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济慈

济慈于1795年10月31日出生在英国伦敦沼泽门，父亲托马斯·济慈，母亲弗朗西丝·济慈（本名弗兰西斯·詹宁斯）。济慈具体出生地点不明，尽管似乎家人将他的生日记为10月29日，但洗礼记录显示他的出生日期是10月31日。[1][2] 他是所有孩子中最年长的，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妹妹弗兰西斯·玛丽·“芳妮”后来嫁给了西班牙作家瓦伦丁·德·利亚诺斯·古铁雷斯。[3] 济慈的父亲最初在其岳父约翰·詹宁斯的旅店当马夫[4]，后来他继承了这家旅店，一家人也住在这里。济慈认为自己出生在这家旅店，一个卑微的出生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如今这家旅店为环球酒吧所拥有，距离沼泽门地铁站几英里距离。[5] 济慈在圣博托尔夫教堂受洗，幼年进入圣母学校学习。[6][7]

父母本想送济慈就读伊顿或哈罗公学，但因经济问题作罢。[8][9][10] 1803年，济慈被送至恩菲爾德鎮的约翰·克拉克学校学习，此处离他祖父母住处较近。相比其它名校，这所小型学校有更加自由的环境，课程安排也更为现代。[11] 在克拉克学校就读期间，济慈表现出了对经典作品及历史的爱好，这些爱好伴随了他短暂的一生。济慈与校长的儿子查尔斯·考登·克拉克成了好友，克拉克向他推荐了包括塔索、斯宾塞、查普曼在内的文艺复兴作家。济慈的朋友爱德华·福尔摩斯曾表示他性格急躁，“总是走极端”，懒惰且好斗。不过在13岁时，济慈决定将这些激情用于阅读和学习，并因此在1809年夏天取得了人生首个奖项。[12]

1804年4月，济慈的父亲从马背跌落，因颅骨骨折去世，当时济慈年仅8岁。[13] 父亲死前没有留下遗嘱，两月后母亲再嫁，四个孩子投奔居住在伦敦埃德蒙顿的外婆爱丽丝·詹宁斯。[14] 母亲在济慈14岁时因肺结核去世，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了祖母。母亲在死前指定了两个遗产保管者，理查德·阿比和约翰·桑德尔。那年秋天，济慈离开克拉克学校，成为医师托马斯·哈蒙德的学徒。查尔斯·考登·克拉克仍与济慈保持亲密联系，他形容这段时光是“济慈一生中最平静的岁月”。[15] 过早失去父母的悲伤始终影响着济慈。年轻的济慈非常钟爱维吉尔，14岁时，他将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纪》翻译成英语。

从1814年起，济慈拥有两份遗赠，直至他的21岁生日。其中包括来自祖父约翰·詹宁斯的800英镑，以及来自母亲的8000英镑（平分给四个孩子）。[nb 2][16][2] 似乎济慈从未知晓800英镑的遗赠，因此也从未申领。通常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遗产保管者理查德·阿比的疏忽，但似乎阿比对这份800英镑的遗赠也不知情。[17] 济慈母亲和祖母的律师威廉·沃尔顿必然知道，并有义务将遗产信息传达给济慈，但他似乎并没有这么做。这对济慈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济慈，他期望有足够的金钱摆脱债务，更加独立的生活。[2]

结束在哈蒙德门下的学徒生涯后，济慈于1810年10月成為了盖伊医院（如今隶属于伦敦国王学院）的醫學生。不足一個月後，他便於醫院內協助進行手術。[2] 由於济慈曾長期接受醫療上的訓練，家人相信他將會在醫學方面發展；而當時济慈的願望仍是成為醫生。[2][12] 他与其它医学生一起住在南华克圣托马斯街28号，合住者包括后来成为发明家与墨水巨头的亨利·斯蒂芬斯。

