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学

• 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王锐对“入关学”表示：“从最直观的感受来看，这应该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因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解释一些现实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只沉迷在一种历史的或文学的想象里，进而丧失了在了解现实基础上的解释现实，那么这种学术研究只能沦为少部分自诩为精英的人的自娱自乐”、“系统地反思这样的全球秩序，思考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可能性，在当前是一件十分值得去做的事情”，还引用了近代中国的著名“体制外”（因为没参加过科举）思想家章太炎“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的说法，认为“依附于当代‘大明’的、具有体制内资格认定的‘儒生’们，虽然掌握着话语权，但却不愿用心去朝这个方向努力。因此，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只好由广大爱国群众来完成了”。但同时王锐也担忧“在‘入关学’的框架下，凡是和‘大明’有关系的‘儒生’，都被赋予一种负面的形象”，认为“应该从新的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而非简单的自居于‘夷狄’”[5]。同时，王锐认为：“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变化，在思想领域与文化领域出现了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抱以一种极端否定、蔑视的态度，一方面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无端批判、嘲讽、解构。这导致不少人在价值观层面出现的巨大的虚无主义，进而开始全方位、无保留、坚定不移的倒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以美国之是非为是非，以美国之好恶为好恶，想美国之所想，急美国之所急。”“新的经济不平等导致西方世界民粹主义盛行；金融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使民生领域受到严重冲击；新自由主义式的发展模式在“折腾”了前苏联与东欧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撒向人间都是怨”；各类“白左”式的解构主义借“身份政治”、“认同政治”名义拼命摧毁长期以来人们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破坏历史形成的价值观念。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现象在当代中国也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表现。”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孙超认为“入关学”是“工业党”思潮的延伸[7]。工业党则是在中国中青年颇有号召力的群体，该群体较为有民族主义意识，认同“工业化至上”理念，认为中国必须要优先工业化和技术升级[7]。孙超认为，“入关学”能广泛流传并引起讨论、共鸣，原因在于对中国地位的认知失调：虽然中国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却依然得不到世界某些国家的认可[7]。当这部分民众对中国的自我评价和外界评价产生矛盾时，心理上便会不适，并产生改变认知失调状态的动机[7]。孙超认为，入关论能传播的原因是它的分析可以“减轻认知的重要性”，对入关论的支持者来说，“不用管别人怎么讲；等‘我们’‘直捣黄龙’之时，自然就没有争议了”[7]。但孙超指出，该理论对中国“入关”后新秩序的构思存在矛盾：既有较为温和的（即中国需要建立更合理的国际关系体系），也有较极端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孙超认为，以外部剥削转化内部矛盾注定不能长久；入关论最核心的缺陷是完全忽视了中国内部分配问题，在如何缓和中国内部矛盾上一片空白[7]。
• 中国新闻网站观察者网的媒体人董佳宁认为，入关学充满问题，只是一种粗暴的比喻。比如，中国是全球化分工秩序的受益者、经济增长很快，不似“入关学”所说仅仅为被剥削者[8]。入关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已经“入关”的西方国家反而贫富差距扩大，产生反全球化的思潮[8]。入关论将中国自比为蛮夷，也矮化了中国的形象[8]。但董佳宁也赞同部分“入关论”类比的内容，如西方存在殖民主义的原罪，根据新殖民主义经济理论存在对边缘地区剥削，以及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有不可持续性[8]。董佳宁认为入关论最明显的问题是清朝入关只是重复了王朝周期，没有建立可持续的新秩序[8]。相比之下，更恰当的比喻是武王伐纣，如周朝废除商代落后的制度（如活人殉葬等）一样，建立新秩序[8]。
• 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认为，入关学将中国与世界敌对，而中国不仅并没有力量与世界对抗，还从全球化进程中极大地受益[9]。中国要做的是化解全球化产生的的矛盾和冲突，而不应该推翻整个秩序[9]。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业具有成本优势，获得了贸易红利。但如果国际关系极大恶化，则西方国家有可能不再考虑成本，转而从安全角度考虑贸易问题，不惜代价重建自己的部分高新生产体系，则会损害中国利益[9]。
•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姚云帆从修辞技术角度分析“入关学”，并认为，“入关学”并不能被称为一种“学”，其并不追求学理性，隐含对“学”的消解和嘲弄；作为网络“键政”的一种形式，“入关学”持续开发隐喻体系，具有即兴性和创造性，一方面极度粗鄙，一方面却形成了一种图形化的历史修辞学解释，提升了自身的吸引力；“入关学”强调“不辩经”，说明其强调说服性大于其体系性，更强调论战的输赢及吸引受众流量；在互联网上，修辞语篇作者不固定，受众对“入关学”相关言论进行回复、再解释，往往会消解修辞技术使用者的主观意图；“入关学”受众主要是熟悉理工、商科知识且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深刻感性观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对世界不平等感到不满，对自身地位安全感到焦虑，无法接受人文知识体系主导当代网络议政主流思考方式的情形，而人文社科对当下中国问题及国际地缘政治无力解释让这些人感到鄙夷，并最终以“入关学”作为情绪宣泄出口；此外，“入关学”的体系过度强调历史知识形成了门槛，且在政治方面推理不足，本身也充满了政治不正确的表述，限制了其修辞表述效果[10]。
•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正认为，以理论化的标准去要求“入关学”本身就是错误的；“入关”的比喻实际上符合这一亚文化群体对中国“文人”、对“精英知识分子”不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附属者的呼唤[6]。
• 左翼媒体激流网的评论文章中认为，入关学的群众基础是技术知识分子。由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长期从事低附加值产业，技术知识分子直观地感受到了不平等并希望能够打破这一不平等。但由于技术知识分子的分散性和保护其既得利益的需要，他们难以组织成一个坚实的利益联合体，转而会选择求助国家并将解决方法诉诸于外界矛盾，表现为民族主义；且技术知识分子不满于人文知识分子垄断议政圈子，他们希望自己也能用更为浅显易懂的方式参与政治讨论表达诉求，表现为“不辩经”和理论匮乏。同时入关学不能涉及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并不关注美国和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或认为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扩张得到解决，不能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具有强烈的阶级局限性[11]。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入关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中国政府的官方叙事[1]。报道指出，中国认为现在的国际关系基于世界霸权体系，源自传统的西方权力概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不可持续的[12]。而中国提出的新外交体系，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观念则应当成为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基础[12]。同时，过去数年内，中国在多个议题上开始持强硬态度，表现出一定攻击性，多名西方学者和观察家称之为“战狼外交”[13]，被认为与“入关学”在态度上相合[1]。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魏简（Sebastian Veg）对BBC说，在过去十年里，对中国国家政策进行批评的意见空间已经大大减少，造就了入关学等激进言论的流行。不过，魏简教授也强调，民间极化观点的出现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它与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