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道揚

香港中文大學新崇基門入口，上有凌道揚的「崇基」二字題字和對聯：「崇高惟博愛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基礎在育才當海山勝境有懷胞與陶鑄人羣」

凌道揚1909年（清宣統元年）獲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士學位。1910年，他赴美求学，入读麻省农学院（今馬薩諸塞大學），学习农业科学。1912年，转入耶鲁大学林学院，并于1914年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到德国、瑞典考察林业和农学。[3]

1914年（民國三年）凌氏學成回國後積極推動林業發展，他有感於國家「重山復嶺，濯濯不毛」的林業現狀，便開始踐行他的《森林救國論》，致力於林學的研究和宣傳普及工作，参与制定《中华民国森林法》。同年，他与韩安等林学家上书北洋政府，提議效發美國設立植樹節，倡議以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7月31日获北洋政府採納，1916年開始實施。[4][3]

1916年，他的著作《森林学大意》中文版、英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森林会（後易名為「中華林學會」），任理事长[5]。1922年12月，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凌道扬参与接收，并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林务局局长，次年3月，林务局改为胶澳农林事务所，凌道扬任所长，直至1925年[6]。1924年，担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7]。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著作《中国农业之经济观》。

1936年，当选中华林学会第四届理事长，任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代局长、局长。1939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执行委员，从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暨西北建设规划。

1940年，凌道揚與崔亞蘭在成都結婚，崔亞蘭畢業於美國麻省衛斯理女子學院（Wellesley College），任教金陵女子大學。[8]

1948年，他从联合国粮食农业总署职上退休，定居香港。1954年，凌道揚曾短暫出任崇真英文書院校長，為期一年[9]。1955年2月，担任崇基学院第二任校長，上任後即為學院選定馬料水現址，並與港府磋商，把原為一大塊撥給崇基的十英畝土地，改為分散的七小塊，以為校園擴展預留空間。凌氏繼而向港府申請附近山地以造林，港府以凌氏乃農林學家，大幅租地與崇基，令崇基的校域範圍增至三百英畝。凌氏帶領崇基於1956年9月遷入新校址。1956年，他与钱穆、姚传法等组织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呼吁香港政府成立中文大学。[3][5]

1957年，馬薩諸塞大學授予凌道揚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表彰他「作為愛國者、政治家和人道主義者，為母校帶來了孜孜以求的巨大聲譽」，他發表了《我之中國文化觀》的演講。[10]。

1950年代尾至1960年代初，他亦曾經出任新亞書院董事。

1960年2月，他被聘为联合书院第二任院长，以籌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全力推動香港中文大學的創立。1963年10月17日，新亚、崇基、联合三所书院组成的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11]。

而在1963年，凌氏出任香港私立大專「崇華書院」校長。

1980年，凌氏移居美国。1993年8月2日，凌道揚病逝于美国，享年105岁。[10]

• 1990年代末，凌氏後人與崇基學院磋商，於禮拜堂側捐建「凌道揚園」以作紀念，並於2000年建成。[3]

• 2022年，凌氏後人深圳百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凌國強向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捐資1.5億人民幣，成立道揚書院[12]。

凌道揚之堂弟為上海滬江大學末任校長凌憲揚，曾為其時國民政府出任財政職位，以及任教於滬江大學。在中共建政後，凌憲揚被中國當局兩度清算（鎮反時首次被捕，1957年短暫獲釋後再被判監10年），1958年死於獄中。

[在维基数据编辑]

《游美同學錄·凌道揚》，出自《游美同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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