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

1949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8月進攻蘭州時提出「西藏問題」要求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預做準備，11月再度提出，並認為這是需要「出兵解決的問題」。相關電報內容在當時屬機密。1959年拉薩衝突後，中國官方人民出版社才開始以「西藏問題」來稱呼[2]。

14世達賴喇嘛於2007年

西藏流亡政府主張的大西藏地区包括衛藏、康區、安多三個西藏傳統地區，相當於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青海、以及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3]大西藏地區主張是團結流亡藏人的重要主張，如果西藏流亡政府決定不追求大西藏地區，就會與流亡藏人中的東部藏人(主要是康巴人)造成分裂，永久性的破壞流亡藏人社區的團結。[4][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則強調在18世纪清朝雍正帝在位时，清政府即划分西藏和青海、四川、新疆等省份的边界，后面这些地方自那时开始已不在拉萨的管辖下。而噶廈成立于清朝乾隆帝颁布的诏令（西藏善後章程），故噶廈实际上从未管辖过此前已被划离西藏的地区。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82年派出的三人代表團都生於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地區，象徵「藏人治藏」的要求來自整個大藏區，而非僅限於噶廈統治區。[7]

大藏区的其他民族包括：白族、布朗族、保安族、东乡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珞巴族、傈僳族、苗族、蒙古族、土族、门巴族、纳西族 （包括摩梭人）、羌族、 怒族、普米族、撒拉族和彝族。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其中包括把整個西藏轉化成為一個和平地區，要求印度軍隊從喜馬拉雅山靠近西藏的地區撤走，中華人民共和国军队撤出“大西藏”地区。同時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在西藏製造核武器及儲存放射性核廢料。[8]

西藏流亡政府于2008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递交的《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重申应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藏人进行统一的管理，“现今的行政区域划分，将西藏人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区和许多省份当中，从而造成藏人被分散割裂，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保护和弘扬民族特性，文化与佛教传统的力量。这一政策不但没有尊重西藏民族的统一性，反而进行民族分裂，对西藏民族的统一性制造障碍，践踏了民族自治的精神。在新疆和内蒙等主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人民都包含在各自的自治区域内，而聚居的西藏民族却被划并不同的省区，仿佛在对待不同的民族。”[9]

吐蕃從七世紀起統治大西藏地区，藏文化逐漸成形。在18世纪的清朝时即已開始侵略分割藏區（如乾隆帝十全武功中的大小金川之役），其后拉萨所管辖的地域即大致相当于今西藏自治区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繼續對西藏的侵略，不過当今西藏自治区的面积比中华民国所设置的西藏地方要大。

學術界對西藏問題的觀點可以歸類為以下幾種：[1]^:9-11

1. 帝國主義侵略遺留的問題：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者多屬此類觀點，主要從維護國家主權的觀點出發，主張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認為在西方帝國主義介入中國之前，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問題的產生源於帝國主義意圖分裂中國領土而未成功的遺緒。[10]
2. 現代化過程產生的悲劇：例如王力雄《天葬》屬於此種觀點。 此主張大致上同意當代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認為傳統的中藏關係並不能武斷套用主權概念。《天葬》一書承認中藏各自具有王朝與王國歷史，雙方的互動關係乃是一種傳統上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體系」與「朝貢體系」。由於西方的侵略，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對勢力範圍內各地採取積極作為並同時轉型成為現代的民族國家，進而刺激影響西藏原有的社會體系並反抗中國。此種觀點對中藏雙方多採取同情與理解的態度。
3. 后殖民主义觀點：可以Dibyesh Anand為代表。此種觀點同意不應該用現代主權觀念理解傳統的中藏關係，也同意是因為西方的介入而導致了中國的轉型，但更加以延伸探討這些要素如何刺激影響西藏的轉變。此種觀點採取後殖民的角度，主張中藏皆因為面對一個巨大的「他者」而試圖凝聚建構「自我」的主體性。中國以西方為他者，而西藏則以西方與中國為他者。凝聚的過程伴隨著論述不斷的互動與再造。[11]
4. 人權觀點：這類的討論基本上較不太碰觸主權問題，而多以現狀事實為出發點，關懷的對象是在解放軍入藏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破壞藏人的語言、宗教、文化、人權，包括強迫同化與文化滅絕，乃至於環境維護等種種議題。此種切入的角度主要將焦點放在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作為，並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應正視並改善這種情況。[12][13]
5. 領土控制的問題：可以戈德斯坦為代表。 他認為西藏問題的核心就是在「誰統治、誰居住以及誰決定這塊土地的歸屬」，因而衍生種種爭端，並各自建構論述。因此即使今天西藏地區並不存在著迫害人權的事實，西藏問題也仍然會存在，達賴喇嘛與中共之間也仍然會繼續對立。影響所及，雙方甚至把歷史書寫作為鬥爭場域，包括對雙方關係的描寫，以及大西藏的存在與否等。[14]

