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會

大韩帝国政府自独立协会运动以后，一直视民间团体如洪水猛兽，因此一进会成立后，就遭到大韩帝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镇压。一进会虽有日本背景，但当时的日本正忙于日俄战争，因此一进会在当局的镇压政策下损失惨重。[13]一进会也时常在汉城鐘路发起集会和演说会，抗议当局的镇压，要求改革政治。但是一进会平时也仗着日本横行霸道，引起普通百姓的愤慨，1905年3月在全州发生一进会与民众冲突的事件[14]，紧随其后在平安南道德川、孟山两郡又发生平民袭击一进会员的事件。[15]元老大臣赵秉世指出：“今所謂一進會者，凌踏鄉閭，酷燄必至於燎原。守土之官莫敢禁戢，號令不行於戶庭。”[16]可见成立之初的一进会在韩国利用日本背景作威作福，但也不容于大部分官民，甚至政府的镇压，由于日本无暇顾及，因此其境况并不好。一进会也进行了一些启蒙活动，截止到1905年10月5日，一进会在韩国创办新式学校34所，在校学生2255名。[17]

另一方面，一进会积极协助日本对俄国作战，“輸誠日本軍前進的向導與偵探及運輸人員、鐵工、役夫等諸般事，爲殫誠竭力，靡不用極”[13]，他们征募韩人运输队为日军搬运军需物品，对俄军进行间谍活动，铺设对日本具有很高战略意义的京义线铁路。在1904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间，一进会和日军仅在平安南道安州便强制征募了26697人为日本服务，而在1904年10月到1905年9月这段期间，一进会在平安北道征募了72900人，平安南道64700人，黄海道11514人，从1905年6月10日到10月20日被一进会动员的朝鲜人便有114500人。[18]在日俄战争期间，“一進會助戰往死者數千計”。[19]由于一进会为日本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它更加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和保护。一进会运营的相关财政，表面上是来自向会员征收的会费，实际上正规的会费征收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资金都是由驻韩日军的特务机关和后来的韩国统监府提供的。而一进会也得到以内田良平为首的日本右翼组织黑龙会的大力支援，内田良平甚至还出任一进会的顾问。[20]所以“一进会之一切活动，皆承其（黑龙会）之指使”[21]，这种说法是恰当的。

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一进会的待遇才有所好转，并开始从事进一步的亲日政治活动。特别是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协约》缔结前夕，一进会更是大力奔走活动，积极推动大韩帝国成为日本保护国。1905年11月5日，李容九、宋秉畯等以一进会百万会员的名义向全国国民发表宣言书，呼吁韩国民众接受日本帝国保护，宣称“……况如派外公使，其名位虚饰，宁委任于友邦政府，依其力而保维国权……我一心同气，以信义交友邦，以诚意对同盟，依其指导保护，以维持国家之独立安宁幸福于永远无穷”。[22]根据韩国学者赵恒来研究，这份所谓“宣言书”其实是由一进会的日本顾问佐濑熊铁起草的。[23]

這份“宣言書”出爐后，韓國輿論譁然，皇城基督教青年會、國民教育會、大韓俱樂部、憲政研究會等團體紛紛發文駁斥，韩国政府也不得不贴出告示，称“近日一进会所谓宣言书者，措词横竖，立论狂悖，有非人民所敢言者矣，由是而舆论骇膛，浮讹胥动，兴言及此，深庸痛忱，固当彻底查究。第念会民素性忠爱，斯岂本心，必由于执迷误解，致有此举。兹庸告示，大小人民咸须知悉，破除疑团。”[24]试图以此抵消一进会宣言书的恶劣影响，然而不僅日本警務顧問丸山重俊反對這份告示，宋秉畯等人更是直接到參政大臣韓圭卨家中質問告示之事，“惡言威壓，無所不至”。[24]一進會的“宣言書”被日本作為韓國人自願要求保護而大加宣傳和利用，為其侵韓的“合法性”貼金。隨後在1905年11月17日，《乙巳條約》終於締結，日本剝奪了大韓帝國的外交權，并設置韓國統監府以控制朝鮮。至此朝鮮淪為日本保護國，然而身為朝鮮人的一進會卻“瀝酒相慶，尤陽陽焉”。[25]在《乙巳條約》締結過程中，一進會再次為日本立下大功，正如黑龍會要人葛生能久所言：“李容九與宋秉畯內外相應，以一進會之名義堂堂發表宣言書，壓倒時論，使該協約的成立容易許多，其功勞亦不可沒也。”[26]

