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

於乾隆六年（1741年）以及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就兩次下詔，希望搜羅書籍。但是當時的效果不佳，官員並未認真執行。[5]^:4-5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1772年2月7日），乾隆帝正式頒詔求書，詔文目的是為了「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在皇家圖書館收藏副本，以供皇帝閱覽），以得「稽古右文」（考察古代，弘揚文化）之名。在諭旨中他明確規定了搜集範圍，認為應該要先檢收「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的書籍，其次是「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的書籍，再次是歷代名文的詩文專集，而對於族譜、尺牘等則不作收錄。在諭旨中他又定了具體的收錄方式，並要求各省督撫「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明作者，要旨以供檢核。[3]^:23-24

此諭旨並沒有得到各省督撫重視。貴州巡撫奏報，指該省「鮮有撰述，歿邀聖明采擇」，其他省份則「未見一人將書錄奏」。乾隆帝見此，於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再次下令，令督撫們「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底，各省才先後回報查訪情況，但是效果都不佳，如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都無書可采，奉天、直隸、湖北所得也只得數部，所得書籍最多的浙江省也不過116種，而且大多也是「近人解經論詩文私集」，收集工程不見成效。[3]^:24-25

有見於此，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再之下詔訪求圖書，當中見上次地方官大多觀望不前，這次特意說明他「豈有下詔訪求書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疪，罪及藏書之人乎」，說明他收集書籍不會怪罪於藏書者。此外，他又再次強調官府徵集書籍保證歸還，並擴大收集書籍範圍，以及說明收集書籍限期，並予之半年期限。次日，他又專諭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以及浙江巡撫三寶，指「其所隸州群藏書什倍於別省」，並點名訪求，特意責成他們收集藏書。[3]^:26-27

在此半年期間，各省官員和朝廷使用了不少方法以收集書籍。在搜求方面，當地的官員會按當地的郡邑志乘所記述的書籍訪購，又或者利用當時的書商以收買書籍。私人藏書家所收藏的書籍甚多，是徵求書籍的重要對象。為了鼓勵他們進書，朝廷設立了以下辦法：

• 進書凡超過五百以上者，賞賜內府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如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等因為進書超過五百而各得一部《古今圖書集成》；
• 超過一百者，賞賜《佩文韻府》一部，如周厚堉、蔣曾瑩、紀昀等因為進書過百而得《佩文韻府》一部；
• 進書較多者，其上進書籍會得到乾隆帝的題詠，並令書館先行抄錄副本發回。據統計，得到題詠的書籍多達百餘種；
• 私人進書達到過百種以上的，其姓名會記錄於各書提要之末，各省採進書籍在百種以上的，則將該省督撫的名稱記載在提要之末。

是次收集書籍得到了良好的成果。進書最多的是江蘇，達4,808部；其次是浙江，達4,600部。進書最少的是雲南和奉天，只有四部。貴州、廣西無書可采。合計一共得書籍13,501種（含272重本）。[3]^:25-36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發佈了禁書的諭令，當中指「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希望「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詆觸本朝之書籍），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是次禁書詔令下發之後，沒有得到各省督撫的重視，至十一月為止，只有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稱屈大均著作數種，其他省份都無書上奏。乾隆帝見此，於三十九年十一月連發兩諭，「今李侍堯等既從粵省查出屈大均詩文，不應江浙等省轉無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再次責成各省認真辦理。是諭下發之後，各方官員才開始留心收集禁書。[3]^:40-45

內容方面，吳晢夫指出，乾隆帝主要禁止的是包括「華夷之辨」的文字、詆毀清人的文字、涉及明清史事的文字等三類[6]^:217-240。此外，還包括一些清初三藩之亂的書籍、兵法、不尊重儒家思想的書籍、明末閹黨的書籍、迷信書籍。部份文人因為害怕文字獄而對自己的書籍作「挖空」、「塗墨」希望避禍，而這些書籍同樣被禁燬。另外，《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亦指明，書籍內容涉及「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了伊等自著書籍應燬除外，若各書內有載入其議論者，將書內所引各條，簽明抽燬」，只留其書。[6]^:240-250

書籍類型方面，禁書以明季末造的野史筆記為主。此外也包括了明代歷朝的碑刻、語有違礙的劇本話本、地方志、天文占卜書籍。[3]^:45-52在查繳禁書的同時，乾隆帝連自己祖父康熙帝御批的《通鑒綱目續編》都沒有放過，認為他書後所附周禮所撰的《續通鑒綱目發明》、張時泰的《續通鑒綱目廣義》各條中於「於遼、金、元三朝時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認為「《通鑒》一書關係前代治亂興衰之迹，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糊不可偏私」，下令查繳各省的《綱目》作刪改。[3]^:68-69