作为医学生的工作占据济慈越来越多精力，他不再有足够时间写作。济慈的内心开始感到矛盾，他认为自己正面临着严峻的选择。[11][18] 1814年，19岁的济慈写下了现存的第一首诗《斯宾塞模仿》。他被成为诗人的雄心所吸引，受到其他诗人如利·亨特和拜伦的鼓舞，却又被经济问题困扰，他患上了抑郁症。他的兄弟乔治·济慈写道，“他害怕自己永远也无法成为诗人，而假如他无法成为诗人，他就会毁了自己。”[19] 1816年，济慈取得了医师资格证，这意味着他可以成为一名医师、药剂师或外科医生，但在这一年末他告诉自己的监护人，自己决心成为诗人，而不是外科医生。[2]

尽管济慈继续在盖伊医院学习，但同时他也投入更多时间学习文学和诗歌，尤其是对十四行诗的研究。[2] 1816年3月，济慈的诗歌《噢，孤独》发表在当时著名的自由派诗歌杂志《考察者》上。[20] 这是济慈发表的首篇诗歌，朋友克拉克称这次发表对济慈十分重要，因为这证明了他的梦想可以实现。[21] 这一年济慈还写了另一首诗《致兄弟》。[22] 夏天，济慈和克拉克来到马盖特海边，在那里他开始了信件写作。返回伦敦后，他住在南华克迪恩街8号，并准备进一步学习以成为皇家外科学会成员。[23]

1816年10月，克拉克将济慈介绍给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诗人利·亨特，亨特也是拜伦和雪莱的好友。五个月后，济慈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其中包括《我踮起脚站在山岗上》和《睡与诗》，这两首诗都受亨特的风格影响。[20] 这本诗集并未引起关注，只有雷诺兹在《冠军》杂志上对其表达了赞赏。[11] 诗集出版商查尔斯&詹姆斯·奥利尔对此感到羞耻，于是济慈迅速将出版商换成了弗利特街的泰勒&赫西。[24] 与奥利尔夫妇不同，济慈的新出版商对他的作品充满热情，在诗集出版后仅一个月，他们就计划出版新的济慈诗集，并向他预付了稿费。赫西成为了济慈的忠实朋友，出版社里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供年轻作家们使用。这家出版社的作家包括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赫茲利特、约翰·克莱尔、托马斯·杰斐逊·霍格、托马斯·卡莱尔和查尔斯·兰姆。[25]

透过泰勒&赫西出版商，济慈结识了律师理查德·伍德豪斯，他为出版社中作家提供文学和法律方面的意见，对济慈的诗集印象深刻。尽管伍德豪斯形容济慈“任性、脆弱，容易受惊吓”，但他仍为其天才所折服，他认为济慈可跻身英格兰最伟大的作家之列。两人结识后不久便成了密友，伍德豪斯尽其所能记录济慈的诗作，这些材料成为了后世研究济慈作品的主要来源。[2] 传记作者安德鲁·陌逊将伍德豪斯之于济慈比作博斯韦尔之于塞缪尔·约翰逊的关系，伍德豪斯不遗余力的宣扬济慈的作品，为他在文坛争取一席之地，并将他的诗歌推往更高处。后来，伍德豪斯也是在肯特郡格雷夫森德送别济慈前往罗马的朋友之一。[26]

尽管首部诗集评价不好，但亨特还是将济慈放进了自己的散文《三位年轻诗人》（雪莱、济慈和雷诺兹），并且他也从济慈的诗歌《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预见了济慈的前程。[27] 亨特将济慈介绍给圈子中的知名人士，包括《泰晤士报》编辑托马斯·巴恩斯、作家兰姆、指挥家文森特·诺维罗和诗人雷诺兹。[28] 这是济慈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位年轻的诗人首次以亨特所称“新派诗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29]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济慈表示“除了心灵感情的圣洁和想象的真实外，我什么也不确定 – 想象中的美必为真理。”[30][31] 这句话后来转化为了《希腊古瓮颂》末尾诗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 / 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1816年12月初，济慈告知自己的监护人决定弃医从文。医学训练花费了济慈大量积蓄，尽管他的生活拮据，但仍为画家本杰明·海顿等人提供了借款，并且借给了弟弟乔治700英镑。因大量借款，济慈甚至无钱偿还债务利息。[2][32]