《乙巳条约》缔结后，一进会有了日本人的撑腰，其气焰一时十分嚣张，在1906年3月伊藤博文就任韩国统监时，一进会在汉城南大门搭起牌楼，大书“欢迎”二字。但一进会在朝鲜民众面前已经是过街老鼠，各地时常发生殴打一进会会员的暴力案件，不但如此，一进会本身也再度面临窘境。从1906年开始，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兴起，各种爱国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活跃，其后又发生“国债报偿运动”这样的民族主义排日运动，使主张亲日的一进会空前孤立，士气低落。一进会的重要人物宋秉畯甚至还在1906年8月因“隐匿罪犯”的名义锒铛入狱，其后又围绕宋秉畯问题，在一进会内部出现了李容九（亲宋）和尹始炳（反宋）两派的对立和分裂。[27]1906年11月李容九设新约纪念宴，但他邀请的社会名流没有一人赴宴，所以此时的一进会一度出现“踽踽無所歸，如失群之魍魉”的萎缩状况。[28]

为了打开局面，一进会开始大力攻击朴齐纯内阁。统监伊藤博文力劝朴齐纯与一进会提携，但朴齐纯决定辞职，一进会也透过演讲会、评议会、建议书等形式，叫嚷内阁全部辞职。[29]于是在1907年5月朴齐纯内阁倒台，取代以建立的李完用内阁。一进会果然获得成效，出狱后的宋秉畯跻身新内阁，担任农商工部大臣的职位，而大量的一进会员也被起用为地方的郡守、观察使。真正让一进会势力全面振兴的，是不久后发生的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事件。原来当时高宗不愿做日本的傀儡，派密使前往荷兰海牙，企图参加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结果不但没能取得成功，反而败露给日本人。高宗早就是日本的眼中钉，伊藤博文正好借“海牙密使事件”的机会将他废掉，而被伊藤博文推向前台的，正是韩国政府及民间团体一进会。李完用与宋秉畯也是早就就表现出废帝的意思，因此这二人在这次逼宫的过程中最为卖力。一进会顾问内田良平也极力鼓动宋秉畯和李容九，于是在1907年7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宋秉畯叫嚣：海牙密使事件，伊藤统监既已相诘责，而长谷川大将又向大汉门开炮，皆因皇上暗中排日的结果，解决之途有二，要么亲驾赴日，谢罪于日皇，且托以教育皇太子，要么皇上出大汉门，幸大观亭（驻韩日军司令部），迎长谷川大将，面缚纳降，向其谢罪，折磨高宗达两个小时之久。[30]并在随后10多天内以日本武力为后盾反复逼宫，甚至宋秉畯还拔剑威胁。他手下一进会的喽啰们也没有休息。一进会员在宋秉畯、李容九及内田良平等人的动员下，以15人一组，连续数日在庆运宫前提着灯笼，举行敦促高宗退位的游行示威。汉城市民对一进会的卖国行径忍无可忍，终于发生流血冲突。史载：“一進會數百，自數日前持械圍宮城，與倭無別。至是都民大呼：‘一進會皆倭也！盍相誅之？’釼棒如雨，死者數十，走而折肢軆者相屬于道。”[31]到1907年7月19日这天，高宗宣布皇太子代理政事，日本对外宣布高宗已经退位。于是在这天汉城各界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示威运动。一进会再度成为被群众攻击的对象，其机关报纸《国民新报》报社遭到袭击，印刷机器被捣毁，社员被殴打。示威运动很快被驻韩日军镇压下去，高宗皇帝也在日本人及一进会等亲日势力的压力下于7月20日被迫宣布退位。其后皇太子李坧登基，是为朝鲜王朝的末代君主——纯宗。