西藏獨立問題牽扯到世界各國在其週遭地區極為複雜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其中包括曾統治印度的英國就曾對西藏自治表達大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冷战双方的敵對使得西藏獨立運動得到西方的支持。由于西方媒體难以进入西藏自由采访，难以获得西藏被控制后相当时期内真实情况的新聞源，故而第三方的獨立報道長期缺失。同时，世界上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都發生了大量的人權問題，中国共产党也在建國后造成了大量侵害人权的事件，[15]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處理，在西方媒體上的形象一直较为负面。

21世紀起，在中国大陸改革開放、国力日益强大之後，隨著對西藏地區统治日久，交通條件、生活品質、教育逐漸改善，仇恨排斥與衝突得到緩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少數民族地區移居漢族的政策似乎也取得了成功，有了漢藏和平交流的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西藏獨立建國的可能性大為降低，不過位於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仍在坚持。

藏臺關係

2009年西藏喇嘛與臺灣人在臺北為爭自由西藏而祈禱

2013年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長拜訪中華民國立法院

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自治地方，其事务受蒙藏委員會管理。台灣地區长期持此立场，但在民主化後有所改變，西藏流亡政府精神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97年、2001年及2009年三度訪問臺灣，分別拜會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和陳水扁，以及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等政要。2009年，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拒絕會面，即使其在台北市長任內曾會見達賴。達賴喇嘛亦於臺灣臺北市設有「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以介紹西藏文化、弘揚藏傳佛法，並促進台灣與流亡藏人之間彼此的了解，加強雙方的合作關係。[35]

臺灣也有關切西藏人權的「台灣圖博之友會」（「圖博」即西藏自稱音譯），反對西藏當地的人權侵犯行為，並以言論及行動支持圖博人民依據國際法所享有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宗教權利。[36] 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於2008年藏區衝突發生之際表示「西藏與中國雖然簽署了和平協議，但協議隨時可能變成廢紙，」「仍無法避免1959年的血腥鎮壓，1989年也再度爆發血腥鎮壓，當時下令鎮壓的就是當時擔任西藏黨委書記的胡錦濤，19年後，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仍再度發生這件令人遺憾的事件。」[37]

前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暨秘書長陳榮傑表示「1951年，西藏在砲火下，簽署《和平解放西藏協議》，其後，中共動輒鎮壓，所謂和平協議不如廢紙一張。國共打打談談，和談只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38]

臺灣的民主進步黨在質疑總統馬英九所提依「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先經公民投票同意）、國會監督」等前提條件與中國大陸簽署和平協議時表示，西藏與中國大陸政府和談失敗的經驗在國際上是研究中國大陸外交談判的重要案例，中國大陸不是可以輕易信賴的談判對象，和平協議若缺乏第三者的監督與保證，對台灣根本沒有保障[39][40]。台灣團結聯盟黨主席黃昆輝則警告：中共在簽完此協議之後就大舉進軍（派共軍佔領）西藏，殷鑑不遠。[41]

• 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

清朝出兵西藏赶走准噶尔汗国军队并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回藏。清政府从此在西藏驻军。

• 1727年（清雍正五年）

雍正帝始派駐藏大臣两員驻拉薩协同辦理西藏事務。

• 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

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之亂平定后，清廷頒行四川总督策楞所奏《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設立噶廈政府，長官為噶倫，秉承駐藏大臣、達賴喇嘛旨意辦事。

