更乘機勒索受賄，以農民棄田逃亡。歐陽修主張朝廷財政上必須量入為出，不可巧立名目徵斂，並要為荒年留下儲備[10]^:446-449。

歐陽修為人寬宏大量，有遠見[3]^:7，他主張人本主義的「不朽」論，源自《左傳》立德、立言、立功的傳統[3]^:5、118。他最重視忠君之心，其次是父子之情[8]^:63，宣揚士大夫氣節，敬仰以身殉國、保存節義的志士，在《新五代史》開創〈死節傳〉加以表揚[5]^:177；書法方面，則特別欽佩為唐朝殉國的顏真卿[7]^:20。歐陽修對形上學不感興趣，認為「理」只是社會和人事中的原則[11]^:279，萬物各有其理，而沒有終極的「理」；性無善惡，談論人性善惡並無意義[8]^{:45、53、56-57}，「性非學者之所急」，並不關注「道德性命」之類的理學問題，拒絕開拓儒學「內聖」的領域[12]^:72。科學知識方面，歐陽修認為自然之理不重要，所以沒有得到聖人的關心[8]^:46-48，毋須探究，這方面不如稍後的沈括[3]^:26。

歐陽修並沒有顯著的信仰，很可能是個不可知論者。歐陽修抱定理性主義，懷疑祈神之說，願意順應世俗看法而祭祀鬼神，故也曾寫作祈雨、祈晴或者祭祀神靈的文章，幾乎都是順應民意而為罷了。歐陽修堅決排佛，認為佛教傷害民俗，為了振興儒學，重修「禮義」，必須排斥佛教，應該以禮義超越佛法，謀求儒家的進步[3]^:4、111[5]^:237-239。歐陽修對於僧尼的看法是，許多僧尼只為不勞而食而出家，浪費民財[10]^:446。但歐陽修也與有學問，能作詩文的僧人有來往，還希望他們還俗[3]^{:4-5、113-114}。至於道教，歐陽修不信神仙之說，但認為道教為害不大[3]^:110。就算是儒家學說，他連用儒家的《易經》卜卦也覺得不太可信，對民間的看面相和算命，則是將信將疑，但亦沒有完全否定[3]^{:108-109、117}。關於因果報應，歐陽修態度矛盾，有時相信陰德之說，相信祖先積德或行惡，將報應於子孫。有時又覺得因果報應說講不通，人生禍福，世事變遷，只可歸於天命[3]^:5、116-118。

歐陽修的文章學習自韓愈和李翱，10歲時偶然覓得韓愈文集，讀後大為嘆服，苦心鑽研[3]^:85[6]^:81，但他不主張模彷韓愈的怪異險僻，認為應自然地寫作[11]^:51。風格上，歐陽修散文議論清晰，通俗易懂，平易疏暢，委曲婉轉，抑揚有致，情韻優美，紓餘含蓄，得古文陰柔之美。行文則平易而自然流暢，避免了韓愈尚奇好異的作風[3]^:83[5]^:85、149。其書信如《上范司諫書》、《與高司諫書》，文辭懇切動人，令人信服，在宋代無出其右[11]^:279。歐陽修散文善用助詞與連接詞，如句首的「夫」、「惟」、「然」，句末的「也」、「矣」等，使句子脈絡清晰，更有條理。《醉翁亭記》使用21個「也」字[5]^:85-87，語言精練，結構嚴謹，平易簡約[11]^:48，自成一體，到處傳寫，「為之紙貴」[3]^:94。其議論文如《朋黨論》結構嚴謹，論証獨特[11]^:53；《新五代史》部份源自《舊五代史》，歐陽修把駢偶句子和四六句式，改為古文散句，使文風簡潔，節奏起伏曲折，錯落有致[5]^:64。歐陽修片刻不忘寫作，靈感常在「馬上、枕上、廁上」出現，完成作品往往再三修改，寫作態度甚為認真，精益求精[5]^{:82、94、106}。歐陽修重古文而不廢駢文，所寫駢文甚獲好評，為天子起草的詔令，都用駢文寫成。歐陽修反對西崑體，但對擅長西崑體駢文的楊億也很贊賞[5]^{:153、57、108、156-157}。

