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塞爾維亞關係

1945年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与南斯拉夫代表交流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并通过英国共产党人向南斯拉夫共产党转交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报告。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提出要一并借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建立今后的政体。毛泽东当时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可以研究南斯拉夫的经验”。1948年初，在印度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参会的南斯拉夫代表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进行了交流，向章汉夫提出是否有办法前往中共解放区。以上举动表明中共领导层曾经试图与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二战后新出现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以争取更为广泛的支持和援助。

1948年6月，南斯拉夫正式与苏联决裂。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白热化阶段，苏联加大对中共军事援助的力度，并派遣大量专家指导中共东北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使中共作出了完全倒向苏联的决定，在苏南论战中公开指责南斯拉夫。中南两党关系就此走向破裂。

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在苏南冲突中支持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中共中央在决议中谴责南共“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声称南共“陷入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且指责铁托的表现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如出一辙”。中共中央决议公布之后，立即要求各地党委大力贯彻学习1948年6月由情报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11月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总理铁托随即指责中共“奉莫斯科的旨意”对南斯拉夫酝酿挑衅行动。中共由此开始根据苏联的定论将南斯拉夫称为“现代修正主义”，简称“南修”。南斯拉夫则将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中国教条主义者”。

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向斯大林转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服从并随时准备坚决执行苏共的一切决定”的态度，声明中共“在任何时候都会站在苏联一边” 。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批评南斯拉夫铁托政府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指责南斯拉夫“对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干扰”，且指出铁托“就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张国焘一样，是阴谋家，叛徒和变节者”。

1949年7月希腊内战末期，铁托突然宣布封锁南希边境，对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希腊民主军进行堵截，同时又允许保皇派的希腊国民军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民主军。铁托一方面高调宣称坚决支持希腊共产党“抗战到底”，而另一方面却采取了出卖希腊共产党的举动，还大作所谓苏联阻止南斯拉夫援助希腊共产党的文章，指责因此拒绝与其在希腊问题上进行任何合作的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各国“破坏团结”。中国共产党为此发表评论，认为南斯拉夫要求在希腊问题上采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行动”的主张听起来虽然冠冕堂皇，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关于在希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是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计划密不可分的，因为铁托集团一再重申他们致力于1948年出台的“叛卖道路”，即致力于反革命路线。中共方面指出，南斯拉夫方面提出的“联合行动”的本质，就是要求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党服从南斯拉夫自己作为“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这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成为南斯拉夫与美帝国主义推行帝修合作主宰希腊人民及巴尔干半岛各国人民命运的工具，他们目前公开扼杀希腊人民革命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口中的“团结”是同美帝国主义团结来埋葬革命。因此同他们团结，就是帮助这伙叛徒掩盖他们背叛社会主义道路、投靠美帝国主义的卖国罪行。中共同时指出，由于希腊共产党内一些人（指逼迫瓦菲阿迪斯出走苏联的尼科斯·扎哈里亚季斯）坚持斗争的意志出现动摇，表现出了“既怕帝、又怕修”的倾向。这些人明确表示赞成所谓的“联合行动”，不同意苏联对南斯拉夫援助动机的解释，对苏联为首的各兄弟国家给出的警惕修正主义阴谋的善意劝告置若罔闻。他们声称：“我们认为苏联提出的所谓南斯拉夫正在出卖我党的说法是极为荒谬的，因为我们与南斯拉夫之间关系的依据是单纯的国际主义原则，而不是其他。”正是由于希腊共产党内有这些人的存在，才给了铁托集团以可乘之机。中共方面还为此向希腊共产党方面发出劝诫：“希腊同志们将南斯拉夫的援助与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的援助相提并论，这是对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侮辱。我们希望希腊同志能够尽快认清现实——南斯拉夫的援助是不真诚的。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苏联；二是进一步控制希腊，改善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苏联制造麻烦，也可能给你们制造麻烦。他们就是要在希腊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中投下阴影，以此进一步分裂各国兄弟党之间的团结。可见南斯拉夫对你们所谓的帮助还是没有的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后，南斯拉夫方面于10月5日发出电文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全面倒向苏联而拒绝与之建交。当年年底，《人民日报》在12月1日第一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塔斯社11月29日播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通过的谴责南斯拉夫铁托当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等三个决议的新闻， 并于12月4日全文发表了这三个决议，刊出以《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为题的时评。文章指出：“我们热烈拥护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坚决反对铁托集团。我们号召一切共产党人随时随地以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己任，反对一切背叛马列主义的反动罪行，坚决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

1950年10月，南斯拉夫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服务于苏联教条主义的霸权利益”，攻击中国“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内政”，同时斥责中国积极执行苏联的“反南政策”，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禁运。

1952年中国国内开展大肃托运动，南斯拉夫被当作托派典型加以批判。中共中央的相关批示指出，南斯拉夫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则曾经表现为陈独秀主义，即“托陈取消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南共中央“企图把自己的托洛茨基式政策强加给相邻的较为弱小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将阿尔巴尼亚的亲南派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托称为南斯拉夫当局安插在阿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

