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

亞述浮雕顯示烏萊戰役後兩名埃蘭酋長被活生生剝皮

酷刑在古時代、中世紀和早期現代社會的法律和道德上都獲容許[16]。有考古證據表明在大約7,000年前的早期新石器時代歐洲就存在酷刑[17]。亞述和阿契美尼德波斯的歷史資料常提及酷刑[18][19]。社會以司法程序和懲罰來實施酷刑，但部分歷史學家區分開酷刑和痛苦的懲罰[20][21]。從歷史上來看，酷刑被視為獲取真相的可靠方式、適當的懲罰及制止未來犯罪[22]。當酷刑受到法律規範時，允許使用的方法會有限制[22]，例如歐洲的常用方法為肢刑架和吊刑[23]。大多數社會的公民只有在特殊情況和犯下叛國等嚴重罪行才會受到司法酷刑，而且通常要有實證。相比之下，外國人和奴隸等非公民常常遭受酷刑[24]。

酷刑在中世紀前期很少見，但1200至1400年間變得比較普遍[25][26][27]。因為中世紀的法官使用非常高的證據標準，當如果在沒有供詞的情況下定罪的目擊證人少於兩名，間接證據又將某人與死罪聯繫起來，他們有時會授權酷刑[26][27]。酷刑仍是為嚴重罪行保留的勞力密集過程，大多數受害者是犯下謀殺、叛國或盜竊的男子[28]。中世紀的宗教法庭和宗教裁判所根據與世俗法庭相同的程序法實施酷刑[29]。和卡扎尔伊朗在間接證據將某人與罪行聯繫起來的情況下會使用酷刑，但伊斯蘭教法傳統上認為酷刑下取得的證據不予接受[30]。

弗朗西斯科·戈雅约1812創作的《拘留罪犯不需要酷刑》

酷刑在17世紀的歐洲依舊為合法，但行動有所收斂[31][32]。酷刑於18世紀和19世紀初正式廢除後，對歐洲刑事司法體系的重要性已經變得微乎其微[33][34]。為何廢除酷刑的理論包括有關人類價值的啟蒙思想之興起[35][36]、降低刑事案件的舉證責任、不再視痛苦為道德救贖的流行觀點[31][36]，及延長監禁期來替代處決或痛苦的懲罰[35][37]。現在還未知酷刑在19世紀的非西方國家或歐洲殖民地是否也有所減少[38]。中國的司法酷刑已實行兩千多年[22]，並與鞭打和凌遲等處決手段一起於1905年遭到禁止[39]，但中國的酷刑在整個20世紀和21世紀仍然存在[40]。

酷刑被殖民列強用來壓制抵抗，並於20世紀的反殖民戰爭中達到頂峰[41][42]。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1954-1962年）期間，估計有3萬人慘遭酷刑[43]，而英國和葡萄牙也實施酷刑來嘗試保住自己的帝國[44]。非洲、中東和亞洲的獨立國家在20世紀常用酷刑，但與19世紀相比，這些國家的酷刑使用量是增加還是減少尚未清楚[41]。20世紀上半葉，隨著秘密警察的出現[45]、一戰和二戰，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國家的興起，酷刑在歐洲變得更普遍[16]。

在拉丁美洲冷戰期間，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政府都使用了酷刑，估計有10萬至15萬人受到美國支持政權的酷刑迫害[46][47]。到20世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國家為少數不太用酷刑的國家，但還是會用酷刑，主要針對少數群體或邊緣階層的犯罪嫌疑人，及海外戰爭時針對外國人口[41]。九一一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以反恐戰爭為由啟動了海外酷刑計劃[48]。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於2015年12月9日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酷刑在國際社會被禁止使用，但在中國仍廣泛存在。在中國遭受酷刑人群包括人權活動人士、律師、上訪者、持不同政見者、宗教信仰團體，以及少數民族等。在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一場會議中，出席會議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列舉了多年來中國律師為伸張正義所遭受的酷刑，包括暴力毆打、電擊、灌食、注射藥物、禁止進食和治療、性暴力、禁止休息、關禁閉、煙熏、燙傷、侮辱、威脅[49][50]。對於少數民族，2019年一份外洩的文件證實，自2016年開始，中共廣設「再教育營」，對新疆維族人士進行非法拘禁及思想改造[51]。2021年，1名逃到歐洲的前新疆公安在接受專訪時坦承，中共以「系統性酷刑」虐待新疆維族，公安會使出各種不同的手段來逼供，包括將人銬在金屬或木製的「老虎椅」、吊在天花板，並採取性暴力手段、電擊、水刑等。囚犯通常會被迫保持清醒數天之久，期間完全沒有食物和水[52][53]。