济慈从医学院退学，因为住处潮湿而连续患上感冒。1817年4月，他和自己的兄弟搬到了汉普斯特德，在那里他与乔治一起照顾患有肺结核的弟弟汤姆。这座房子邻近亨特以及他在汉普斯特德的圈子，也邻近受人尊敬的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1818年4月11日，济慈记录了他与柯勒律治一同在漢普斯特德荒野的散步。在给乔治的信中，济慈表示他和柯勒律治谈论了“许多事情，……夜莺、诗歌、诗意感受、形而上学。”[33] 大约在这段时间，济慈被引荐给了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和詹姆斯·赖斯。[34]

1818年6月，济慈和查尔斯·阿米蒂奇·布朗前往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湖区徒步旅行。济慈的弟弟乔治和他的妻子乔治娜陪同济慈前往兰加斯特、利物浦，然后从那里前往美国，一直在肯塔基州居住到1841年，而后因乔治投资失败而返回英国。与济慈其他兄弟一样，乔治夫妇都死于肺结核，当时肺结核并无有效治愈方法。[35][36] 那年7月，济慈在马尔岛时患上了重感冒，“十分虚弱，严重发烧，无法继续旅途”。[37] 8月返回南部后，济慈继续照料汤姆，也因此将自己暴露在了结核病菌中。有人指出，济慈的肺结核——他的“家族疾病”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发展的。[30][38][39] 彼时人们对肺结核怀有偏见，总是将其与懦弱、压抑的性欲或手淫联系在一起。济慈在信中“拒绝为此疾病命名”[40]，他的弟弟汤姆死于1818年12月。

位于伦敦汉普斯特德荒野的济慈故居

汤姆死后，济慈搬到朋友布朗在汉普斯泰德的房子居住，现在人们已将那所房子认为「济慈之家」，此处距离他的旧居有大约十分钟路程。1818-1819年冬天格外漫长，但这也为济慈提供了许多创作灵感，这一年可被称为他的“奇迹年”，他在这段时期写下了人生中最为成熟的作品。[30] 那时他受到赫茲利特关于英语诗歌系列讲义的影响，并和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有过会面。[41][42] 在朋友眼中，济慈似乎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事实上他常需从监护人阿比和别的朋友那里借钱。[2]

1819年4-5月，济慈在这里创作了五首颂诗，尽管5首诗的创作顺序仍有争议，但普遍认为它们以《賽姬頌》开篇。据房主布朗所说，济慈在花园李子树下写下了《夜莺颂》[nb 3][43][44]，他写道“1819年春天，一只夜莺在房子附近筑巢。它持续不断的歌声让济慈感觉快乐、平静。有天早晨，他把餐桌前的椅子搬到了李子树下，在那边坐了两三个钟头。回来时手里夹着几张文稿，悄悄把这些东西塞到了书里。征得他的同意后，我查看了这些文稿，它们有大概四五张，包含有对夜莺歌唱的诗意感受。”[45] 不过该房子的另一拥有者迪尔克却极力否认这个传闻，在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于1948年出版的济慈传记中，迪尔克声称这一传闻是“纯粹的妄想”。[46]

《希腊古瓮颂》和《忧郁颂》都以十四行诗形式写成，或许创作于《夜莺颂》之后。[2] 济慈的新出版商泰勒&赫西安排出版了他的长诗《恩底弥翁》，这首诗继承了托马斯·查特顿的风格，济慈称其是“对我的想象力的测验”。[2] 此诗遭到了评论界的普遍批评，以致拜伦也调侃说济慈“让一篇批评文送了命”。约翰·威尔逊·克罗克在1818年4月的《季度评论》中对此诗表达了严厉批评。[nb 4] 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中形容此诗“不动声色的胡扯”。洛克哈特还讽刺性的写道，“成为一名饥饿的药剂师总要好过成为一个饥饿的诗人，所以请回到你的药铺里去吧约翰先生，去捣鼓药膏、药丸和膏油盒去吧。”[nb 5] 洛克哈特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为利·亨特圈子（包括济慈和赫茲利特）取了“伦敦佬”派这个讽刺性的名字。这种敌意更多是来自政治而非文学批评，因为洛克哈特等人所批评的年轻作家们缺乏专业的诗歌教育，使用非正规的押韵和“低级用词”，并且他们出生平凡，不像上层阶级那样毕业于伊顿、哈罗、牛剑等名校。[47]