歐陽修詩歌今存古詩359首，近體詩470首，詩風平和寧靜，平易流暢[6]^:82、88-89，題材廣泛，以文為詩，手法新穎，使詩風變為平易清新，為宋詩奠下基礎，絕句《遠山》可代表他的風格：[6]^:83、92

歐陽修嘗試「以文為詩」，在詩歌格律下像散文那樣暢所欲言，為王安石、蘇軾等人奠定了基礎[13]^:24。李、杜二大詩家，歐陽修較喜歡李白，並曾經消遣杜甫的詩俗氣，像是鄉村私塾老師寫的[6]^:91-92[14]。歐陽修稱譽當世梅堯臣和蘇舜欽的詩歌，二人因而著名。歐陽修不贊成西崑體詩歌，提倡古詩，其古詩大受蘇軾、王安石讚譽，認為可與李白媲美[3]^:4、79。

歐陽修詞的成就不如古文、詩歌，毀譽參半[3]^:78，只是承上啟下的過渡人物，上承馮延巳的深摯，下啟蘇轍的疏俊、秦觀的深婉，詞風婉轉而抑揚頓挫，風度雍容華貴，但個性不甚分明[4]^:190-192，詞風與馮延巳、晏殊極相似[15]^:69-70，不脫花間派的風格。有些詞吸收民歌腔調與辭彙，也有新意[3]^:4、78，如歌詠穎州西湖的聯章組詞〈采桑子〉，受「定格聯章」的民間曲子影響[15]^:66。部份歐詞有豪宕深摯的一面，王國維稱讚其〈玉樓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於豪放中有沉著之致」[15]^:72、65。

元代趙孟頫行書歐陽修《秋聲賦》，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

歐陽修文學上最重要的貢獻，是倡導和發展古文[3]^:81，承前啟後，一手領導宋代古文運動。在理論上，歐陽修跟韓愈一樣，認為「道」重於「文」，影響宋代文學理論。他成功改革唐末五代以來內容空洞、風格浮艷艱澀的文風，改換風俗，確立重道重文的觀念，使古文復興，在改革文學方面，成就較韓愈、柳宗元時代更普遍和透徹[5]^:143、113。石介、孫復等人在太學講學，已經使治學者多作古文[5]^:119-121。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主持貢舉，主試進士，改變科舉取士的標準，重視古文的體裁與議論的內容[3]^:87-89[5]^:111-112，取錄曾鞏、蘇軾蘇轍兄弟。起初士人猛烈反對歐陽修所主張的文體，但歐陽修不顧批評，堅決倡導，又特別提拔蘇洵與王安石。士人見考試標準改變，歐陽修提拔的人都仕途得意，於是逐漸接受，群起仿傚，從此文體開始大變，古文風行[3]^:90、4、94。歐陽修身為文壇領袖，熱心指正與提拔後學，他自己及所提拔的五人，即佔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系統由此建立。歐陽修同時批評矯枉過正的古文[3]^:90、4，即險怪奇澀的「太學體」古文，使明快達意的古文成為主流的文體。他開創古文平易流暢的風格，後世不少古文家承繼和發展這種風格，形成古文的陰柔派[5]^:123-124。

歐陽修撰《六一詩話》，記述詩壇軼事，首創「詩話」的著述形式[7]^:45[5]^:104，是文學史上第一個寫詩話的人，司馬光、劉攽等當世士大夫俱加仿傚，司馬光並明言其詩話是「續」歐陽修之作。《六一詩話》擺脫了嚴肅文論的束縛，擴闊了批評的領域，使詩話發展成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形式[7]^{:46、65、1、45}。