•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清军击败侵入西藏的廓爾喀军队后，乾隆帝颁行大将軍福康安所奏《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整顿西藏各项事务，包括活佛转世實行金瓶掣籤制度等。此后西藏的政务基本依照此章程行事。

•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

英属印度外交使團在荣赫鹏的率领下经由錫金進入西藏要求談判不成，演變成英國侵藏戰爭，最後攻陷拉薩，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出逃，英國與噶倫等官員簽訂《拉薩條約》，駐藏大臣則拒絕簽署。

• 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 清政府派出修約代表，與英國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英國承諾不占領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則保證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 1910年（清宣統二年）

2月25日，清廷下詔革去土登嘉措「達賴喇嘛」封號，同時令駐藏大臣聯豫依例尋訪靈童，另立新達賴喇嘛。

• 1911年（清宣統三年）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驻拉萨清军随后亦陷入动荡。

• 1912年（中華民國元年）

年初，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告民众书》“（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擦絨·達桑占堆承达赖之意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江孜、亚东、日喀则等地的清军，史称第一次驅漢事件。[42]。

10月28日，袁世凱代表北洋政府發電表示恢復「達賴喇嘛」封號。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絕，表示他要在西藏行使政教權力，原來就沒有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封號。[43][44]

至年底，因清朝灭亡和中华民国成立，满汉驻军和驻藏大臣全部离开拉萨。

• 1913年（中華民國二年）

1月6日，逃往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1月11日，藏方代表阿旺德爾智与蒙古签订《蒙藏條約》，互相承认独立。

2月14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发表《聖地佛諭》，阐述西藏一直具有的独立地位，将元朝开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定义为宗教性的供施关系，随着与清朝中央政府矛盾的爆发和清朝的崩溃，这些关系都已经结束。一些學者將《聖地佛諭》看作是西藏的獨立宣言[45]。

10月13日，在英国的要求下，西藏、英国和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三方会谈。西藏的立场是要求承认和保证其完全完整的独立地位；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则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拥有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权利；英国则以划分外藏和内藏的方案进行调和，并据此提出了一个协议，內藏（青海，甘南，川西，滇北）主权归中国，外藏（除安多和康省的藏区，基本等同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建立西藏国，内政自治，外交归中国，中国享有其宗主权，但不拥有主权。西藏与英国签署了西姆拉条约，但中华民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拒绝承认英藏双方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部分西藏领土划归印度。

是年达赖喇嘛在西藏发行货币和邮票。

• 1929年（中華民國十八年）

在多年未有正式接触之后，蒋介石向达赖喇嘛致信，敦促其按照五族共和的理念，让西藏尽快加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称蒙藏皆为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1933年（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12月1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薩圓寂。

• 1938年（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9月24日，中华民国蒙藏委員會頒佈《喇嘛轉世辦法》，共13條。重申金瓶掣籤制度。明確規定十四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處向來轉世之呼圖克圖、諾門汗、班第達等圓寂後，應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備案；轉世靈童訪獲後，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查核，分別掣簽等等。

• 1940年（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1月15日，中华民国特使吳忠信一行抵達拉薩。

1月26日，熱振呈請對達賴轉世靈童拉木登珠免於金瓶掣籤，吳忠信向中央轉報核准，同時於羅布林卡會見了靈童。

1月31日，行政院長蔣中正向國民政府呈請發佈明令准拉木登珠繼任十四世達賴喇嘛。

2月5日，國民政府發佈命名：「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靈異特著，查系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於抽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並撥給40萬元作為坐床典禮經費。最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并未经过金瓶掣籤，吳忠信也未主持坐床仪式[46]。

• 1945年（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西藏政府向中国國民政府派出代表团，祝贺其取得二战的胜利，并就一些问题进行商讨和谈判，並参加次年举行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

• 1946年（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西藏制憲國大代表与其他国大代表一同参与制宪国民大会，完成《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

• 1948年（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年初，西藏政府财政部长孜本夏格巴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试图与美国高层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以求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实现西藏独立。但在民國政府外交压力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电告中国大使馆：“美国坚持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无意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