1954年越南人民军在中国驻越军事顾问团的指挥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南斯拉夫称奠边府大捷为“不善意的姿态”，指责中国“秉承苏联的旨意”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来使用。

195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会见铁托后，表示同意中国方面与南斯拉夫方面建立外交关系。铁托最初表示南斯拉夫不打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关系，但为向刚刚关系有所缓和的苏联示好，最终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大使。两国于当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南斯拉夫暂停了在国际场合下攻击中共的立场。

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铁托公开支持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并在苏联出兵匈牙利后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避难。铁托认为匈牙利革命是“进步分子”的反抗，提出了是“南斯拉夫模式”得胜，还是“苏联模式”得胜的问题。此举遭到积极支持苏联出兵的中共方面的公开谴责。之后铁托为维持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刚刚缓和下来的关系，又改口声称苏联出兵匈牙利“实属必须”，但仍然强调：“我们反对使用外国军队进行干涉，苏军的干涉仍然是一种错误。”

1957年11月7日，南斯拉夫方面故意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并拒绝在当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上签字。1958年4月，南共七大上提出的《纲领草案》明确否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观点。赫鲁晓夫对此极为恼火，指示各国共产党对南共进行批判。5月5日，《人民日报》以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之名，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该社论继续肯定了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把铁托称为“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随着苏南两国再次爆发冲突并不断升级，中南两国互相撤回驻对方国家的大使，只留临时代办处理大使馆的日常事务。在往后的各种国际场合下，中国代表往往与苏联代表同时退席抗议南斯拉夫方面发表的反苏言论。南斯拉夫由此开始重新奉行全面反华政策，中南两党亦在意识形态方面公开论战。

针对中共的批判，1958年6月15日，铁托在伊斯特拉半岛拉宾发表的演讲中指责中共领导人是“新战争贩子”，声称：“中国领导人再次服从于苏联的指挥棒发表反南言论，就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铁托在演讲中不仅对中共进行点名攻击，而且指明攻击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并表示：“各国党内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们为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统治，不仅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到本国人民的头上，还强加到别国人民的头上。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党内出现斯大林主义的倾向。”中共方面则对铁托的说法予以驳斥，声称南斯拉夫政府提出的所谓“苏联压迫南斯拉夫、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说法实属“贼喊捉贼”，因为南斯拉夫曾试图吞并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所谓“大巴尔干联邦”，在巴尔干半岛实行压迫弱小邻国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为此曾不惜在希腊内战中出卖希腊共产党，并在匈牙利革命中支持纳吉，直接插手干预了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且谴责铁托“用一系列恶毒的头衔”妄议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爆发，铁托抨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是“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亚洲和平”。1958年9月起，南斯拉夫的代表曾多次在东南亚的国际会议上与中华民国的代表接触，希望两国正式建立邦交以对抗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可以为中华民国提供军事援助。随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再次破裂，南斯拉夫再次改变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大量在政府刊物上刊登中华民国国旗、把中华民国称为中国、以中国总统称呼蒋中正。然而出于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提防，中华民国始终没有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拒绝与南方进行有关武器援助种类的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对此采取报复措施，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孤立南斯拉夫、排斥南斯拉夫参与国际事务的政策。

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南斯拉夫《政治报》、《战斗报》等报刊称西藏是“独立国家”，认为中共“彻底剥夺”了给予西藏的“自治权”。铁托公开指责中共政府实行“大汉族沙文主义”、“违反马列主义有关少数民族权力的原则”，声称“北京屠杀藏族”、“西藏有自决权争取成为一个独立民族单位”。

1960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同年5月，美国空军一架U-2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被击落，铁托发表声明，声称苏联“制造了大规模纠纷”，此举遭到支持苏联立场的中共方面的公开谴责。同年11月，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于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会议声明中明确谴责南斯拉夫政府的内外政策。