1819年，济慈写了《圣阿格尼丝之夜》、《无情妖女》、《海伯利安》、《蕾米亞》和一部戏剧《奥托大帝》（直到1950年才上演）。[48] 住所花园赋予了诗歌《幻想》和《歌唱热情和欢乐的诗人》的灵感。9月，济慈的经济状况十分困窘，他考虑成为新闻记者或当随船医生。在绝望中，他带着一本新的诗集拜访了出版商[2]，但出版商对这本诗集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蕾米亚》难以理解，并认为《圣阿格尼丝之夜》有一种 “琐碎的厌恶感”和 "混合了感受与讥讽的‘唐璜’风格”，他们表示这是“一首不适合女士的诗”。[49] 济慈生前目睹的最后一部出版作品是《蕾米亚、伊莎贝拉、圣阿格尼丝之夜及其它》，这部诗集相较前两部取得了更多好评，它后来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之一。[2]

1817年济慈在黑斯廷斯郊游时结识了了女友伊莎贝拉·琼斯。琼斯被描述为是个美丽、天才、阅读广泛的人，她并非出身上层，但经济稳定，并在后来成为了济慈圈子中的一员。[50][51] 济慈从不掩饰他对琼斯的吸引力，尽管他们似乎只是享受相聚却从不作出承诺。济慈记录说1818-1819年冬天“常去她家”，在写给乔治的信中，济慈表示他“和她一同取暖”、“和她轻吻”。[52] 和琼斯的幽会给济慈带来了许多灵感，《圣阿格尼斯之夜》和《圣马可之夜》或许都与她有关，《明亮的星》最初的灵感可能源自于她。[51][53][54] 1821年，琼斯是英国首先被告知济慈死讯的人之一。[50]

芳妮·布劳恩，摄于1850年

在汉普斯泰德居住期间，济慈遇见并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邻居，方妮·布劳恩。布劳恩出生于1800年，济慈的诗稿显示他们在1818年11月相遇。[55] 和济慈祖父一样，布劳恩的祖父也经营一家旅馆，他们都有家庭成员死于肺结核。她与济慈的母亲、妹妹有共同的名字“芳妮”，她有关于服装制作和语言的天赋，并喜爱戏剧表演。[56] 1818年11月，她开始与济慈热恋，但因为当时济慈的弟弟汤姆患病，济慈需要时刻照顾他。[57]

1819年4月，布劳恩和母亲搬进了济慈所住的房子，因此这对情人得以每天见面。济慈借给布劳恩一些书，他们会在一起阅读。济慈将诗歌《明亮的星》献给她，作为双方爱情的证明。这首诗的创作一直持续到济慈去世前几月，诗的内容与他们的关系紧密相连。“他的一切愿望都与芳妮有关。”[58] 6月前的某个时候，他们达成了共识，但远非是正式的订婚。[59] 因为济慈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提供的东西，他生活困窘，看不到前途。作为一个挣扎在困顿中的诗人，这首先就排除了与布劳恩的婚姻可能。他们间的爱情仍是无望的，“明亮的星”的妒忌开始啃噬他，黑暗、抑郁、疾病环绕着他，这些都反映在了诗歌《圣阿格尼斯之夜》和《无情妖女》中，跟随他的不止爱情，还有死亡。“我在散步途中冒出两个奢侈的想法，”济慈在信中写道，“你的可爱，和我的死亡。”[59]

1819年10月13日，在寄给布劳恩的信中，济慈写道：

我的爱让我变得自私。没有你我将无法存在 – 我可以忘记一切，却仍想再见你一面 – 我的人生似乎就停在那里 – 看不到远处。你吸收我的一切，我感觉自己正在解体 – 我很痛苦，因为我没有希望再见到你……我惊讶于那些为宗教牺牲的人们 – 我为此不寒而栗 – 我不再惊讶 – 我也能为我的宗教而牺牲 – 爱情是我的宗教 – 我能为此而死 – 我能为你而死。[60]