查繳方法方面，乾隆帝初時只是要求各省督撫派員至藏書家中令他們自行交出。但至中後期禁書活動大規模展開後，在乾隆三令五申之下，各省督撫為了澈查書籍使用了各種辦法，包括宣告諭令、檢查各藏書家的書藏、設立禁書目錄等等。四庫館定立了《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以供地方官員排查書籍。搜得書籍之後，都需要「將原書封固進呈」，「交軍機處奏聞銷毀」，不得在地方自行銷毀，以免地方人員認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3]^:59-68據黃愛平所估計，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間，禁毀書籍大約有3100多種，15萬1千多部，書板銷毀達8萬塊，當中還不包括文人百姓自行毀掉的書籍。[3]^:77-78

即使部份書籍認為有收錄的價值，在編纂的時候也會被抽毀、改易、重編。如顧炎武所著的《日知錄》，雖然《總目》中認為其「學有本原，博贍而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証佐，而後筆之於書」，認可其編寫態度嚴謹，但是因為當中的部分條目包括了民族意識，和南明史事，因此被當中部份的內容被整條掣出，如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卷二十八「胡服」、「左衽」等等。改易方面，陳垣指出四庫館臣在輯校時有十忌：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等等，並指館臣會對這些字眼會作出修改。重編方面，乾隆帝認為一些書籍雖然有所違礙，會要求對之重編以作使用，明末諸人文集的奏疏最初雖被認為是「字句狂謬，詞語刺譏」，理應查禁。但後來乾隆帝認為這些奏疏可見明末「主暗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等的問題，繼而「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故此乾隆帝命人刪減當中的抵觸字句，並編錄成《明季奏疏》一書。[3]^:130-138

學者對於乾隆帝禁毀，纂改書籍的行為多有批評，但也有學者認為其影響沒想像中大。魯迅認為《四庫全書》「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並認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7]周錫侯認為，「乾隆之為此（修纂四庫全書）也，帶有狎弄士子，查辨禁書之陰謀，貽害典籍之烈，至足驚人！中國書厄，自秦火之後，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時禁燬的一厄，較以前各項更為慘烈」。[8]相反，《劍橋中國史》認為，乾隆帝針對南明材料的禁書政策對「清初以來幸存的作品的影響微不足道」，指書籍不太可能因不一的禁令而在數年之間消失，反而「大大地刺激了學者对各种旧书的兴趣」。[9]江慶柏指出，雖然四庫館臣雖會對於當中字句作改寫，但改動未必被嚴格執行。如張孝祥《六州歌头》中「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在雖在張孝祥的個人文集《》中被改動為「洙泗上，弦歌地，亦凋零」，但在其他詞集、詞選、詞話等卻沒有改動此詞，保留「亦膻腥」的原貌。[10]^:11-12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學政朱筠上《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提出了四項搜索遺書的事項，包括：

• 舊本舊鈔，尤當急搜也：他指出漢唐時期的遺書已經稀少，而宋遼金元時期的抄本則甚多，藏於私人家中，他認為官府可以搜集這類書籍並抄出副本保存。
• 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他認為應該公佈內廷現有的藏書目錄，使地方官只以搜集內廷未有的書籍。此外，可以利用《永樂大典》作輯佚。
• 著錄、校讎，當並重也：他認為應該參考劉向、劉歆《七略》等的做法，為書籍內容編寫提要，放於該書卷首，作為說明。
• 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他認為金石碑刻上的文字和圖像可以補齊文獻材料上的不足，應該留心搜集。[11]

為此，軍機大臣劉統勳奉旨研辨，得到清高宗的同意，「令將永樂大典內，原載舊本，酌錄付刊，仍將內府所儲，外省所採，以及武英殿官刻諸書，一并彙齊，繕寫編成四庫，垂示無窮」。劉氏按指示研究方針，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具體輯佚《永樂大典》的方式，得乾隆帝批准，并命名為「四庫全書」。四庫館於同月開館。[3]^:19-21

