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镛

与犹堂故居

丁若镛1762年出生于京畿道广州府（现在的南楊州市鸟安面陵内里马岘村）的“八代玉堂”两班贵族家庭，本贯押海（今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他的十三世祖丁允宗是高丽王朝的大将军。在丁允宗之后，连续九代都是武将。高丽灭亡后，丁衍心怀亡国之恨，拒绝在朝鲜王朝为官。直到丁子伋开始出仕，官至承文院校理。之后经丁寿岗、丁玉亨、丁应斗、丁胤福、丁好善、丁彦壁、直到丁时润（丁若镛第五世祖）连续八代都是“玉门出身”。此后，家道中落，他的高祖父丁道泰，荫补通德郎。曾祖父丁恒慎进士及第。祖父再次荫补通德郎。他的父亲丁载远（1730-1792年）历任全罗道和顺县监、庆尚道醴泉郡守、蔚山府使等地方官，其后终老于晋州牧使任上。丁若镛的母亲海南尹氏是朝鲜文学大师尹善道之后。丁载远的第一任夫人是宜宁南氏，育有长子若铉。南氏早逝后，丁载远娶了茶山的母亲，育有三子若铨、若钟、若镛。在他9岁的时候，丁若镛的母亲去世。之后，丁载远又娶了金氏。金氏侍奉载远公20年，育有一子若镶。丁若镛曾为金氏作《庶母金氏墓志铭》，为若镶作《为舍第镶赠言》。他的二哥若铨1801年辛酉邪狱时被流配，谪居16年后病逝于黑山岛。他的三哥若钟笃信天主教，在辛酉邪狱时殉教[4]^:14-15[1]^:1278-1279[2]^:396。丁若镛出生那年，丁载远因见思悼惨变，辞官还乡。丁若镛4岁时开始学习千字文，7岁时能开始作诗。有“小山蔽大山，远近地不同”之句。他的父亲曾将他10岁前的习作编辑于《三眉子集》（已失传），“文人硕士，莫不叹赏，知其必大成。”[lower-alpha 1][4]^:19

丁若镛10岁即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15岁的时候，丁载远出任户曹佐郎后，他随父亲搬到了朝鲜汉阳。在京城，丁若镛接触到了朝鲜实学大家经世致用派（又称星湖学派）的开创人和代表人物李瀷（号星湖）的遗稿，深受启发，并从此沉醉于实学。他经常悔恨自己出生太晚，并对后代子侄们说：“余之大梦，多从星湖私淑中觉来。”除研读李瀷遗稿，他还与李瀷的弟子李森焕、权哲身、李家焕、蔡济恭等交往。他一方面向李森焕学习了星湖经学，一方面向权哲身学习了星湖的实践道学。李家焕的博学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吸收了中国明清实学，并与朝鲜北学派的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等人多有接触，曾先后阅读了朴齐家的《北学议》、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23岁时，丁若镛从李檗（1754-1768年），开始接触西方天主教和阅读西学特别是科学技术类的书籍。[4]^:20-22

丁若镛23岁时考取进士，28岁时文科及第，得到正祖的赏识，奎章阁提学沈焕之称其为“文苑之奇才”。他先后但任过文艺馆检阅、司宪府持平、司谏院正言、弘文馆修撰、奎瀛府校书、谷山府吏、刑曹参议等职务。他在1789年和1792年分别设计了汉江浮桥和水原华城[1]^:1279[2]^:396。在修建水原华城的过程中，他运用了滑车、鼓轮等机械装置，不仅解决了工程难题还为朝鲜国库节省了4万余两的白银。33岁时，他獲派为京畿暗行御史，廉查积城、麻田、涟川、朔宁郡等地。他关心百姓疾苦，惩处贪官污吏，深受百姓爱戴，但也因此得罪了朝中权臣[4]^:23-24。

1801年，正祖忽然驾崩。反对派得势后开始残酷镇压南人派，史称“辛酉邪狱”。丁若镛的三哥丁若钟在辛酉邪狱期间被斩首。他的二哥丁若铨則遭到流放。丁若镛也发配到庆尚道长鬐。同年10月，他又因黄嗣永帛书事件而押至汉阳，后再次发配到康津。在流放期间，他近距离接触到了下层社会。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此期间完成，他还创作出了许多反映百姓疾苦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流放期間，他完成了多部关于《尚书》的研究著作，包括《梅氏（尚）书平》九卷、《古训蒐略》六卷和《尚书知远录》七卷。1818年，56岁的丁若镛獲释返乡，结束了长达18年的流配生活。后来不复为官，潜心治学，从事著述18年，于1836年去世[4]^:24[1]^:1278-1293[5]^:40[2]^:396-404[3]。1885年，朝鲜高宗追谥他为“文度公”[1]^:1293。