济慈的肺结核日益严重，医生建议他搬往气候较暖的地区居住。1820年9月，济慈前往罗马，他明白此行可能是与布劳恩的永别。离开后，济慈不再写信给她，但仍与她的母亲保持通信。[2] 五个月后济慈死于罗马。布劳恩写给他的信都未存留。[61] 济慈的死讯一个月后才传到伦敦，而后六年布劳恩都处在他去世的悲恸中。直到济慈去世十二年后的1833年，布劳恩结婚并有了三个孩子，她比济慈多活了四十年。[62][63]

济慈在罗马时的居所

1820年，济慈表现出日益加重的肺结核症状，二月初出现肺出血。1820年2月3日，济慈首次咳血，他对查尔斯·阿米蒂奇·布朗说：“我知道血是什么颜色，这是动脉血。我不能欺骗自己，这是我的死亡警告，我即将死去。”[64][65]

他大量失血，后续医师又为他继续放血。接下来的夏天基本是亨特在伦敦照料济慈。根据医师的建议，济慈决定与朋友约瑟夫·塞文一同搬往意大利。9月13日，他们离开格雷夫森德，四天后登上玛丽亚·克劳瑟号帆船。10月1日，帆船到达卢沃斯湾，两人上岸后又返回船上，济慈在此时完成了《明亮的星》最终版本。[66][67] 去往意大利的航程并不顺利：先是暴风雨，紧接着平静的无风天气又减缓了航行进度。到达那不勒斯后，船只因当时英国的霍乱爆发而被隔离十日。济慈于11月14日抵达罗马，那时温暖的天气已经过去。[68]

济慈在1820年11月30日给查尔斯·阿米蒂奇·布朗写了人生最后一封信：“对我来说，写信是世上最困难的事。我的胃还是很难受，在我尝试翻开书本时尤为如此——不过相比隔离时我已经好受许多了。然后，我害怕受到在英国时任何有趣事物的诱骗。我有种持续的感觉，似乎我的真实生活已经逝去，我活的像是个已死之人。”[69]

济慈搬进位于罗马西班牙阶梯的一座房子，这座房子现在是济慈-雪莱纪念馆。尽管有赛文和詹姆斯·克拉克医生的照料，济慈的健康状况仍不断恶化。济慈接受的医疗照顾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70] 1820年11月，克拉克声称济慈的疾病源自“精神衰竭”，而病因主要来自他的胃部。最终济慈被症断为肺痨（肺结核），克拉克医生每天只为他提供一条鳀鱼和一小片面包充饥，借此控制饮食以减少流向胃部的血液。克拉克医生还为病人放血：这在当时是标准的治疗手段，却也是造成济慈虚弱的主要原因。[71] 塞文的传记作者苏·布朗写道：“他们本可使用小剂量的鸦片，而济慈在启程时也曾让赛文买一瓶鸦片。赛文没有意识到的是，济慈将鸦片视为一种潜在的自杀手段。在航行中，济慈曾想从赛文那里取得鸦片，但赛文不让。到罗马后，济慈又再次尝试……赛文感到为难，所以最终他去找医生，而医生把瓶子拿走了。于是结果就是，济慈遭受巨大的痛苦，却没有任何缓解手段。”当赛文和克拉克医生拒绝给他服用鸦片酊时，济慈非常生气，他反复质问“这种死后的存在还要持续多久？”[71]

1821年1月，济慈的健康状况缓慢而稳定的向肺结核最后阶段恶化。他的尸检显示他的肺几乎已完全解体。[72] 济慈咳血，浑身是汗，负责照料的赛文常看到他从睡梦中醒来，为自己仍活着而哭泣。赛文写道：

济慈开始叫喊，直到我为他颤抖不已[71]……大约四点，死亡接近了。（济慈说）“赛文 – 我 – 扶我起来 – 我正在死去 – 我会死的轻松的；别怕 – 振作起来，感谢上帝它终于来了。”我让他靠在我的肩膀上。他喉咙中的痰似乎在沸腾，一直到十一点，他逐渐死去，非常安静，我甚至以为他还在睡梦里。[73]

1821年2月23日，济慈在罗马去世，他被埋葬在罗马新教公墓。他临终前请求葬于无名石碑下，只在石碑写上“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赛文和布朗为济慈树立了墓碑，断弦的里拉琴浮雕下刻有文字：