一进会在这次逼退高宗的过程中又为日本做出重大贡献，因此其与日本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1907年10月，日本皇太子嘉仁访韩时，一进会在内田良平的指示下搭建奉迎牌楼、献纳土产、提灯列道欢迎等活动，为表彰一进会立下的“汗马功劳”，日本政府不仅赐给一进会26万元补助金，同时还授予会长李容九勋三等宝瑞章。[32]1908年6月，宋秉畯升任内部大臣，成为内阁的二把手。但一进会一再做出的亲日卖国行为则愈发将自身推向韩国民众的对立面，自高宗退位以后，随着《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条约）的缔结、大韩帝国军队的解散等一连串事件的发生，韩国国内义兵运动的洪流终于蔓延，一进会员则成为义兵重要的攻击对象。因为一进会以断髪为特征，因此很容易辨认，当时的义兵“遇一進會，輒斷頭投地，曰：‘亡國者此賊也！’”[33]，因此义兵每到一地，一进会员和日本人一样都是其屠杀的对象，从1907年7月到1908年6月，共有926名一进会员被义兵杀死，140余名受伤，被烧360余户，财产损失达5万多元。[34]于是一进会主动向伊藤博文和李完用请缨，要求组织“自卫团”，加入到讨伐义兵的行列中。这种“自卫团”以一进会会员、郡吏和地方“志愿者”为骨干，主要任务是调查户口、收回私藏的武器、巡逻警戒、侦察义兵情况后报告给官宪等。[35]一进会又成为日本镇压义兵运动的帮凶。

一进会不仅是日本侵吞朝鲜的爪牙，也是日本向中国扩张的帮凶，在所谓“间岛问题”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一进会很早就向间岛地区渗透，1905年10月，一进会就派会员李光洙“巡視”間島。[36]此后大批一进会员移民间岛，他们在临江六道沟设立总部，并在“间岛”其他地方设立许多分支机构，进行各种侦察和破坏活动，与日本的“间岛派出所”狼狈为奸，企图攫取当地的主权。比如一进会的头目之一金禹龙就在间岛派出所任职。对此《吉林旧闻录》一书有详细记录：

韩人于延、珲、和、汪四属，举族来迁人数已逾四十万。匀计户口，韩人将过半数，期间多桀黠者，多“一进会”中人，领荒租地，诡托混冒。吾深惧“一进会”为犬，而日人嗾之；“一进会”为傀儡，而日人牵其绳索而动也；则延边即朝鲜之复辙也。履霜坚冰，亦曰殆哉！[37]

清朝政府不欢迎一进会。吉林当局制订的《保守主权14条》中明确规定：“越垦韩民既守从中国法律，便是我国之垦民。又有入韩国一进会者颇多，似此种人，不论其是否我归化韩民，即行逮捕之，亦以民事刑法分别处治之。”[38]此后直到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缔结，一进会一直是中朝边界上令清政府头疼的问题。