張昇《四庫全書館研究》中將四庫全書館的結構表述如下[1]^:43：

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副總裁，大多由皇室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主要是負責領導和監督四庫館的工作，他們在總辦處工作。其下則分為纂修，繕書、監造三大處。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纂修官也大多兼任分校，對繕寫處的書籍作校閱。[3]^:46在此之上尚有總纂官和總校官，總纂官負責實際主編的工作，總纂官陸費墀則負責整體的校閱工作[1]。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參與了《四庫全書》編修的主要人員包括有360人。據郭伯恭、黃愛平、張昇等考證，《總目》所收的編纂人員有不少的缺漏。而據張昇的不完全統計，前後在館的館臣有達476人。[1]^:122-132

編纂《四庫全書》所用的書籍可以分為六個途徑，包括有各省采進本、私人進獻本、敕撰本、內府本、《永樂大典》本。[5]^:77-82[10]^:145-146

進呈書籍是《四庫全書》最主要的來源，當中可分作三類：各省采進本，各省在當地購買或借抄的書籍；私人進獻本，藏書家主動或者奉旨送館的書籍；通行本，當時最為流行的版本。[5]^:77-82這些書籍在收集之後會先由纂修官作清理甄別，然後由纂修官作進一步的校閱，經版本鑒別、辨偽、考證工作之後，會選擇當中較好的版本作底本，編寫提要，考訂文字得失等工作，然後再「詳細校正」，「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最後決定是應刊、應抄、應存。書籍和提要會上交給總纂官作審閱，一般還會交給總裁官作審閱，他們會對於提要和書籍的存留再給予意見。乾隆帝也會給審閱進呈的書籍，當中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由乾隆帝為了獎勵獻書之人，為其書籍作題詩，這類書籍經乾隆帝御覽，決定擬抄、刊後，將會由纂修校辦，總纂、總裁審閱後，由武英殿錄副，再交還書主；二是纂修官校辦過的書籍在抄成前上呈給乾隆審閱，其給予意見後再發還。[1]^:65-69

內府書籍（宮中收藏以供皇帝閱讀的藏書）和奉敕編撰書籍方面，《四庫全書》開館之後，這些書籍被送至翰林院西齋房作集中處理。當中，一些「舊刻顯然訛誤，應行隨行改正」的官刻舊本以及一些不夠完善的敕撰書籍會送至校閱（流程大致如進呈書籍），其他書籍則在編成提要後則大多都直接送到武英殿繕寫。另外，在編寫《四庫全書》的時候，乾隆帝亦有命令編寫一些書籍，這些書籍在編成完成後才會補入《四庫全書》中。[3]^:123-124[1]^:65-69

當時《永樂大典》藏於翰林院的典籍庫中，經朱筠的提議之後，開始了輯佚的工作。纂修官會先簽出《永樂大典》中的佚文，將會將可以輯出的書目粘貼標識，然後由繕寫官抄出當中的散片。因為《永樂大典》不便移出移入，因此繕寫的工作都在翰林院裡進行。其後會將繕寫的散本粘連成稿本，然後將由纂修官校對、補輯佚文，再繕抄出修改稿，由原纂修校對之後，再由總纂、總裁校正為正本。和進呈以及內府書籍不同，《大典》本是由總纂官和總裁官決定應刊、應抄、應存。此外，提要是決定應刊、應抄、應存再編寫提要。[1]^:69-84

學者雖然認可四庫館臣在輯佚史上的意義，但也批評他們的輯佚工作尚未完善。梁啟超指：「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採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12]孫楷第批評，於《大典》本中，只有少數書籍會以《永樂大典》以外書籍以校勘、輯佚之外，其他都因個人散便，只是按章辦公，沒有按照其他書籍補充，引致佚文並不全面，「以《大典》所載為足，實自欺欺人」[6]^:293-294。史廣超批評，四庫輯本出現沒有注明出處，出現漏輯，誤以為他書為本書佚文，編排不當四項問題。[13]^:157-181