宋代中期以前的辭賦，只是應試的官樣文章，以四六為句式，以繁縟工整為風格[16]，可說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歐陽修為辭賦開闢新道路[17]，其作品著重氣韻，吟詠性情，擺脫過往格律的羈絆，並不炫耀富麗寄巧的辭句[16]；名作〈秋聲賦〉文辭精鍊，聲調鏗鏘，佈局緊湊，不拘格律，有聲有色[18]，與蘇軾〈赤壁賦〉同樣流傳久遠，家喻戶曉[17]，辭賦自此放寬排偶對仗的約束，夾用散文句式，形成文賦的新體裁[18]。

歐陽修編纂《新唐書》，負責撰紀、志和表，列傳部份則由宋祁完成[3]^:3、50。《新唐書》文筆較《舊唐書》活潑，志、表亦較優勝，其中〈宰相世系表〉最為重要，保存了唐代世家大族的系譜。但歐陽修認為以簡潔為貴，所以《新唐書》刪去唐代的駢體詔令[19]^:152-154，也刪去若干史料，材料實不及舊書豐富，失諸過簡，並用春秋筆法加以褒貶，後來許多史家如章學誠，都不贊成這種寫法[3]^:51。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中，唐代部份幾乎全用《舊唐書》而不採《新唐書》[19]^:152-153。

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1036-1053年）這18年間，歐陽修私下編纂《五代史記》74卷，後世稱為《新五代史》。景祐三年（1036年）歐陽修與尹洙同在洛陽，合作寫作《十國志》，並商議寫成五代史，但慶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結果由歐陽修獨自完成。歐陽修採用春秋筆法，並效法《史記》[5]^:60-62，文中多寄寓褒貶，論贊（傳末議論）以「嗚呼」起辭，抒發感慨與評價[5]^{:172、68、94}。《五代史記》與《舊五代史》不同，並非各朝的斷代史，而是打通五代，同編入一部本紀，另增加了《舊五代史》所無的〈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兒傳〉及〈宦者傳〉[5]^:63、88-89。部份篇目如「死節」、「死事」，為後來正史援例採取[3]^:51。語言上，《五代史記》以古文撰寫，化《舊五代史》的繁瑣冗長為簡潔，從此中國史書寫法一變[5]^:67-68、99。唐代以後，正史都是官修，唯有《新五代史》是例外[3]^:51。歐陽修畢生沒有公開《五代史記》，過世後一個月，《五代史記》方上呈宋神宗，地位自此凌駕《舊五代史》[5]^:61、159。泰和七年（1207年），金國下令刪去《舊五代史》，自此官方史書僅用《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因而散逸，清代學者則一般較重視《舊五代史》而輕視《新五代史》[5]^:62、180。二書之優劣，學者意見不一，《新五代史》較能反映五代的時代特點，表現重要事件的因果關係；但卻改寫了原有史料，而且過於簡略，份量不及《舊五代史》的一半，志、表也過於簡單[19]^:157-158。

歐陽修給弟子徐無黨講解《五代史記》，其意見徐無黨記錄下來，寫成《五代史記》的注釋，共204條，主要闡述寫作意圖、體例，以及對原文的訓詁[5]^{:167-170、173、180}，但清代學者對此注評價不高。此外，清代彭元瑞、劉鳳誥都曾注解《五代史記》[5]^:179、159。

〈集古錄跋〉，1064年。今收藏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歐陽修是金石學的開山始祖，是中國歷來廣泛收集拓片的第一人。慶曆五年（1045年），歐陽修調到北方真定府，開始有系統收集碑銘拓片[7]^:6、9、4-5。歐陽修之前，沒有人留意散落各地的碑銘，歐陽修首次有系統地加以搜集，共得拓片一千多件，其中六成出於唐代[7]^:4、28。歐陽修欣賞碑銘的書法，於嘉祐七年（1062年）編纂《集古錄》，成為考古學上的巨著[3]^:251、3[7]^:1，他為400多件拓片撰寫跋尾，編成《集古錄跋尾》10卷。他指出拓片的史學價值，舉例說明碑文可以考正史事，校正史籍闕漏[7]^:5、16-17。受歐陽修影響，中國士大夫開始留意碑銘及青銅器等古器物[7]^:4、9。

