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詩經》是陸續編輯成的，最古的是周頌，接著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頌、魯頌和國風。[6]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書》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國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7][8]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詩譜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500年。

古人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共有“王官采詩”和“孔子删诗”、“献诗说”三種说法：

• 王官采诗说：《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農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9]。刘歆《与扬雄书》亦稱：“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漢書·卷三〇·藝文志》：「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 孔子删诗说：见于《史记》，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整理出了共计三百零五篇的《诗》[10]，宋代朱熹[11]也基本肯定此说法。唐代孔颖达[12]、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和方玉润[13]等皆怀疑此说。《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14]。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王室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整理音樂的过程。[15]無論如何，孔子以《詩經》為課本，對《詩經》重要性的肯定無庸置疑。

• 献诗说：见于《国语》，传天子为了“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16]。

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齊、魯、韓三家，分别出自齐人辕固、鲁人申培和燕人韩婴，《诗》经过三家注释、传授后，成为固定的带有注释性文字的版本，分别被称为“齐诗”、“鲁诗”和“韩诗”。[17]齐、鲁、韩三家所传诗，依据的是秦以后成书的今文經（当时的“今文”指汉隶）。最初以鲁诗最为盛行，齐诗次之，韩诗又次之。后来鲁人毛亨、毛苌（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自称按子夏所传“古文经”另辟蹊径进行注释（当时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书同文”以前六国各自的字体），自成一家，被称为“毛诗”。在西汉不具学术权威性，而《汉书》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传”，到了魏晋时代才成为显学。[18]

三家诗认为《诗经》中涉及情愛的诗不雅，常加以各种附会解释，将其解为歌颂或讽刺政治之作；毛诗则推翻三家之言，往往根据史书《左传》中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诗经》的篇章。[19]然而，学者王先謙在整理对比四家诗说时，发现毛诗的牽強附會现象也非常严重。且毛诗对诗经篇目进行了修改，如将邶鄘卫风分为邶风、鄘风和卫风，然而这三个地区是殷商畿内，殷亡后设立三监，实为同一地区。[18]现今，三家诗皆散逸，仅《毛诗》一家流传于世。其中《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20]，另有《韩诗》流派的衍生著作《韩诗外传》10卷幸存。

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用典往往遵循《序》的解释。《毛诗序》最大的缺点在于同样具有穿凿附会的痕迹，因而在后世儒家研究《诗经》的著作中被反复推翻、论证[21]。

现存的鲁诗、齐诗和韩诗由王先谦集合前人从文献中挑出的三家诗说的残片，着重参考陈乔枞编集的鲁齐韩三家诗，编成《诗三家义集疏》。[18]

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许多载有《诗经》文字的竹简、木牘、帛书。1977年在安徽阜阳雙古堆发掘出的汉代竹简本《诗经》是现存的年代较早的诗经古本。2015年，安徽大学收购入藏的战国竹简安大简记录的《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最多的古本，竹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属战国早中期，存《國風》詩58篇，與今本《詩經》編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寫法亦多有歧異，提供了豐富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等異文材料[22]。2021年荊州市的王家咀戰國楚墓出土竹簡包括《詩經》，其內容可與今本《詩經》十五國風的絕大部分詩篇相對讀[23]。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關雎是國風的開始，鹿鳴是小雅的開始，文王是大雅的開始，清廟是三頌的開始。“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現手法。

古代關於《詩經》的研究著作多為“注疏”類作品，重在從儒學角度解釋說明“詩三百”的微言大義。注疏是一種研究、註釋儒家經典的重要體例，其中“注”主要補充說明字義、通假、名物、制度等，也闡發義理；“疏”則是對經文和舊注的進一步說明，往往遵循“疏不破注”的規則，在注的框架之內進行闡釋說明。《詩經》古代最重要的注疏是《毛詩正義》70卷，定版於唐朝，沿用西漢毛公所傳《毛詩》的傳，東漢鄭玄在《毛詩》基礎上所作的箋，由唐孔穎達作疏，是唐朝官方修纂的儒家經典權威性釋義叢書《五經正義》中的一部，并在明朝官方修訂版的《十三經注疏》也被收作《詩經》的權威解釋。

其次有南宋朱熹的《詩集傳》。南宋朱熹和鄭樵往往打破《毛詩》的附會，另作新解。

清朝考據學盛行，治學日趨保守，力主恢復毛、鄭（毛亨、鄭玄）乃至西漢初年的三家詩之學。閻若璩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說詩》，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用意皆在否定朱熹之《詩集傳》。段玉裁寫《毛詩故訓傳》，孫燾寫《毛詩說》，用意則在否定鄭玄之說。再者，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集疏》又進一步否定毛詩之說，要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義。

清代姚際恒《詩經通論》、牛運震《詩志》、崔述《讀風偶識》和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著作，改採「評點」的形式從文學批評角度鑑賞《詩經》。其中又以姚際恆、方玉潤的著作多有新意，大膽推翻前人陳腐之說，見識較為高明；而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訓詁《詩經》，方法周密，亦見解深刻[30]。

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是現代《詩經》研究的開路人。胡適將《詩經》視為文學作品，批判傳統經學把《詩經》用於教化的「附會」曲解之說，以返回文本自身意義的價值探索為目標[31]。

現代對《詩經》的研究更多從現代人文學科語言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側重于考察古今音韻不同，或者專注于搜集可印證上古時期歷史的資料。上博簡出土竹書孔子詩論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大段論《詩》文字，據信出於孔子後學之手[32][33]。

古代認為《詩經》是群眾的心聲，反映政治的得失，有「陳古刺今」的效用。在交際的場合，可以「賦詩言志」，借詩句來表示想講的意思。朝廷音樂機構中的樂官，可以諷詠詩句，暗示民心對施政的反應。[34]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或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不想說或難以言喻的話。

《詩經》為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專著，它開啟了中國詩敘事、抒情的內涵，稱「純文學之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確定了中國詩的修辭原則及押韻原則，稱「總集之祖」、「詩歌（韻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學的代表，黃河流域文學的代表，平民文學的代表。

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後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孔子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論語》中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35]

《詩經》開啟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學的先河，亦開創了中國多年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作品。胡适认为《诗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36]。胡适強調训诂，“如戴震、胡承珙、陳奐、馬瑞辰等等，凡他们关于《诗经》的训诂著作，我们都应该看的。”例如：“黄鸟飞”之句，“”字不是“往”，而是“焉”，指“在那儿飞”。胡适還認為《嘒彼小星》一诗是描写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

李敖認為《诗经》中《蹇裳》一文中最后一句是“狂童之狂也且”，是指“狂童之狂也，且”，「且」則是指男性生殖器，為戲謔的粗話，白話为“你这小子神气個什么鳥啊！”[37]還有認為《詩經》中的山有扶蘇一文中：「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 乃見狡童。」也是為戲謔的粗話，白話為“沒看見漂亮的小表哥，卻看見一個傻屌。”，而且還特別強調文中的「且」字一定要譯為「雞巴」、「屌」字，才不失原意。[38][39]

王得臣《麈史》稱：“《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辞》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以余观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菠芰，草之蘅、芷、葱、蒜、苔，木之枫、楠等，《诗》皆未之见。至《易》所不载者，如须、唇、肩、乳、脐等，亦未可悉数。又《尔雅·释鸟》不及鹤，《释虫》不及蝶。物类至繁，偶有遗焉，无足异也。”[40]

[在维基数据编辑]

在维基文库阅读本作品原文（ 在维基共享资源阅览影像）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詩經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史記/卷121》，出自司馬遷《史記》

• 维基语录上有关诗经的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