一进会一向主张日韩“政合邦”（与日本所要求的日韩并合不同，见前文），并要求尽快实行。而伊藤博文治韩政策则属于渐进式的，不符合一进会的要求。1907年海牙密使事件发生以后，一进会顾问内田良平向伊藤博文力陈立即合并之必要，伊藤博文以“经费不足”为由拒之。[39]因此一进会对伊藤博文的政策一直不满。内田良平及李容九、宋秉畯等认为伊藤博文自从1908年以后，丝毫没有要推进合并的意思，从而开始积极筹划反伊藤运动。[40]同时一进会也与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产生龃龉，任内部大臣的宋秉畯于1909年2月辞官前往日本，并于同年3月15日当选为一进会总裁，此后他往返于日韩间，进行反伊藤和推动合并的活动。1909年6月伊藤去职以后，一进会就开始酝酿将合邦付诸实施。然而继任的统监曾祢荒助跟伊藤一样，也是一个稳健派，因此黑龙会指使李容九等弹劾曾祢荒助。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被韩国爱国青年安重根刺死，日本举国哗然，要求立即合并的声音甚嚣尘上。而一进会也以此事为契机，在韩国发起了“合邦请愿运动”，掀起轩然大波。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后，一进会就提出韩国要向日本派“谢罪团”，而其副会长洪肯燮更是亲自前往日本出席伊藤的葬仪，在日本期间，他与一进会总裁宋秉畯等就日韩合邦的问题进行磋商，回国后再与李容九密议此事，决定立即展开“合邦请愿运动”。他们让日本黑龙会的武田范之和一进会成员崔永年起草分别给韩国皇帝、内阁和统监的上疏文和请愿书，1909年12月2日，三份卖国文件终于完稿。当晚，一进会通宵召开临时总会，最终通过了“日韩合邦”的决议，主要内容有“永久保证韩国皇室安全”、“废止韩国政府，由日本政府直接行使政令”、“废止统监府”、“只保留一进会，解散一切学会团体”等。1909年12月4日，一进会代表向纯宗皇帝和总理大臣李完用提交《日韩合邦上疏》和《上总理大臣书》，一进会会长李容九则亲自向曾祢荒助统监递交《上统监书》。同日，李容九又以一进会百万会员的名义在一进会机关报《国民新报》又发表《韩日合邦声明书》，大力鼓吹日韩合邦。但是一进会掀起的“合邦请愿运动”并没有得到太多人响应，反而遭到了各方的反对。12月5日，汉城各界各团体4000余人召开国民大演说会，声讨一进会的卖国行径，反对呼声不仅扩散到全国各地，还波及海外韩人社会。同日《大韩每日申报》以《奴会宣言》为题发表社论，称一进会为“奴会”，揭露其“合邦请愿运动”的阴谋。李完用原本并不反对一进会，他甚至还令自己的儿子和门人加入一进会，以此向日本人献媚，没想到一进会却比自己更先倡导“合邦之说”，“完用愤甚，遂暗阻之”。[41]他故意不将一进会的上疏文奏于皇帝，而将其退还，此后一进会还想上奏，李完用仍将其退还。此外李完用还分化瓦解一进会，通过塞钱和封官许愿等手段使一进会副会长洪肯燮于12月7日退会。[42]统监曾祢荒助也认为一进会的“合邦请愿运动”引起了民心骚动，他一方面压下反对合邦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对一进会的活动进行严格控制，并对日韩合邦的舆论持消极态度。[43]日本政府也“合邦”此保持克制。李容九及内田良平等一进会要员在韩国已成为过街老鼠，必须有严密保护才能出门，据报道，“近日一进会本部由日本宪兵、巡查各二人进行保护，从昨日起又加派了韩国巡查六名。”[44]就连一进会内部的很多会员都看不下去了，“凡會民等，亦憤容九所爲，痛其汚染，聲討容九，因自割籍退會者，一日至七十人，外道會民亦相續退會”。[45]鉴于一进会的“合邦请愿运动”给韩国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1909年12月20日，曾祢统监命令内田良平回日本。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一进会“合邦请愿运动”相关文件

一进会自然不甘心就此打住，李容九于12月10日成立了“一进会合邦声明赞成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汉城普信社”、“赞成建议所”、“国民义务赞成会”、“绅士协议所”等有名无实的亲日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合邦。1909年12月23日，李容九又向日本首相桂太郎上《陈情书》，对李完用及曾祢荒助大加挞伐，恳请日本吞并韩国。[46]1910年1月2日李容九又入统监府，恳乞实施日韩合邦。[47]又多方侦探官僚大臣和社会名流的举动，暗中推进合邦事业。1910年春，反对合邦的声音逐渐平息下去，一进会总裁宋秉畯也认为“合邦事似已完成”。[48]1910年2月2日，桂太郎特地发表一项表彰一进会有“功”的照会，4月9日一进会又为这份照会举行祝贺仪式，高呼“韩日皇帝万岁！”“一进会万岁！”。一进会如此卖力地推动日韩合邦，为不久之后《日韩合并条约》的缔结、朝鲜半岛最终沦为日本殖民地做好了重要的舆论铺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