《四庫全書》的收錄標準有以下數點：

• 收集「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的書籍：清高宗認為「予蒐羅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張載）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應該繼承先賢的傳統。[6]^:124
• 不重視佛、道兩教，以及詞曲之類的書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例》中認為「釋道外教，詞曲末枝，咸登簡牘，不廢蒐羅」，認為只要收錄當中「可資考證者」收錄即可。[6]^:124-125
• 考慮作者的人品，認為「凡不軌於正者，悉從刪汰」：紀昀指「明之宋濂、高啟、李東陽......李攀龍等，均以正派相承，為一代冠冕，悉宜並存」，盡可能收錄一些正道之人的作品。[6]^:125
• 重視收錄朝廷敕撰的書籍：清高宗編寫《四庫》的目的除了「稽古右文」之外，還重視推廣政教的作用，因此在編寫《四庫》同時也編寫了一些書籍，亦收集了前代的敕撰書籍。[6]^:126-131
• 編纂人員將自己家族的作品收於《四庫全書》中：有部份官員在朝廷向全國徵集圖書的時候，將自己家族的書籍上呈。如河間獻縣紀氏家族（紀昀的家族）在《總目》中有四人七種，是一個家族中最多的，有可能受紀昀的影響。[10]^:167-168
• 收錄方式以「貴古殘今」作為標準，重視收錄宋元以前的人的作品，而較少收錄明清時代的作品。四庫總裁于敏中指：「舊書去取，寬於元以前，嚴於明以後」。而編纂時尚在世人物著作則不予收錄（皇帝御撰作品和敕撰書籍外）。[6]^:298-299

學者對於《四庫全書》選書的態度多有批評。郭伯恭認為，《四庫全書》所選的書籍偏而不全，指《四庫全書》重視程朱之學，加上收書上「貴古殘今」，因此寧可收集「元明以降程朱（程頤、朱熹）一派的無聊著述」，也不願意收錄陸王（陸九淵、王守仁）一派和其他非程朱一派的書籍。[5]^:226-228吳哲夫指《四庫全書》中充滿了尊經崇儒的衛道觀念，只考慮延續思想聖賢的思想，指《四庫全書》的選書態度未夠公允。[6]^:296-300楊晉龍認為，《四庫全書》忽視了民間的通俗文獻，如小說、戲曲、善書等都不作收錄，而宗教如佛藏、回教和其他宗教的資料也未能收錄。[14]^:221-222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南三閣的三部四庫全書即將完成。乾隆帝抽閱進呈的書籍，發現在李清所撰的《諸史同異錄》中，有稱清世祖「與明崇禎四十子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的語句。乾隆帝命令其書應該全部撤出《四庫全書》（包括《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歷代不知姓名錄》）。軍機大臣商討之下，決定以其他書籍或者是餘紙取代撤出的空缺。同年五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清高宗駐蹕熱河。他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當中的訛謬甚多，再加上以前在南三閣的《四庫》中都發現有「妄誕不經」之處，於是便下令復校內廷四閣的《四庫全書》。[3]^:193-195[6]^:173-175

文淵、文源兩閣方面，乾隆帝則命令當時在京的官員都要參與協助復校的事宜。尚書、侍郎要每人每日各看一匣；六阿哥永瑢、八阿哥永璇及工作不多的尚書、侍郎則各看兩匣。文淵閣由六阿哥、阿貴所負責；文源閣由伊齡阿、巴寧阿所負責。由五月底開始，至七月底校畢，歷時兩個月，當中發現了很多錯處，「各書繕寫草率，訛錯換篇亦頗不少」。清高宗見此大為震怒，指總纂官紀昀、陸錫熊「所辦書籍竟如此舛錯」，令他們賠償文津、文源、文津三閣裝訂挖改的工價，並且帶人去校勘文津、文溯兩閣的書籍，並處罰了相關謄寫、分校人員，達二千人以上。[3]^:200-203[6]^:177-178

文津閣的書籍，則最初由乾隆隨行的阮文淵、阿肅等人負責，但因為受乾隆帝停留在避暑山莊的時間限制，完成了三分之一後便中止。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初，文津閣的《四庫》發現「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內有引用錢謙益、李清諸說未曾刪除」，並令紀昀自行賠寫。十月初，紀昀奉旨帶領受罰的人員往熱河文津閣看書，至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完成，發現抄寫錯誤，字句偏謬計六十一部，檢出七部書籍應毀，一部書重複抄寫。[3]^:203-208

陸錫熊則負責校勘盛京文溯閣的《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月，陸錫熊任滿回京，隨即率人至盛京校勘書籍，至七月十二日完成。四個月間，他們一共查出謄寫錯落、字句偏謬的書籍計六十三部，又發現甚至有脫寫全卷的。乾隆帝見此情況，相當不滿意，令抄寫、校閱文溯閣《四庫全書》有錯漏的去校勘《四庫全書薈要》和繕寫《八旗通志》，並對「总校王燕绪、吴绍洁，分校李斯咏，除罚校书外，仍交部从重议处，以示惩儆」。[3]^:208-210[5]^:53-64

