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教授在其出版於1922年的著作《社會主義：經濟學和社會學分析》中所提出的説法，新自由主義者這一稱呼適用於主觀價值論的擁護者，包括奧地利派的開創者卡爾·門格爾教授及其重要人物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教授。市場自由主義的創立人維塞爾教授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開創人。作為奧地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因創立了不少重要的經濟學理論而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創立人。

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被認為是著名作家查爾斯·彼得斯（Charles Peters）[14]，他在1983年發表了〈一個新自由主義者的宣言〉一文[15]。

歷史上的「第一波全球化」指的是20世紀初期前貿易自由化和自由放任的經濟趨勢，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金本位制度的終結和大萧条的開始而告終。而新自由主義在當代則與「第二波全球化」相連結，第二波全球化的種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種下的。在1945年至1960年代之間，各種中央集權形式的自由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主導了許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使得國際貨幣漸趨穩定後，自由主義的經濟根基開始重新建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運動，新自由主義根基於羅伯特·蒙代爾和阿瑟·弗萊明（Arthur Flemming）的著作上，逐漸普及發展。在同時期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些理論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爾頓·佛利民創建了一個鼓吹自由市場的智庫——朝聖山學社。他們將理論根基於奧地利派的經濟學理論及货币主义。新自由主義認為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主導的計畫在經濟上是毫無效率的，開發中國家應該開放他們的市場讓其他國家參與，並且專注於出口上。新自由主義也強調要消除國營公司，並且減少對商業行為的阻撓。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在一連串的貿易談判後得以實現，構成了對於關稅和貿易的一般共識，以及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議如歐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一直相當緩慢，直到1970年代才開始更快速的增長，不過新自由主義也非都是通過和平的方式來被奉行。一個經常被舉出來的紐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成功例子是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統治下的智利，皮诺切特是透過暴力推翻了民選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才掌權的。阿连德政府採用激進的左翼政策，被不少人稱為國有社會主義政策。在皮诺切特上台後，他起用了一批受到米爾頓·佛利民影響的芝加哥派經濟學家，迅速轉向紐自由主義，大量民營化國有的資產（但一些公司仍因裙帶關係而得到國家的優厚待遇）。這些政策後來被《布雷顿森林協議》的制定者模仿，在許多貧窮國家被實行，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國家。

這一波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崛起在美國的雷根和英國的撒切尔時期達到最高潮，雷根和撒切尔政府不只將他們國家的政策轉向自由放任主義的一邊，同時也運用布雷顿森林協定向全世界其他國家施加他們的政策。也因此，一些人視新自由主義為「华盛顿共识」的同義詞，華盛頓共識本身便是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银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主要政治觀點。新自由主義者的一句格言（如同撒切尔所説的）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資本主義外『沒有其他任何選擇』存在。」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也被傳統上位居中間偏右的政黨所採納，美國的民主党在1990年代大幅採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總統比尔·克林顿也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並將自由貿易作為他的經濟政策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倡科技知识产权以作為美國減少貿易逆差的方式。一些中間偏左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贸易保护主义與左翼右翼無關，而是和「不對稱」的問題有關。許多第三种道路的政黨—包括英國的工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都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這些延續了1980年代政策的政府主張他們可以運用這樣的方式來達成更大的社會利益，並且利用經濟綑綁的方式來使那些剛脫離史達林主義制度的歐洲國家能更快融入世界經濟的行列。

1989年, 冷戰已經進入尾聲，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教授在著名雜誌《紐約客》上發表文章，宣稱：「在正式開始不到七十五年之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較量就結束了:   資本主義贏了……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加令人感到滿意地組織好人類的物質事務。」[16]

蘇聯解體後, 新自由主義向全世界勝利進軍。然而, 這種勝利被認為只是在延遲新自由主義國家的財政危險爆發，由於新自由主義國家举债融资來增加公共开支，因此它們同時把資本主義的危機擴散至整個世界。擁護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政論人吉尔斯·达维老師在其作品《從危機到共產化》中表示：「因此, 如果说资本主义确实在20世纪末有了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它的胜利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伟大。当前的危机显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繁荣并没有克服七十年代的困境: 产能过剩、生产过剩、过度积累、利润率下降。过去三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增长是不可否认的，但也是不健康的。它的成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則相悖，资本主义不可能一直把工人当作不惜一切代价减少的成本，不可能一直优先考虑金融业，不可能一直靠负债过日子，不可能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各大洲。」[17]