• 1949年（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10月1日，当时中華人民共和國实际控制区域仍未及於西藏等地區，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

11月2日，噶厦政府致函毛澤東，表示希望進行會談，派遣了孜本夏嘎巴、孜江堪穷·土登嘉波二人为代表。两人在香港簽證時，獲得中共的通知：即將到任的中共駐印度德里大使將與他們會談。中共方面代表聲明：“西藏的國防由中共負責，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承認上述條件后，代表們為了作出決定可以前往北京。”噶厦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进行。

• 1950年

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進軍，八千余人的藏军不敵戰败。两天后解放军繼續向昌都方向推進，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47]同日，噶厦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报告：“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擋中共軍隊的前進，西藏人已應允與共產黨政府進行和談。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勝熟练於战争的共產黨軍隊的希望并不大，但我們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發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

10月17日，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力量，在西藏眾多僧侶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繼位親政，處理政教事務。隨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離開拉薩，暫居西藏南部的錯模避难。[48]

• 1951年

4月，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

5月23日，西藏代表团在没有向西藏地方政府彙報的情况下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49][50]协议一共十七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这个文件标志着中華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对西藏的控制。

5月27日，達賴喇嘛從北京的廣播中得知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的消息。

7月，張經武將軍抵達錯模會見丹增嘉措，打算讓達賴喇嘛與解放軍軍隊一同進入拉薩。但丹增嘉措堅持自己先回拉薩。

8月，避難在外大半年的達賴喇嘛回到拉薩。

10月26日—27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千余解放军进入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對西藏之实質控制权。

11月15日，拉美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中共“進入西藏问题”。

11月24日，在印度和英國的動議下，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无限期延缓讨论这一问题。[51]

• 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宪法，规定了西藏的地位，并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

印度宣布在其佔據的西藏領土上成立了東北邊境特區。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圖首次把麥克馬洪線從1936年以來註明為“未標定界”改為“已定界”。

• 1955年

中央人民政府在四川、青海等地藏區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大躍進运动。

• 1956年

从1956年开始，随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行西藏民主改革（土地改革運動），西藏发生了大規模民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声稱是西藏反动贵族率先发动了叛乱。

• 195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员張經武邀請剛得到學位的達賴喇嘛一同欣賞歌舞，中央官員多番催促希望確定表演時間，丹增嘉措最終選定3月10日。

3月10日，藏族中拥护达赖喇嘛的群體擔心達賴喇嘛遭中共綁架，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勸阻他赴約，並在大街上張貼海報、呼口號，要求中共離開西藏。最后演变为武装冲突。西方国家将这件事定性为中共对西藏的武装入侵，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便取得了西藏的實際控制權。後來，流亡藏人將3月10日視為正式起義反抗中共的紀念日西藏人民起义日。

3月17日，持續近一周的談判破裂后，解放軍開始炮击藏族反抗武装占据的羅布林卡，當天深夜達賴喇嘛離開拉薩，飛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開始了与8萬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52][53][54]

3月26日，出於反中共目的，蔣介石發表《告西藏同胞書》聲援西藏抗暴，宣示：“將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本民族自決的原則，由西藏人民決定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4月29日，噶厦政府人员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西藏独立，并在西方社會逐渐得到了一些支持。班禅则支持中共。

6月20日，达赖喇嘛宣佈不承認「十七條協議」，並聲明「十七條協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逼迫下簽訂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晉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共当局的逼迫下和北京签署17条和平协议的。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55]

同一年，西藏开始进行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運動。

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在达赖喇嘛呼吁下，联合国通过三次决议，要求中共尊重西藏人權與藏人民族自決的愿望。[56]

• 1963年

达赖喇嘛颁布一份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民主化憲法草案（名為「流亡藏人憲章」），成立由流亡印度的难民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议会，并由西藏流亡议会选出西藏流亡政府。憲章還規定了其人民擁有言論、信仰、以及集會自由。

• 1989年

1月28日，十世班禪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於西藏圓寂。

3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西藏政策不滿的人士發起遊行示威，并引發1989年拉萨骚乱，最终演变成流血衝突。當時的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向中共中央請求實施戒嚴。[57]