丁若镛的哲学思想有很浓的唯物主义色彩[4]^:26。茶山实学融汇“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实事求是”的朝鲜实学思想，又与西方科学精神和技术合为一体[4]^:26。他的实学思想可以分为修己之学和治人之学[4]^:30。

土地制度改革

《经世遗表》

土地制度改革是丁若镛改革构想中最具创见的部分。《经世遗表》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论述土地制度改革。在丁若镛所生活的年代，土地虽然名义上是归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大多数土地都是由两班贵族所控制。国家对百姓征收收入二十分之一的税收，而地主却征收佃农二分之一的收入作为地租。这导致，朝鲜国库日空，百姓生活日窘。在借鉴中国井田制，柳馨远（1622-1673）的均田制，李瀷的限田制后，丁若镛根据朝鲜当时的国情，提出了“农者得田，不为农者不得之”的具有东方平等社会色彩的“闾田制”。[4]^:33

在闾田制下，每三十户左右的人家构成一个国家基本单位闾。每个闾的土地由闾内的居民集团耕种。每个闾设一名闾长，负责管理闾内土地和成员，记录成员的劳动时间。秋收时，收成的十分之一以上上缴国库，扣除闾长的俸禄后，剩下的收成按劳分配给闾民。闾田制体现了按劳分配的朝鲜社会平等思想。劳动者将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后，拥有所有的剩余。丁若镛认为此举可以激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4]^:34

在《田论》中，丁若镛指出只要国家保证人口的自由流动，闾田制最终能实现土地和人口的均匀分布。他根据自己在流配期间的亲身经历认为，朝鲜现行的赋税制度的症结在于“漏结”[lower-alpha 2]。两班和富商隐瞒土地，偷税漏税现象严重。为此，他提出重新丈量土地的改革建议。丁若镛在《井田议一》中说：“不必天下之民悉劝之为民也，农者为农，矿者为矿，不相妨也。”可见，他并不排斥非农产业，肯定了农业与矿业的并存状况。不过他又说：“君子之道斥利轻财，聚敛之臣不如盗臣，凡言兴利者皆小人也。”可见他所希望的理想社会是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对发展商业持保守立态度。[4]^:35

闾田制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但当时朝鲜土地虽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大多数土地由两班贵族控制。因此闾田制在实施上有很大的障碍。闾田制的按劳分配也將两班贵族排除在外[4]^:35。“茶山所以提出闾田制，其目的不在于社会经济的调整，乃在于全面重构社会。”[6]

科学技术

丁若镛设计的水原华城

丁若镛与“利用厚生派”实学一样，主张北学中国。他还曾提议在工曹之中设立专门负责从中国学校科学技术的“利用监”。他特别强调学习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培养朝鲜自己的技术人才。他相信“如此一来，不出十年，必能国富民强。”他在《技艺论》中强调发展农业技术、纺织技术、军事技术、建筑运输和医药之学；在《原政》中强调发展水利、种植、畜牧、狩猎、采矿等技术。[4]^:37-38

朝鲜三面环海，他指出提高造船之法对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他通过实验，提出了多项合理实用的造船方案。他还在和平时期敏锐地预感到战争的临近，极力呼吁朝廷居安思危，巩固国防，说“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他在《地理策》、《民堡议》、《军器论》、《战船策》等文章中极有先见之明地呼吁朝鲜朝廷加固城池，开发火力更为强大的大炮，制造更为先进的战船，同时加强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军队的实战能力。[4]^:38

1793年，丁若镛设计了水原华城。《城说》详细记载了他关于华城的设计。华城坚固美观，易守难攻，在建筑技术和工艺水平方面，超出了朝鲜都城汉阳城。朝鲜正祖曾为此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在华城的建设过程中，他设计的游衡车和研发的引重、起重技术和起重机等新设备节省了大量的人财物力。[4]^:38

丁若镛对医学也很有研究。他通过文献研究和实验成功地将种痘术引入朝鲜。他还苦心研究民间疗法，编纂了《村病或治》一书，旨在帮助百姓防病治病，改善朝鲜民间的医疗状况。[4]^:38