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很多人把這場危機的爆發歸咎於新自由主義政策，美國最後決定實施檸檬社會主義政策以防止大公司倒閉，標誌着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表面上已經崩潰。2011年, 伊麗莎白·波維內利（Elizabeth Povinelli）聲稱新自由主義的地位已被晚期自由主義（Late Liberalism）取代，晚期自由主義一詞被用以指稱自由主義國家在應對一系列合法性危機時所奉行的意識型態[18]。2020年, 著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表示他「承認新自由主義已死」[19]。2022年4月13日，歷史學家加里·格斯特爾（Gary Gerstle）在接受著名雜誌《國家》訪問時表示他認為雖然新自由主義的一些元素仍然存在，但是新自由主義政治秩序已經終結[20]。

2011年, 佔據華爾街運動結束後，商業自由主義主導時期隨即展開，這是一個在由多極強權所構成的資本主義體制的主導下的和平時期，直至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世界逐漸分為兩大陣營後，商業自由主義的地位才被民主帝國主義取代。

新自由主義以利益均沾論為理論基礎之一，該理論聲稱富裕的人積蓄金錢的唯一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金錢，只要給他們更多的金錢，超過了這條界線，他們便會花費多餘的金錢，從而使貧窮的人受惠，例如在利益均沾論中，公司基於成本及隨意設定的目標利潤來定立價格，如果它們有更多的金錢來抵銷成本，它們便會僱傭更多人來生產更多商品，使工作機會增多，但批評者認為這完全不符合市場經濟體系的原則，原因是價格一般是由公司及消費者所共同定立的，而且僱傭更多人會降低利潤率，這不符合公司營利的目的，公司有可能會囤積這些金錢，亦有可能會拿這些金錢來進行過度的投機活動，因而不再專注於對產品質量的提升，這些投機活動亦可能會造成金融危機，公司亦有可能會用多餘的金錢來打壓其他企業以壟斷該行業，在競爭對手全都消失後，這些公司便能隨意提高價格，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23]。

根據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經濟歷史學教授、新自由主義擁護者的布拉德福德·德隆所提出的説法，新自由主義有兩個主要的原則：

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為德隆教授所提及的兩個原則描述了「滲漏效」的一部分，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經濟的成長和科技的進步某程度上輕微地造福了貧窮國家和其人民，但這種過程是由跨國公司、富裕國家的精英及富裕國家所控制的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主導的。批評者也宣稱這些理論與實際的情況不相符。而新自由主義的辯護者則主張「發展即為自由」，更多的經濟成長、專業化和機會的產生使得個人能夠達成更多在僵硬的貿易保護制度裡所無法達成的目標。但批評者認為這種説法扭曲了「自由」一詞的含意，新自由主義試圖使一切都服務於經濟利益，這是經濟主義的其中一個主張。

如同以上述及的，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也被稱為「华盛顿共识」— 一套替拉丁美洲國家量身打造的政策。如同布拉德福德·德隆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定義，華盛頓共識也規定國家必須保持穩定的外匯匯率和政府的預算平衡。但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華盛頓共識便已因失去效用一事而逐漸破滅。批評者聲稱華盛頓共識是美國用來支配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工具。另一方面，一些專家認為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並不是同一回事，他們指出兩者之間有不少差異。

一些人聲稱新自由主義和放任自由主義及古典自由主義是相同的，但事實上這兩種意識型態之間存在一些差異。雖然在經濟學方面上，兩者都提倡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但是新自由主義也有其國際關係學理論（制度自由主義），支持以國際性的制度和一定程度上的國際衕盟作為國際談判和管理國際協議的手段。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之間更加緊密的聯繫能夠促使國家快速發展，同時也能減低國際間的緊繃，或者至少能減低國家利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情況，新自由主義也認為國家能夠在協助跨國公司發展的方面上發揮較大的作用，而且認為世界金融管理組織能夠有效地分配資金。相較之下，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把國家及市場嚴格地區分開來，而放任自由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關於全球政府的主張，也反對由國家綑綁個人來進行外交談判。