3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在拉萨宣布戒严、出动武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以武力平定的事件。這次事件中有387人死亡、721人受傷。

• 1995年

5月14日，在全國政協委員、班禪靈童尋訪小組組長、扎什倫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將尋訪結果通信告知達賴喇嘛後，達賴喇嘛单方面宣佈更登確吉尼瑪是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北京政府隨即宣佈恰扎仁波切「叛國」，並且不承認更登確吉尼瑪的靈童候選資格。

5月17日，只有六歲的更登確吉尼瑪與其家人被人带走，下落不明。傳與父母遭軟禁在北京。

11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經過金瓶掣簽，最終認定坚赞诺布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转世灵童。

12月8日，坚赞诺布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经师波米·强巴洛珠活佛为其剃度，并为之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

• 1996年

恰扎仁波切於次年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

• 2001年

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建議下，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以直接選舉形式推舉了首名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長噶倫赤巴，然後再由噶倫赤巴向議會提出其他內閣成員的候選名單，經議會通過後正式任命之。

• 2005年

流亡的达赖喇嘛的态度已转向缓和，其政治诉求也从完全独立向自治转变，其政治主張被稱為中間道路、真正自治。达赖喇嘛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中公开表示：“我们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让北京管理，但保存我们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环境”[58]。

• 2006年

9月30日，發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边防武警向企图穿越西藏与尼泊尔边境上的囊帕拉山口（海拔5700米，一译朗喀巴山口）、出境前往尼泊尔的75名西藏逃亡者开枪射击并至少打死两人的囊帕拉枪杀事件。

• 2008年

3月，部分藏族人士為了纪念1959年3月初武装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49周年，在中國的藏区、印度的部分藏族激进人士集体抗议，但後來演变成2008年藏区骚乱，部分藏族暴亂者襲擊漢族、回族平民和商店、汽车等民用设施[59]；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出动大量武警以催淚彈、盾牌陣等方法以恢复社会治安[60]。地點以西藏自治區的首府拉萨为主（称“三·一四事件”），事件波及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2008年甘南骚乱）、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2008年阿坝騷亂）等地。印度、尼泊尔等国也有相關的抗议活动发生。

3月15日，拉薩市內大致回復正常，但所有店鋪都沒有營業。

3月17日，記者被送離拉薩。

3月25日，記者才再由官方安排進行採訪。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媒体新闻采访加以嚴格限制，所以在此次军民冲突中的伤亡人数没有统一的数目。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宣布有22人在暴乱中死亡，这些人都是被暴乱者襲擊的非藏族人，或为非藏族人开设店铺的藏族雇员。西藏达赖流亡政府宣布148人死亡。

6月4日，达赖喇嘛在接受《新印度时报》记者采访中表示，位于“阿鲁纳恰尔邦”（中方不承认该邦存在）的达旺属于印度领土，再次证实1913年1914年西藏与英国签署的《西姆拉條約》有效性，承认麦克马洪线。[61][62]

11月，西藏骚乱後，西藏流亡政府曾三次派出人員前往北京進行商談。藏方代表甲日等人再次到北京與統戰部部長杜青林會談，提出「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但新華社隨後發文駁斥該備忘錄，認為仍是一份「假自治、真獨立」的主張。

• 2011年

3月14日，达赖喇嘛致函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称为推进民主制度，“不再担任领导人的职责、而是由人民选举產生的领导人承担起所有政治权责”[63]

4月27日，洛桑森格正式当选西藏流亡政府新一届总理[64]。

8月8日，洛桑森格宣誓就任流亡西藏內閣總理（噶倫赤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將一切政治權力移交給他，終結了西藏政体政教合一的傳統。

• 2012年

1月23日，因藏人自焚，再度引发衝突，阿坝、甘孜、色达青海多地发生示威游行和流血冲突。

• （英文）西藏流亡政府网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中文）－西藏之頁
• （英文）国际西藏独立运动（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英文）西藏學社 Tibet Society（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中文）－曹長青網站
• （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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