南三閣方面，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七月，一些大臣考慮到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校對僅生監二十餘人，又止校過一次，尤易草率從事」，提議校對南三閣的四庫全書，得准。並由本來校勘文淵、文源兩閣《四庫全書》的大臣官員負責。至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完成，陸續發向江浙。[3]^:222-226乾隆帝命令，南三閣的裝訂挖改的工價由陸費墀則一人負責，即使他於五十年過世之後，乾隆帝命令除了為其家屬保留一千兩銀之外，「如尚有餘資，即作添保三閣辦書之用」。[3]^:211

雖然乾隆命令四庫七閣的有禁忌之語的書籍同樣撤出，並令將「應行撤毀」的書籍「交進銷毀」。事實上，撤出的書籍部份至今保留於宮中，未曾銷毀。南三閣的書籍因部份冊數在李清著作被毀之前就已經送往南三閣，加上地方官員未完全依乾隆帝的指示，因此尚保留於《四庫全書》中，如周亮工《書影》一書則未則被毀。[3]^:224-225[6]^:183-184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十八日，清高宗在熱河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揚子法言》卷一有空白二行，發現將晉、唐、宋文注釋名氏脫寫，並發現沒有如高宗先前所令，將《御製書揚雄法言》一篇抄入是書卷首。清高宗批評：「書中篇首空至兩行，顯而易見，開卷即可了然，乃詳校官既漫不經心，而紀昀系總司校閱之書，亦全未寓目」，再命紀昀校勘。[3]^:213-214

紀昀先是領人前往圓明園校勘文源閣書籍，歷時兩個多月，於九月二十九日完成，發現「所签舛漏，较初次详校竟增数倍之多」，並發現有人捏做文字，「底本遺失，抵以他書，正本未全，偽注缺卷」的情況。其後紀昀再校文淵閣的書籍，發現雖然錯漏之處較「文源閣書少十分之二」，但發現了底本上的問題，如《性理大會》所用的乃是康熙初年的刻本，而非原稱的明末本，引致「頁頁俱錯」，內廷四閣都如此，必需另得真本再寫。[3]^:214-216

同年十二月，陸錫熊上折請赴盛京文淵閣校書，得准。次年二月，陸錫熊未待天氣轉暖便率人上路，半途而卒。同行的禮部侍郎劉權之接替陸氏主理校書的工作，至四月完成。[3]^:217-218

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紀昀領人到熱河文津閣校書，至四月中旬，僅經部「已簽出空白、舛訛一千餘條」，並估計其他三部錯誤數目應該相同，清高宗批評前次「校勘一事，全屬有名無實」，令他們認真辦理。文津閣的校勘工作至四月底完成。[3]^:218-220

在兩次校勘之後，因為繕寫人員的學術水平不一，以及是繕寫官員過多，因此難以保證繕寫官員認真抄寫。此外，孟森在閱讀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書中的誤字必然出現在每葉首一字，指館臣可能為了顯示「聖明之天縱」，刻意寫錯以待乾隆指正。因此，在兩次的校勘之後，《四庫全書》依然存在很多的錯字。[6]^:277-288郭伯恭指，《四庫全書》實際上只是對於刊本再抄一次，抄寫是存有大量錯誤，校勘上亦多疏忽，亦有刪除序、題、目錄等情況，因此難稱得上是善本。[5]^:230-231

嘉慶八年（1803年），嘉慶帝命令禮部尚書紀昀負責查明尚有哪些書籍尚未編入《四庫全書》。紀昀檢明了未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並建議將《四庫》告成之後的所有「御制」、「欽定」書籍都應該編入《四庫全書》。嘉慶帝准許了他的章程，並增派慶桂、董誥、朱珪、戴衢亨、英和、錢樾、潘世恩七人協助增補《四庫全書》的工作，並訂明收入書籍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為限。[3]^:255-258

經軍機大臣和嘉慶帝議訂之後，最後決定補入八種書籍，包括乾隆詩文集四種、《八旗通志》、《平定廊爾略紀略》、《安南紀略》、《巴勒布紀略》。繕抄工作於嘉慶十一年（1806年）結束，並補入七閣之中。[3]^:259-261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四庫館開館不久之後，乾隆帝考慮到《四庫》「卷帙浩於煙海，將來庋棄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為難」，因此希望「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黃愛平和吳哲夫認為，當時乾隆帝已經六十三歲高齡，因此希望編寫《薈要》以盡快看到《四庫全書》。[6]^:190-191[3]^:284-285