《牧民心书》

丁若镛在政治、经济、法制、水利、医学等诸多方面留有包括《经世遗表》、《牧民心书》、《钦钦新书》、《麻科会通》等著作[1]^:1279。

丁若镛政论文和他的诗歌一样，充满了对统治阶级的辛辣讽刺与批评。《还上论》是篇批评官府借粮制度不合理性的文章。作者在文中主张取消这种让农民更加赤贫的制度。《田论》对土地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谴责，并提出施行维护农民权益“闾田法”。《监司论》将统治者比喻成强盗，将他们的罪恶昭彰于世。《乡吏论》表达了作者认为乡吏比凶猛的老虎和鹰还凶恶的观点。《原牧》是揭露封建等级制度和剥削的文章，反映出作者民主主义的思想。[1]^:1292

丁若镛是续李奎报之后，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留有《与犹堂全书》，其中收录有2400余首汉诗。丁若镛创作了诸如《饥民诗》、《夏日对酒》、《苦雨行》、《哀绝阳》等反映百姓悲惨生活的诗歌。他还仿照杜甫的《三吏三别》创作了揭露腐败残暴封建官吏的汉诗《波池吏》、《龙山吏》、《海南吏》（“三吏”），以及《石隅别》、《沙泙别》、《龙潭别》（“三别”），此外还创作了鞭挞官僚鱼肉百姓的“三行”（《狸奴行》、《猎虎行》、《僧拨松行》）。[1]^:1278-1293[2]^:396-404

与许多朝鲜王朝诗人一样，丁若镛推崇“诗圣”杜甫，并尊杜甫为诗界孔子[4]^:39-41。他从小就喜欢杜甫的诗。年谱有云：“十三岁，手抄杜诗，仿而步韵，深得杜意，凡数百首。”[4]^:19，并有“杜甫还生诗人”的美誉[4]^:76。由于丁若镛与杜甫处在不同的国家和年代，他的思想已经不再像杜甫那样是单纯的儒学，而是以实学思想为核心。这使得他的诗歌作品在内容上与杜诗同中有异，在艺术追求上也有所差别[4]^:113。

丁若镛与杜甫都生活在各自时代的转折期。杜甫经历了盛唐到安史之乱的巨大变化，以及之后的皇权更迭，社会动荡，诗人自己的流离失所。一千多年后的丁若镛虽然没像杜甫那样身处战争年代，但也经历了朝鲜王朝末期 “英正中兴”短暂繁荣后，社会体系面临崩溃，王权统治走向衰亡[4]^:76。杜甫诗歌内容很多都是有关战争的动荡和对战乱祸国殃民的反思，而丁若镛的诗歌则很多都是关注政治祸乱和对制度的省察[4]^:76-85。

这两位儒学家都有“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杜甫的诗歌大量描写了战乱中遭受兵役、租税摧残的百姓痛苦生活。但杜甫笔下的罹难百姓对未来存有希望，怀有为国捐躯的豪情。丁若镛的诗歌则大量描写了凄惨的黎民。他对百姓悲惨生活的描写往往是赤裸裸的，而不像杜甫那样“温柔敦厚”，除了凄惨还是凄惨，让人不忍闻，不忍见。这主要是两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及丁若镛“人性平等”的哲学思想的反映。在丁若镛眼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平等的[4]^:94-103。他认为“发狂大叫何无礼，要自胸中嵬磊来”，只要是出于公心，发自真情，即使“发狂大叫”也不算是“无礼”，同样是美好的[4]^:68。

杜甫自言自己的诗风“沉郁顿挫”。丁若镛很推服杜诗的这种“沉郁”、“顿挫”之美。他的诗也颇具杜诗的“沉郁”之情、“顿挫”之感，而且他的诗起伏更加剧烈，情感更加激荡昂扬，呈现出“抑扬激越”的风格。他的诗经常通过使用对立结构和对照手法，突显社会矛盾，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凸显茶山诗的理性审视和犀利的批判锋芒。[4]^:131-133

在叙事特点方面，杜甫有“主客融合”的特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诗人多采用第一视角，常常融入诗人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观点。诗人往往成为诗中的人物。这种“主客融合”的叙事方式是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的抒情传统。在杜甫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中，叙事都是以诗人自我视角展开，既有诗人自己的言行也有对客观事态的描摹。丁若镛的叙事诗往往采用的是“主客分离”的第三视角。在他效仿杜甫“三吏”创作的《波池吏》、《龙山吏》、《海南吏》中，没有自己言行的描述。诗人以观察者的视角理性、客观地写人叙事，这是他“致用”实学思想和“兴我旧邦”创作动机的体现。[4]^:13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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