新自由主義認為通過世界金融管理組織借錢給貧窮的國家能夠使雙方都獲得很大的收益，原因是這些國家能夠利用這些金錢來進行各種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工程，而借錢的一方也能夠賺取利息，但很多批評者認為這只是金融巨頭在試圖捆綁這些國家並嘗試搶奪它們的財富，亦有批評者聲稱所給予的借款可能會落入貪腐的官員手中，就算被用在進行這些工程一事上，這些工程也未必能夠產生利潤，此外，隨意借錢給這些國家可能會使其經濟狀況惡化[24]，原因是這種行為不但不能夠使平民百姓及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受益，而且從長遠來看，過多的外債可能會阻礙這些國家從國外吸引投資者來投資給它們，還有，如果它們償還不起債務，便可能會造成經濟危機[25]，此外，如果沒有嚴格的監管措施，當權者可能會濫用這些借款，因而妨礙經濟成長[26]，債務增加本身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27]。另外有不少批評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國家試圖透過借錢給這些國家來摧毀其法定貨幣的信用基礎，從而加強自身的金融霸權。一些陰謀論者這樣描述新自由主義國家的企圖：

要儘量鼓勵他們(國家)花費、 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 使他們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國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台。
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動社會發起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面上非常慈愛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國家)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國家，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十條誡令〉

一些人認為使用這種方法確實可能會使金融巨頭在短期內獲得巨大的利益，但這需要新自由主義國家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以確保新任領導人會償還債務，否則這些國家可能會拒絶支付貸款，此外，永遠操控這些向它們借錢的國家的發展是不可能的，這些國家終將作出回應，從長期上來看，新自由主義國家可能會因此而蒙受巨大的損失，金融巨頭卻能夠避免承擔後果而成功保障自身的利益。

很多新自由主義者主張依靠國際游資來解決全球性的經濟問題，但批評者認為國際游資在二十一世紀初造成了許多金融危機，如亞洲金融風暴。

新自由主義所使用的概念在經濟學界逐漸普及，不只是因為政治權力平衡的改變（如同以上述及的），也是因為許多經濟學家發現到在二戰後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策略並沒有發揮其原先假定的效用。尤其是那些為了實行大量公共計畫而債台高築的左翼貧窮國家。新自由主義也是因民粹主義及福利自由主義的失敗而崛起，但即便如此，現今不少北歐國家仍因奉行福利資本主義一事而取得很大的成效，而一些中歐國家仍然奉行萊茵資本主義。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 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韩国、新加坡）以出口為主的、由國家所主導的經濟政策的失敗，以及计划经济或國有共產主義的失敗，都説明了對新自由主義式改革的需要。這種改革的方式是讓來自於國外的資金可以完全自由地在國內流通。

然而，一些自由社會主義者認為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所提出的抨擊意見事實上只適用於國有共產主義身上，原因是國有共產主義經濟模式與民主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非常不一樣，這些自由社會主義者認為自由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被完善了的自由主義，並且聲稱國有共產主義只是讓國家取代了資本家的地位，因而導致資本家式生產方式的弊病在這些國家國內變得更加嚴重，而且限制了國民的自由，而自由社會主義擁有經濟民主的元素，同時保留了市場經濟體系，因而比國有共產主義、國有社會主義、國有資本主義及國家資本主義等等更加公正和有效[28]。

新自由主義認為不平等是無法被消除的，它認為人們在能力上有優劣之分，人們之所以無法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或能力不足[29]。新自由主義亦認為如果奉行共產原教旨主義、 強行令所有人都有同樣多的收入，就會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會導向極權統治。但批評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故意忽視外在因素對人們能否獲得成功一事的影響，試圖推卸責任，而且平等並不一定意味着收入上的完全相等，國家或社會能夠透過消除歧視和提供協助等等來使更多人擁有更多成為成功人士的機遇。

新自由主義者把民主等同於所謂的消費者主權，他們聲稱消費者選擇購買某一企業所售賣的商品便是民主的表現，但批評者認為新自由主義者扭曲了民主的含意，又故意混淆了理想中的市場及法治等概念，並且致力於把每一個領域都納入到市場的範疇之內，試圖藉此消除公民社會的獨立性和加強對國家的控制，從而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力並藉此利用國家來鞏固大公司的地位[30]。