这座坟墓下埋葬的是一位年轻的英国诗人，他躺在临终床榻，内心悲苦，鉴于恶毒敌人的强大力量，他惟愿在此墓碑写下：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1821年2月24日

位于罗马的济慈墓地

这段墓志铭来自卡图卢斯LXX：

一个女人对情人说的话，应当记在风里，写在水上。（拉丁語：）

弗朗西斯·博蒙特的《The Nice Valour》第五幕第五场有类似台词：

你所有的良好事迹，都应当写在水里，但这个却被刻在了大理石上。

赛文和布朗在墓碑上添加了其它文字，以抗议他人对济慈作品的批评。亨特将济慈的死归咎为《季度评论》对其长诗《恩底弥翁》的严厉攻击。正如拜伦在叙事诗《唐璜》所写：

他那心灵，那天庭中的火焰一丛， 竟让一篇文章把自个吹熄。[74]

葬礼后七周，雪莱在其诗《阿多尼》中悼念济慈。[75] 克拉克在济慈墓旁种了他喜欢的雏菊。出于公共卫生考虑，意大利卫生局烧掉了济慈房间的家具，重新刷墙并更换了门、窗和地板。[76][77] 雪莱，这位济慈最热切的同伴，他死后的骨灰也被埋在同一公墓，赛文的墓地紧邻济慈。马什在《泰晤士报》写道：“这块墓地旧区，济慈下葬时几乎还是荒地，但如今满是伞松、香桃、玫瑰，和遍地的紫罗兰。”[78]

济慈的传记都不是生前熟悉他的人所写。[98]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商随即宣布将出版《关于济慈的回忆》，但济慈的朋友拒绝配合，因此该出版计划被搁置。李·亨特所著《拜伦勋爵和他的同僚们》给出了一些关于济慈的第一手记录，其中强调济慈所坚持的卑微出身，这种误解持续至今。[2] 随着济慈在艺术界的出名，他的笔记、文稿、信件等逐渐被集结出版。[98] 但早期叙述常有自相矛盾、偏向或争议之处。[98] 济慈的许多朋友，例如布朗、赛文、迪尔克、雪莱，以及他的遗产保管者理查德·阿比，出版商泰勒，女友芳妮·布劳恩等人都在其死后发表过对他的评论。这些早期文本被后续的传记参考引述，逐渐构成了济慈充满传奇的一生。[99]

雪莱宣称济慈的成就无法与其所受的痛苦分开，疾病使他衰弱，而细致的情绪也无法与困苦生活协调，因此他被“精神化”，表现出现今人们想象的遭受痛苦的肺结核患者形象。[100] 济慈的首部传记由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所写，出版于1848年。而后著名的济慈传记作者还有：西德尼·科尔文、罗伯特·吉廷斯、沃尔特·杰克逊·贝特、艾琳·沃德、安德鲁·莫逊。后续传记因写作时间较晚以及缺乏准确的肖像，济慈的形象被夸大和浪漫化，成为了与贫困斗争、英年早逝的英雄主义浪漫诗人形象。现存多数济慈肖像都于其死后所作，济慈生前友人大多认为这些肖像没有表现出他的特质和激情。[2]

位于伦敦盖伊医院的济慈雕塑

1973年，大英百科全书公司拍摄了《约翰·济慈的一生》，电影由约翰·巴恩斯导演，济慈的扮演者为约翰·斯特赖德，芳妮·布劳恩的扮演者为贾尼娜·法耶。[101]

2009年英国电影《璀璨情诗》以济慈与芳妮·布劳恩的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影片由新西兰女导演珍·康萍编剧并执导。[102] 故事情节改编自安德鲁·莫逊在1997年出版的济慈传记，由本·威士肖扮演济慈，艾比·柯尼施扮演芳妮·布劳恩。[103]

桂冠诗人西蒙·阿米蒂奇为济慈去世200周年纪念撰写了诗歌《我以某人说话……》，这篇诗歌最初于2021年2月20日发表在《泰晤士报》。[104][105][106]

2007年，一尊由斯图尔特·威廉姆森创作的济慈雕塑被放在了济慈曾工作学习的盖伊医院，雕像由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揭幕。[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