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贩卖

根据UNIAP对中国人口贩卖的独立调查报告称，在2006年至2007年间，中国纸质媒体总共报道了800起关于人口贩卖的案例。研究发现年龄和性别等因素与贩卖不同类型的人口之间存在联系。例如，为了满足收养需求而贩卖年轻男孩，为了性剥削需求而贩卖女孩和年轻妇女。[7]

其中，主要的贩卖手段包括: 欺诈和欺骗，占37% ; 绑架，占26% ; 滥用权力或处于弱势地位，占17% ; 对躯体的暴力行为，占5% 。纸质媒体对被贩卖受害者的报道比例占到58%，而这些人分别被贩卖后，所从事的行业有：强逼卖淫，占19% ; 娱乐业、美髮或按摩院，占9% ; 砖窑，占9% ; 制造业，占4% ; 家务劳动，占3% ; 强迫乞讨，占3% ; 其他情况，占11% 。[7]

根据UNIAP对中国人口贩卖的独立调查报告称，从2007年到2008年中期媒体报道的301起人口贩卖案件进行了分析，确定云南省和贵州省是人口贩卖的主要来源省份。[7]福建省、广东省和山东省是主要是人口贩卖的目的地省。[7]而河南省既是人口贩卖的来源省，也是目的地省。[7]

贩卖受害者的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大多数被贩卖的受害者都来自中国人均GDP最低的省份，如云南省和贵州省。而如福建省、广东省和山东省这些人均GDP很高的省份，则是购买这些被贩卖人口的主要目的地，因为当地有巨大的外来人员需求和经济资源开发，这些被贩卖的人口通常会被用来进行强迫劳动。[7]

中国仍然是世界各地遭受强逼卖淫的女孩和妇女的重要来源。人口贩子通常从中国农村地区招募女孩和年轻妇女，利用欺骗性的工作机会或收取高额旅行费用，并以身体或经济伤害相威胁等手段，强迫她们从事性交易服务。[10]中国妇女和年轻女孩在被贩卖到国外的各种地区，其环境也是千差万别，有时还与中国农民工统一住在工厂、矿场和伐木营地。[2]

人口贩卖问题在中国的1.5亿流动人口中表现的最为明显。[2]强迫劳动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报告称，在中国各地的砖窑、煤矿、工厂和建筑工地有大量关于儿童、成年人和移民工人的强制劳动的确认报告。例如，2009年5月，媒体报道了安徽省砖窑强迫劳动的案件，在那里，患有智障的劳工受到类似奴隶的待遇。[2]

在中国，猖獗的人口贩卖也常常归咎于长达十年并导致性别失衡的一孩政策以及普遍的结婚欲望。在妇女严重短缺的社区里，男人们面临着找新娘的巨大压力。当他们无力支付当地妇女的高额彩礼时，男人们就会更偏向于选择购买从其他地区被绑架贩卖过来的女子。[10]国内被用于“婚姻”目的所拐卖的女子新娘其主要来源地是云南省、四川省和贵州省的偏远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的贫困使妇女更容易遭受拐卖。人贩子通常把这些妇女卖到遥远的地区，如陕西省、宁夏省、广西省、海南省和广东省等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男性面临婚姻挤压的省份。[10]还有不少地区也存在拐卖婚姻的严重问题，如2022年初江苏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凸显监管失效。作家长平指出，以本次事件中的丰县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对光棍“买媳妇”所涉及的人口买卖、拘禁、强奸等犯罪行为不主动干预，包庇纵容，致使贩卖妇女、儿童问题长期得不到治理[11]。八孩母亲杨某侠事件发酵后，当地政府不仅没有追责，还允许涉嫌骗奸和违法婚姻的董志民成为网红[12]。

儿童尤其容易成为被强迫劳动的对象。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儿童被迫参与卖淫和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包括乞讨、偷窃、卖花、在砖窑和工厂工作；而在大陆从事在外务工的劳工的孩子特别容易被贩卖。”[2]例如，报告称，在砖窑、低技术服务部门、小作坊和工厂皆发现有童工参与工作。这些报告发现，这些未成年劳工通常都是13岁到15岁不等，有些甚至只有10岁。[7]据外国媒体报道，作为“勤工俭学”计划的一部分，学校甚至组织学生被迫采摘棉花，而学生通常在毕业证的威胁下被学校交给企业或者工厂进行劳力剥削。学生没有任何发言权提出他们未来如何就业的问题，更无法保障他们自身的权益。[2]

中国强迫劳动和使用童工的具体规模尚不清楚，部分公开的信息是来自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人口贩卖的报告，并且美国政府只公布了一些比较有限的信息。[7]2014年，美国劳工部发布了一份《使用童工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清单》文件 ，其中显示中国使用童工生产并对外提供了12种商品，从砖、煤、棉花、电子产品、烟花和圣诞装饰品。[13]

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有地方政府和福利院勾结，将超生的婴童抢走当作“弃婴”，甚至是以低价买入贩卖而来的孩童，再以高价有偿“送养”给外籍人士。[14][15]

中国大陆对人口贩卖的法律定义并不包括将14岁以上儿童视为遭受性交易目的的人口贩卖受害者。[2]中国法律只承认除绑架以外的如“威胁人身伤害”或“非人身伤害”胁迫的贩卖形式，在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中国《刑法》第244条将强迫劳动定为刑事犯罪，但在只有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处于罚款和不超过三年的刑期。由于处罚的力度不够严厉外，中国对于贩卖的定义不包括贩卖男性受害者或成年劳工。[2]

中国农村普遍重视传宗接代的现象，部分年长未婚男性会拐卖残障妇女，用以生育后代。相关现象在1980-2000年代尤为超出，多在2010年代揭露。被拐妇女精神残障，缺乏起居飲食自理能力，一般被“丈夫”置之不理，生孩子之后不少被关在卫生情况恶劣的屋子里。由于精神残障者无民事行为能力，法律上不能结婚。相关案例：

• 2006年山东兰陵县芦柞镇。一名脑瘫女子赵某（1987年生，19歲）的母亲收了1700元彩礼，把女儿卖给患梅毒的男子（1972年生，34歲）。二人沒結婚但生下9个孩子，赵某与儿子也感染了梅毒。2021年曝光。[16][17]
• 2000年湖南平江縣大洲鄉。2013年湖南電視台《尋情記》以「76歲老人和29歲妻子溫情相守」温情包裝事件，令事件曝光。[18][19]
• 2004年广西容县六王镇。1963年生，41岁。2020年以“男子锁妻十年还曾弑母”之名曝光。[20][21]

即使是健全的女性，也有不少被拐作生育的案例，例如徐州八孩母親事件。此外，也有不少女大學生被人販子拐賣後，以廉價賣給貧困山區作生育工具的案例。[22][23][24]

不少健全女性被拐賣後，因持續被虐待及生活環境惡劣，導致殘障[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