著名經濟學家盖瑞·贝克及理查德·波斯纳曾經聲稱所有社會生活都可以被視為一個市場，貝克曾在一次演説中宣稱：「无论个人是自私的、利他主义的、忠诚的、怨恨的还是受虐狂的，他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福利最大化。」因此貝克聲稱不再需要假定存在类似纯粹或自由市场的东西，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者可以简单地忽略針对这种理想化范畴引出的矛盾的抨擊意見，此外，新自由主义者不必花时间试图構建的纯粹的或自由的市场，也不必等待市场社会在未确定的將来的某个时刻到来，但有批評者認為由於貝克不試圖定義何謂犯法，因此貝克所持有的觀點可能會被用以試圖正當化違法行為，而這種行為可能是違背道德的，例如伯納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曾經表示他認為贝克的论点意味着「我们都是潜在的罪犯。 ...... 如果价格合适，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也有批評者認為這個觀點充滿錯處，例如貝克認為社會生活本身就是市場，但這些批評者認為貝古忽视了構建新市场所需的巨大人力、社会及技术努力，此外，而如果要採納波斯纳所持有的的观点意味着要研究某些权利 如财产权或其他权利 是如何通过被构建出來的市场被建立、被分配和被交易的，事物能夠被市場化不代表事物本身就是市場，貝克所提出的這一説法是新自由主義其中一個受到最多抨擊的觀點[31]。

擁護馬克思主義的著名經濟地理學家大衛·哈維博士在其著作《新自由主義簡史》中表示：「簡而言之, 新自由主義化意味着一切事物的金融化。毫無疑問, 權力從生產世界被轉移到了金融世界。」[32]

新自由主义面临着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專家、记者、宗教人士及活动家的批评[59][60]。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引起眾多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因為該次環球金融危機正是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對於金融市場的放縱行為造成的[61]。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能造成「道德危害」： 政府和國際的金融組織必須協助拯救開發中國家和其債權人，因為他們已經大到無法倒閉的地步了。而這又進一步鼓勵了投機行為和伴隨而來的風險。他們指出一連串國家如墨西哥、俄羅斯、東歐、東亞和阿根廷的貨幣價值侵蝕 顯示出如果政府允許投機行為，卻沒有足夠的懲罰或管制機制，將會造成極大的危害。

反新自由主義者聲稱新自由主義政策加劇了經濟不平等現象，並且加劇了全球貧困[62][63]。

對於新自由主義—無論是其理論或實踐的批評者為數眾多。尤其是在那些資產被外國人大量收購、同時國內政治和經濟制度又被貿易和資本快速流動所侵蝕的開發中國家。即使是在新自由主義內部也存在爭議，一些人批評許多已開發國家在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的同時，卻依然對其自身的國內農業市場實行保護政策。

反全球化运动是新自由主義最明顯的對手之一，這個運動的參與者特別抨擊新自由主義允許「資本自由流動」但卻不允許勞工自由流動的制度。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慫恿一種「越競爭越惡劣」的情況，因為資本的流動造成環境和勞工水準的大幅降低，而且只不過是現代版的「向鄰居乞討」的帝國主義。新保守主義的盛行亦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國家為強行打開其他國家的國門一事而製造出來的現象。

一些馬克思主義者聲稱新自由主義在取得主導地位後，新自由主義國家正在因其失敗而逐漸轉向至新法西斯主義，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抨擊了被視為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著名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教授所持有關於任何可能會危及市場經濟體系地位的意識型態都是所謂的破壞主義一説的觀點，並且聲稱新自由主義試圖合理化世襲資本主義的存在性、迫使國家屈從於金融公司的利益和尋找能夠為經濟危機承擔後果的替罪羊（如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及外來移民）等等，因此新自由主義已經因其鞏固了大公司所擁有的特權一事而衍生出了新封建主義，而新自由主義國家因社會上開始出現仇外情緒等特徵一事而正在出現新法西斯主義化的現象，為此 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一系列應對方案[64]。

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曾經抨擊過新自由主义的知名人士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65]、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66]）、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66]、张海俊（Ha-Joon Chang）[67]、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68]、朱莉-马塔伊（Julie Matthaei）[69]、和理查德-D。沃尔夫[70]；擁護放任自由社會主義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71]；擁護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大卫-哈维；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斯洛文尼亚大陆哲学家斯拉沃伊-日泽克[72]，政治活动家兼公共知识分子科内尔-韦斯特[73]；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盖尔-迪尼斯[74]；作家、活动家和电影制片人纳奥米-克莱因[75]；天主教首脑方济各教宗[76]；记者和环保活动家乔治-蒙比奥[77]；比利时心理学家保罗-韦海格[78]；记者和活动家克里斯-海吉斯[79]；擁護保守主義的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以及改变全球化运动，包括ATTAC等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