歐陽修自己編纂文集《居士集》50卷，過世後，出現諸多版本的文集。南宋時周必大編《歐陽文忠公集》，共153卷，把未曾編入《居士集》的作品，結集為《居士外集》25卷。此《歐陽文忠公集》成為中國日後各版本的祖本[5]^{:231、72、181、196}。周必大兒子周綸得到歐陽家的傳本，增補重刊《歐陽文忠公集》。諸本中此本最可信賴，獨有歐陽修所撰的96封書信[5]^:188、217[21]，孤本今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指定為日本國寶。至於中華書局的點校本《歐陽修全集》，文章編排違背了歐陽修編《居士集》的初衷本意，並非佳本[5]^{:182、216-217}。

政治上，歐陽修晚年是三朝元老、蓋世名臣，政治領袖，譽滿天下，後人傳說他已昇仙界[3]^:252、8。他參加慶曆新政，反擊政敵，膽識才學，名震一時，頗能鼓勵士氣，許多士大夫隨之而起，以他為榜樣。他提拔許多後進人才，「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眾」，許多大臣名士如呂公著、司馬光、王安石，都受他提拔[3]^:6-7。過世時，宋朝士人不分政見，都嘆息流淚，跟歐陽修有過來往和仰慕他的士大夫，更為難過，王安石說：「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3]^:93。

歐陽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士大夫活躍和開創的精神[3]^:3，「特別具有代表性」，是各方面領袖的良師益友[7]^:2，在詩歌、散文、史學、經學、考古各方面，「都留下了劃時代的業績」[6]^:77，堪稱全才[11]^:279，「一代儒宗」（曾慥語）[15]^:63，使宋代學風一變。他受蘇洵父子推為孔、孟、荀子、揚雄、韓愈之後第一人，幾乎尊為道統[3]^:4。學術界一般認為，政治上文化上，歐陽修俱屬當世最高領袖，錢鍾書指出歐陽修是「當時公認的文壇領袖」[13]^:24；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說：「他在學問文章方面的名聲，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響，與日俱增，至於眾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當代最高的領袖人物。」[6]^:82德國漢學家陶德文指出歐陽修「以其多方面的才華鶴立於同時代的文人中，……其光華始終超越群星。」[11]^:191歐陽修在明代獲得從祀孔廟的地位，他在「濮議」中的言論合乎明世宗在「大禮議」中的立場，受到世宗贊許，自1530年起得以從祀孔廟[23]^:307。

歐陽修在生時，其散文已享有最高聲譽[11]^:53。王安石贊揚歐陽修古文如江河、如日星，蘇軾讚揚歐文簡潔含蓄，世人欣然接受，「天下翕然師尊之」，群起加以尊崇。《新五代史》後人視為古文寫作典範，如清初錢謙益即學於此書[11]^:59、100；〈醉翁亭記〉人人皆知，是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散文之一[11]^:46。文學史家宇文所安認為，歐陽修的淵博和睿智，可與英語文學中的塞繆爾·約翰遜相提並論[20]^:397。理學家則不太佩服歐陽修，最不能贊同的是歐陽修不談「（人）性」，又批評他的詞和私生活，認為是「戲謔放浪」，應該貶斥；學術上又覺得他不夠精當深入，不足以代表道統，只頌揚他的古文。元代所修《宋史》及清初的《宋元學案》，受理學的影響，把歐陽修的領導地位貶低許多[3]^:33、35、9。由於歐陽修為宋詩奠基，後世獨尊唐詩而看不起宋詩的人也特別貶抑歐陽修，如清初賀裳說歐陽修「有功於文，有罪於詩」[24]^:22。

江戶時代，日本漢學家崇尚歐陽修的文章，推崇為漢文文章模範[6]^:81，如伊藤仁齋、皆川淇園等。皆川淇園並校勘與刊印首部和刻本歐陽修文集，使歐陽修文章更為流行[5]^{:221-223、226-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