為了盡快編寫《薈要》，在四庫館之外另外設立了薈要修書處以編寫薈要，由于敏中、王際華負責。薈要修書處任職人員計八十一人，分總裁、總校、編纂、提調、承辦、收掌等工作。謄錄人員方面，則約八百人左右，整體的編纂方式和四庫館大致相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薈要》大致已見雛形，薈要處被裁撤，由武英殿修書處接手。[6]^:192[3]^:285-288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一部的《薈要》編成，藏於紫禁城坤寧宮後御花園的摛藻堂。次年，《薈要》的副本編成，藏訪圓明園內味腴書屋。《薈要》一共收書463種，11718冊，20808卷。種數約是《四庫》的七分之一，冊數約是《四庫》的三分之一。[6]^:193-194[3]^:297咸豐十年（1860年），發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味腴書屋所藏之《薈要》隨圓明園被毀。摛藻堂本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6]^:198

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所發的書徵書諭令之中，清高宗則已經要求各省督撫「先將各書敘列目錄」，當時督撫所上奏的都是較為簡單的書名、卷數、冊數、作者、內容大旨的內容，又或者只列書名、作者，沒有解題。同年十一月，朱筠在《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也指應該要考法中國目錄學的傳統，「校其得失，撮舉大旨」，編寫目錄。[3]^:313-314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劉統勛的奏折中提出應該「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份卷數，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得准。[18]^:41-42

在《四庫》的編纂過程中，先是由纂修官在輯佚、校閱的同時為其經手的書籍編寫一篇提要。纂修官所負責的書籍提要完成之後，則夾於書內送訪總纂官、總目協勘官作考證修改。總纂官看到了提要後，要考慮此書應該是刊刻、鈔錄、存目，或者不作存目。決定是否收錄於《四庫》後，纂修官會對於當中的內容作校訂，當中以主要由紀昀負責修改定稿。最後，再上奏於乾隆帝。[3]^:317-322[18]^:42-44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總目》完成，但其後亦經過多次修改。編成後，《四庫》所用的分類方式有所變動，不以本朝官書為首，《總目》也因此作修改，至次年七月畢，並得到乾隆帝認可，令「繕寫四分於四閣陳設」。但因《四庫》書籍內容有所增補，《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等書籍還在編修之中，因此遲遲未定稿。五十一年，李清《諸史同異錄》被提出銷毀，《總目》也需修改。乾隆五十七年，紀昀等對內容再作校訂。乾隆六十年（1795年），《總目》「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予武英殿刻成書籍出版。[3]^:322-326[18]^:42-44

此外，乾隆帝《總目》長達二百卷，不便閱讀，還下命編寫《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當中只記述某書某卷，注明作者和作者年份，二十卷。[3]^:326[18]^:55-59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帝決定輯校《永樂大典》，而當時則已經考慮對於當中流傳甚少的內容與之出版。《四庫全書》開館之後，總裁大臣即將《永樂大典》輯出書籍「分別應刊、應抄，應刪三項」，并由武英殿員外郎劉惇、永善，以及是總官內務府大臣金簡處理出版事宜。乾隆三十八年四月，首批《永樂大典》輯文付梓，包括有《易緯八種》，《漢魏舊儀》、《魏鄭公諫續錄》、《帝範》四種二十卷，雕版印刷。[3]^:226-231

其後，應刊書籍的範圍擴展至《大典》輯本之外，各地所進的遺書也成為印刷的一部份。總裁大臣金簡見所有雕版甚多，選擇改為使用棗木活字印刷，得到乾隆的准許。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正式開始印刷，一共印刷了一百三十八種《四庫全書》中的書籍。[3]^:231-236

在《四庫全書》編篡的過程中，纂修官會對當中的內容作校簽。在進呈本中，原有的校簽中以黃紙謄抄一次，即為黃簽，由四庫館的黃簽考証處王太岳、曹錫寶二人負責。他們會對於當中的內容作選擇並修改，當中很大部份的黃簽都被收錄於《四庫全書考證》之中。北京師範大學張昇教授指出，《四庫全書考證》主要是對《四庫全書》所收的書籍作「文字、順序、內容的辨誤訂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活字印刷出版，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19]

紫禁城文渊阁

文淵閣位於北京紫禁城皇宮之中，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完成，在北四閣中最早。在外觀上只有兩層，但因為使用了樓板之下的腰部空間多造一層，實際上是三層。文淵閣寬六間，闊34.7米，進深三間，闊14.7米。[21]^:19

