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公园

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佩利公园于1967年开放，是美国最早的口袋公园和私拥公共空间之一。

第一个口袋公园出现在二战后的欧洲。随着城市开始从战争（例如轰炸）造成的大规模物理破坏中恢复过来，资本、劳动力和建筑材料的限制需要廉价、简单和简约的解决方案来恢复城市景观。这些限制促进了将严重受损的场地转变为小型公园，这与社区最初的和平时期身份相呼应。[1][3]

到1950年代，美国的第一个口袋公园出现了，在欧洲小型公园的基础上有所改变。受城市空间改造的启发，景观设计师兼教授卡尔·林恩提议将巴尔的摩、费城和华盛顿特区的空地改造成社区公共空间。[1]这些小型城市空间作为低成本干预措施，可提高密集城市社区聚会空间和娱乐设施的数量和质量。[1]

1964年，小惠特尼·西摩在担任纽约公园协会主席期间倡导在纽约建立口袋公园。[6]国会议员约翰·林赛在1965年竞选纽约市市长时支持创建口袋公园，而佩利公园是首屈一指的私有公共空间和口袋公园的杰出典范，于1967年在他担任市长期间开放。[6]

在美国，最早资助和组织创建口袋公园的市政计划之一发生在费城。1967年，一项价值32万美元的城市美化运动鼓励社区团体识别和提名废弃的地块，以发展成为口袋公园。经批准后，市政府向居民提供技术知识和财政支持，他们将与市政府官员合作，设计、建造和维护新的公园。从一开始这些口袋公园就深受市政工作人员和居民的欢迎。[3]时至今日，费城市仍管理着150多个社区公园。[1]

澳大利亚悉尼的巴尔弗街公园，从小块未使用的公共土地上创建。[7]

口袋公园通常在小型、孤立、形状不规则且受到物理损坏的地块上开发。由于这些地块可能不利于商业发展，它们所在的土地往往相对便宜，将被忽视的地块改造成公共或绿地可能是重建的唯一可行机会。[1]因此，口袋公园的建设往往是环境的机会主义产物，而不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总体规划。[5]

由于规模较小，口袋公园通常为超本地化人口服务，而公园形式和功能的有限与这些当地社区的需求密切相关。[5]

因此，口袋公园的发展通常需要社区成员、景观设计师、市政官员和当地机构（如企业或学校）之间的广泛参与和合作。[3]

与较大的公园不同，袖珍公园有时会在不使用时被设计成围栏和上锁。

青年机会团的一个特遣队在马萨诸塞州菲奇堡的一条主要街道上建造了一个口袋公园。口袋公园的创建可以促进公民参与和统一的社区认同感。[8]

尽管占地面积小，口袋公园可以显著提高周边社区的生活质量。[1]

口袋公园可以防止密集社区的过度开发，并通过提供树荫、安静和隐私的岛屿来改变建筑环境的形式，不然这些在城市地区可能很难找到。[5]维护良好的口袋公园可以阻止城市忽视的视觉迹象，阻止发生在其他废弃地段的破坏行为。[1]口袋公园的美化工作可以增加一个社区的审美吸引力，并为整个城市塑造一个独特的、积极的视觉形象。[5]

口袋公园的建设鼓励公众参与和居民合作，从而对社区进行有意义的长期改善。[1]反过来，这种社区参与可以促进社区自豪感，并使居民有能力处理更多的社区改善项目。

与单一的大型城市公园不同，许多口袋公园可以分布在一个社区中，而且多个口袋公园可以相隔很近。这种分布方式减少了公园和用户之间的距离和时间，增加了绿色城市空间的实用性和可及性，特别是对于难以长途旅行的用户，如儿童、老人或行动不便的人。[1]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也可以产生强烈的个人依恋和对地方认同的积极联想，特别是在包含口袋公园的社区中长大的儿童。[1]

这些积极影响在低收入或少数族裔人口的社区被放大，那里的绿色空间可能稀缺，并且由于空间或财政限制，新开发的大型公园可能是不可行的。[1][4]这些好处还特别提高了女性的城市生活质量，她们比男性更可能使用口袋公园。[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