1961年11月，南斯拉夫政府邀请中华民国政府派代表参加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届不结盟运动会议。国民政府代表团为此公开向南方表示感谢。此举进一步激怒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随即谴责南斯拉夫政府“充当美帝制造‘两个中国’的可耻工具”，称铁托为“已堕落到相当可耻的地步、但还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无耻叛徒”，并警告铁托当局：南斯拉夫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必须立即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否则将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962年7－8月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南斯拉夫：“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像南斯拉夫就变质了。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同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南斯拉夫站在印度一边公开指责中共。铁托声称，“中印两国的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中国却企图用武力修改与印度的边界，这是对印度的侵略”。对于中印两国问题中的西藏因素，铁托表示：“尼赫鲁总理作为主张中立和反帝的人士，是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团结的对象。我们坚决反对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其在印度国内地位的行动”，“西藏与印度毗邻，其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西藏问题是由于中国方面的不慎重造成的，而中国却为了西藏与中立的印度发生冲突，实乃不智之举。” “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好战的中国教条主义者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南斯拉夫为讨好印度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集团”，公然要求中国放弃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并不惜挑拨中国与苏联为首的全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充分暴露了其无耻叛徒的本来面目。《人民日报》在12月3日第三版发表《铁托集团没有发言权》的社论，指出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根本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是早已参加了同北约和中央条约组织相联结的巴尔干军事联盟，因此绝不同意铁托政府以“调停冲突”之名插手中印边界问题。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猛烈抨击铁托。这篇文章不仅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而且毛泽东还对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文章除谴责南斯拉夫政府“充当反苏、反华的急先锋”外，还列举了南斯拉夫政府自1953年到1963年所制定和颁布的有关扶持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法规，认为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实施，不仅使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而且使“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文章说，这是南斯拉夫“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文章还认为南斯拉夫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文章由此得出结论：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1967年1月，南斯拉夫国家保安处派出秘密警察冲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拘捕并殴打馆内临时代办等外交人员。中国外交部向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全部释放被无理逮捕的中国外交人员，并向遭受殴打和被扣押的全部中国人员赔礼道歉，且立即采取措施保障使馆外交人员的安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在中方提出抗议和要求后，被扣押的外交人员很快被释放。一批遭铁托当局通缉后流亡某西欧国家的南斯拉夫人于当年2月4日给中国政府去信，表示谴责南斯拉夫政府这一公开的反华行动。3月29日，该信全文被刊载于《参考消息》。

1968年欧洲爆发六八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干涉而失败后，铁托欲派遣爱德华·卡德尔访华。然而出于意识形态以及自1940年代末开始两国积怨不浅的原因，毛泽东坚决反对向南斯拉夫政府作出任何妥协，拒绝接待任何南斯拉夫领导人，因此两国关系未出现任何改变。《人民日报》在当年6月10日第五版连续发表《修正主义的统治长不了》、《“学生深入到工人中去”“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联合起来”》和《铁托集团倒行逆施，青年学生苦难重重》三篇社论，在8月27日第五版也发表了题为《看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是个什么东西》的文章，指名抨击铁托当局。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铁托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式实现正常化。当时正值华国锋时期，中国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积极发展与南斯拉夫的关系。[2]

1989年六四事件中，南斯拉夫政府公开谴责中共的镇压行动。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聲明指：「對所發生的悲慘事件和無辜的人員犧牲表示遺憾」，並憂慮中國經濟政治改革被終止，「希望中国通過政治努力和公開對話消除危機，並同所有民主的進步力量一起保證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繼續下去。」南斯拉夫外交部長布迪米·隆查爾指出：「經濟開放及其後果之間的衝突已經影響中國社會政治趨勢，它們沒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視」，「無論哪種發展思想在中國佔上風，中國的事態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其國際關係，這個國家正面臨著艱難的日子」。同年10月14日，南斯拉夫《信使报》刊登了一篇介绍西藏的文章，主要内容为诸如“西藏是独立国家”、“中国武装吞并，灭绝宗教”的论调以及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吹捧。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此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表示：“那些认为西藏应从中国分裂出来建立独立国家的人们，对科索沃问题持有什么态度？”

1990年8月，萨格勒布大学校长滋沃尼米尔·舍帕罗维奇（后任克罗地亚首任外长）向达赖喇嘛发出访问该大学的邀请，但最终被中国驻南大使馆阻止而未成行。

南斯拉夫解体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宣稱继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中国的关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於科索沃戰爭期間支持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反對北約轟炸南斯拉夫[3][4]，對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非常不滿[3]。中國反對北約干預科索沃事務，擔心鼓勵在西藏或新疆的分離主義[4]。由于中国长期在科索沃等问题上支持塞尔维亚，加上两国多有合作，雙方也被形容为“铁哥们”。[5]中國外交部對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達嚴重關切[6][7][8][9]。中國至今不承認科索沃独立。

2009年，塞尔维亚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战略伙伴。2016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

2016年中国同塞尔维亚签署普通护照互免签证协议，并于2017年生效。

自2017年亞歷山大·武契奇担任塞尔维亚总统后，中塞雙方关系愈发亲密，塞尔维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10]

2020年初2019冠状病毒病在欧洲爆发后，塞尔维亚与中国积极合作。[11]中国向塞尔维亚提供医疗物资，并派遣专家前去协助抗疫。[12]2022年4月9日，中国的军用飞机向塞尔维亚运送了常规军事物资[13]。

2023年10月17日，中國商務部部长王文涛与塞尔维亚国内和对外贸易部部长莫米洛维奇，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共同见证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塞尔维亚成为中国第29个自贸伙伴，也是中国签署的第22个自贸协定。相关谈判于2023年4月启动，9月底实质性完成。协定签订后，双方会推进各自国内程序而履行协议实施。[14]同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正式签署了塞尔维亚高速动车组车辆采购商务合同，出口最高运营时速200公里的动力分散型电力动车组。[15]

202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中央银行签署在塞尔维亚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