1782年，《四庫全書》入藏，當時規定，每年農曆九月必須曬書十天，以避免書籍受蟲蛀霉變之害。民國六年（1917年），清室內務府派人對《四庫》進行了清點，發現有23卷丟失，並從文津閣本中補抄。1924年遜清皇室被逐出紫禁城後，《四庫》改由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次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庫》由該院圖書館接管。[22]^:80。1925年，為了供學者研究以及方便覆印，《四庫》轉入北京大學圖書館。1931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為避免落入日人之手，故宮博物館遂於1933年將《四庫》運至上海，其後又被運至重慶。1949年，《四庫》遷往台灣，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22]^:80-81

2016年8月9日，故宮博物館舉行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捐赠仪式，將文津閣本的複制本重新安於文淵閣中。此次所制作的影印本製作長達12年，全部使用了手工宣紙。整套書籍使用了6144個金絲柚木盒，佔128個書架。[25]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後的《四库全书》残本

文源閣位於圓明園，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庫全書》入藏。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四庫全書》被毀。[21]^:20今有散本，如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有《公是集》十卷，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有《明史》卷九至三，日本東洋文庫有《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等等。[26]

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

文津閣位於熱河（今承德）避暑山莊，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於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庫全書》入藏，並按文淵閣做法，每年夏季抖晾書籍一次。至道光年後，文津閣的管理開始鬆弛，曝書成例停止。同治初年，文津閣因日久失修，閣頂部份坍塌，雨水滲漏，部份書籍被沾濕。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在時任熱河都統麒庆指示下，重新恢復成例。光绪二十年（1894年），热河总督大臣世纲等奉命查点，除经部《日讲書经解义》一书，原未补入，有函无书外，其他書籍基本無闕。[22]^:81-82

宣統元年（1909年）8月，清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因只有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無闕，計劃將《四庫》入存京師圖書館並得准，但因辛亥革命而未成事。民國三年（1914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的魯迅重新著手此工作，並和熱河方面聯繫；但時任熱河都統題未待教育部來人辦理接收手續，已先行將《四庫》送至北京，由內務部接收，藏於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次年，魯迅以教育部名義致函內務部，要求將《四庫》交給京師圖書館。1918年，《四庫全書》、原貯書架的接收工作完成，至今一直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是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書的《四庫全書》。[22]^:82-83

文溯閣是北四閣中最後建成的，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才完工。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開始，總管內務府先後將五批《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送至盛京文溯閣，至次年五月二十日完成。在嘉慶、道光時期，文溯閣和當中的藏本一直保存良好。光緒十六年（1900年），沙俄侵占沈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沙俄軍隊將文溯閣作马厩和炮兵营房，此時有39卷《四庫》被窃。[23][22]^:91-92

1914年，奉天督軍段芝貴為了討好即將稱帝的袁世凱，將文溯閣《四庫全書》運至北京。1925年，經東北各方人士爭取，《四庫》獲送還奉天。因當時文溯閣被占用，於1927年才復藏於文溯閣。1935年，奉天圖書館見文溯閣日久失修，於文溯閣西南處建造了新的書庫，1937年6月運至新書庫中保存。[23][22]^:91-93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為了保護文物，《四庫》先是運至黑龙江省訥河，其後又遷運至北安。1966年，基於中蘇交惡，為了保証《四庫》的安全，《四庫》獲運至甘肅，最初存放於永登县连城土司衙门大经堂。1969年，甘肃省拨款40万，筹建榆中战备书库。1971年，《四庫》入存於該書庫。[22]^:93-952001年12月28日，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獲列入甘肃省“十五”规划和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決定於蘭州市北山九州台建立新的藏書樓。2005年7月8日落成使用。[27]

《書影》《四库全书》本十卷，清周亮工著，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大學著錄為文瀾閣抄本，童正倫認為此書應為文宗、文匯閣抄本[15]^:65

南三閣的藏書在五十五年（1790年）定成裝潢和收藏的工作[21]^:105。入藏之後，當時有很多江南士子入閣閱讀書籍，以助研究，進內抄寫《四庫全書》。如陳壽祺曾借文瀾閣藏書以修方志、陽湖學者陸清臣曾以文瀾閣《四庫全書》以刊行先祖陸文圭的《牆東類稿》。抄寫方面，據統計丁氏八千卷楼有11种抄自《四庫全書》，张金吾爱日精庐有91种，瞿紹基铁琴铜剑楼有7种，陆心源皕宋楼有160种。[20]郭伯恭指南三閣的規定和近代的公共圖書館相似，指其打破清初私人藏書不外傳的風氣，有助傳播知識。[5]^:236-237