義和團運動中男子被車裂後的殘缺屍體

用於懲罰的酷刑可追溯至古代，並於21世紀仍在使用[20]。在司法體系失調或監獄人滿為患的國家，常見做法是警方逮捕嫌疑人，實施酷刑，並無罪釋放[104][105]，類似酷刑可在警察局[106]、受害者家或公共場所進行[107]。有人觀察到南非警方將嫌疑人交給義警實施酷刑[108]，這種類型的法外暴力經常在公共場合進行來威懾他人。其歧視性地針對少數和邊緣群體，並可能會得到公眾的支持，尤其是他們不相信官方司法體系[109]。

司法體罰被歸類成酷刑在國際上產生爭議，但日内瓦公约明確禁止這樣做[110]。約翰·D·貝斯勒等著者認為死刑本質上是實施懲罰的酷刑形式[111][112]。處決可能會以殘酷的形式進行，例如石刑、火刑或車裂[113]。死刑的心理傷害有時被認為是種精神折磨[114]。有人不認為固定處罰的體罰為酷刑，原因是其並不試圖破壞受害者的意志[115]。

酷刑可能也用來不分青紅皂白地恐嚇直接受害者以外的人或阻止反對政府[116][117]。美國的酷刑是用來阻止奴隸逃跑或反抗[118]。酷刑被廢除前，一些捍衛司法酷刑的人視其為威懾犯罪的有用手段，而改革者則辯駁酷刑是秘密進行，所以不能有些嚇阻[119]。20世紀較有名的例子為紅色高棉[116]和拉丁美洲的反共政權，他們折磨和謀殺受害者用作強迫失蹤[120]。其他方面軟弱的政權更愛採用酷刑來威嚇反對者[121]。獨裁政權會用不分青紅皂白地鎮壓，原因是他們無法準確識別前在的反對者[122]。許多暴徒缺乏實施酷刑計劃所需的基礎設施，所以通過殺戮來作恐嚇之用[123]。研究發現，國家酷刑可延長恐怖組織的壽命、增加叛亂分子使用暴力的動機，及讓反對派變得激進[124]。研究人員詹姆斯·沃勒爾（James Worrall）和維多利亞·彭齊納·海塔爾（Victoria Penziner Hightower）認為敘利亞政府在敘利亞內戰系統性且廣泛地使用酷刑，並表明這可有效地在內戰期間向某些群體或社區灌輸恐懼[125]。另種威懾性酷刑的方式是對移民進行暴力行為，正如歐盟外部邊境據稱發生回推一樣[126]。

歷史上一直使用酷刑來逼供犯人。1764年，義大利改革家切薩雷·貝卡里亞譴責酷刑是「宣判強悍無賴無罪並指責軟弱無辜之人的可靠方法」[22][127]。幾個世紀前，亚里士多德等人也曾對酷刑的有效性提出類似的質疑[128][129]。雖然廢除了司法酷刑，但其還是持續用於招供，尤其是司法體系的刑事案件中高度重視供詞[130][131]。允許大面積審前拘留的法律為用於強迫嫌疑人招供的酷刑提供便利[132]。研究發現，對於提取嫌疑人供詞，強制審訊稍微比認知訪談有效，但有更高風險會帶來假供詞[133]。許多受害人會說盡施虐者想聽的話來結束酷刑[134][135]。其他有罪的人會拒絕認罪[136]，特別是他們認為認罪只會帶來更多的折磨或懲罰[131]。中世紀的司法體系嘗試要求坦白者提供有關犯罪的細節，並且只在已有一些針對指控的證據才允許酷刑，從而抵銷酷刑下的假供詞風險[137][28]。有些國家的政敵受到酷刑來被迫公開認罪，這也是種國家政治宣傳的形式[130]。

審訊時使用酷刑獲取信息僅佔全球酷刑案件的一小部分，更常見的是為了得到口供或恐嚇[138]。雖然審訊酷刑早已用在戰爭，但在非對稱作戰和內戰更為常見[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