文匯、文宗兩閣先後毀於戰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英國發動了揚子江戰役，在鎮江保衛戰中，文宗閣藏書受損。咸豐三年（1853年）春，太平軍攻佔了揚州、鎮江，兩閣毀於戰火。[22]^:87-88早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並不准借出，但至後期，相關措施並沒有得到嚴格遵守。因此文宗、文滙閣被焚之後，個別書籍因士子借出未還而未受影響。[20]^:41

四库全书杭州文澜阁本（复制品）

藏书地之一杭州文澜阁模型，面阔六间二层

杭州西湖聖因寺本來是康熙皇帝南巡時的行宮，於雍正五年（1727年）改建為佛寺，同年八月雍正帝定名為聖因寺。文瀾閣初建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位於聖因寺寺後玉蘭堂以東，經費由浙江商人承擔。[21]^:89-91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文瀾閣《四庫》陸續繕成，於五十五年（1790年）定成裝潢和收藏的工作。[21]^:105

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第二次襲擊杭州，文瀾閣於是次襲擊中被焚。丁申、丁丙兩兄弟本已經離開杭州，往西溪避禍。一天丁申在購物的時候發現包物紙是《四庫》的紙張，才得知文瀾閣《四庫》本已經離散。當時他們召集了勇丁數人，乘夜檢拾，檢得數千冊。為了保護《四庫》，丁氏兄弟將《四庫》運至當時較為安全的上海保管。在上海，丁氏兄弟以收集「惜字紙」的名義，輾轉委托當時在上海的杭州書商收集閣書，又收集得不少，「每包高二尺許，有八百包之多」，合共有8689本，約為整套《四庫》的四分之一。光緒五年（1879年），浙江巡撫譚鍾麟見文瀾閣舊藏書籍甚多，有必要重建文瀾閣以方便保存。建築成本計為12913銀圓，次年三月落成，重建工程則於九月完成，十月初六之前將書籍都移至重建的文瀾閣內。光绪帝颁赐了御书满汉文的“文澜阁”匾额，御賞“丁申四品顶戴以示奖励”。[28]^:46-48

丁丙見文瀾閣的《四庫》未見完整，提出補抄。光緒八年（1882年），補抄工作得到了譚鍾麟的批准，經費由政府提供，設局於东城讲舍，抄寫者達百餘人。當時所依的底本大多都是丁丙家中的八千卷樓的藏書，後來發現不敷使用，便向各地藏書樓借書；不愿借出的，则派人到对方當地借抄，最遠甚至曾向廣州孔氏岳雪樓借抄。其後民國四年（1915年）至民國十二年（1923年）間，錢恂又主持了一次補抄（乙卯补抄）。接着，張宗祥繼續了錢恂的補抄工作（癸亥補抄），是次補抄大多都是以北京文津閣本作底本，少數按浙江省圖書館所藏的善本作底本。[28]^:48-50

1937年7月底中国抗日战争期間，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訓慈為了避免文瀾閣《四庫全書》受劫掠和被炸，命令總務組趕制木箱以準備遷移。8月4日，文瀾閣《四庫》本先運向富陽魚山，然後於12月3日運抵建德。12月24日杭州淪陷，建德也受影響，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建議遷往內地，但浙江省政府不肯，《四庫》又先後轉運至金華、龍泉等地。其後教育部決定將《四庫》運到貴陽，12月30日到達，寄存貴州省立圖書館；為了避免受日軍轟炸，先是移至城外張家祠堂中，次年4月8日又移至離貴陽10公里的地母洞裡，至1944年為止。1944年春，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同年11月桂林、柳州先後淪陷，貴陽也有失守的風險，於是便運至重慶青木關保存。[29]

抗戰勝利後，文瀾閣《四庫》本由重慶運回杭州，收入浙江省圖書館。1954年3月改藏於浙江省圖書省西北側的青白山居。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為了備戰，《四庫》於1970年1月被運至龍泉縣收藏；[30]1976年12月返杭後，依然藏於青白山居。1998年，浙江省圖書館建造了新的地下藏書庫，《四庫全書》以及補抄本都移至該處收藏至今。[2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