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山遗址

塔山遗址出土红陶豆

三次发掘中，在遗址新石器时代下层发现40座墓葬，为该期最主要的发现。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存在叠压打破关系，证明墓地使用了较长时间。墓葬人骨保存一般，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仅有一座为屈肢葬，部分墓葬有人骨散乱或骨骼错置情形，应为二次葬所致。大部分随葬器物为陶器，少数为玉器或石器，存在人为打碎痕迹[6]^:17。人骨鉴定证明，墓地为成人墓地，死者大多为壮年，部分为青年或老年个体，无儿童[6]^:41。

该层遗址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石、玉器及骨、角器较少。陶器主要为夹砂陶，其次为夹碳陶，少部分为泥质陶，夹砂陶主要为夹砂红陶，夹碳陶外部则多涂红。器物使用泥条盘筑法制作，有慢轮修整痕迹，纹饰多为拍印绳纹，也有镂孔和弦纹等[6]^:53-54。数量最多的器型为釜，以红褐色带绳纹陶为主，其次为豆、鼎和釜支子，罐、钵、簋、甑等器物出现较少[6]^:56-83。石、玉器包含斧、锛、镞、刀、玉玦、玉管等器物，涵盖加工工具和装饰品，制作过程多应用切割、钻孔、抛光等技术。骨、角器则有骨耜、骨镞等，数量较少[6]^:83,89。

根据墓葬朝向和随葬器物，这些墓葬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多分布于墓区西南，墓葬朝向东偏南，随葬器物为陶豆。这些陶豆均为高柄泥制红陶，柄上有楔形或圆形孔洞，这些器物为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曾在河姆渡遗址三期、名山后遗址早期出现。第二组分布于墓区东北，墓葬朝东或东北，随葬器物为釜、盘、钵，其中的绳纹釜为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第三组墓葬数量不多，分布较散，出土器物为橙黄色夹砂罐和豆，足部有半圆形孔。年龄、性别与墓葬类型并不对应，墓葬类型的差异应与族属有关[6]^:91,18。

遗址新石器时代中层共发掘墓葬21座，其中20世纪90年代发掘墓葬15座，朝向均为东偏北，12座墓葬的墓坑为竖穴土坑墓，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墓中人骨保存较差，且多存在骨骼散乱或缺失的现象。此外，有三座墓葬为合葬墓，一座为俯身葬。有随葬品的墓葬均随葬在足部[6]^:93-95。该时期墓葬区东侧发现一座房址，遗迹由红烧土墙、碎陶地面及室外的护坡组成，毁坏较为严重。根据墙体判断建筑朝南，东墙残长8米，北墙残长7.5米，均宽0.5米，东北残存两直角相交的隔墙，形成房间。地面为红烧土，北墙处有碎陶片铺成的地面，有多次铺成的痕迹。建筑南侧有倾斜护坡，由块石堆积而成，可起到防止雨水破坏房基的作用。护坡以南有四堆石圈[6]^:105。有墓坑的墓葬均朝向房址，三座未探明墓坑的墓葬则位于房址护坡上下，且墓中有石块。结合其他遗址中石圈的功能，房址可能是具备宗教功能的建筑，而护坡前后的死者可能为人牲[6]^:127,128。21世纪初发现的6座墓葬分布和墓内骨骼则均较为散乱，疑为二次葬[6]^:101。

该层中发现的器物主要为陶器，其中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灰陶相比下层比例提高。陶器纹饰中，绳纹占20%，其余为堆纹、压划纹等。器型以釜和圈足盘为主，豆、罐、鼎、壶较少。陶釜多为明器，与实用器有较大差别，而实用陶釜与下层出土器物有承袭关系。泥质圈足盘的风格则与崧泽文化相近[6]^:108-123,126。玉石器较少，有锛、凿、玉管等[6]^:124-126。

塔山遗址出土部分石器

遗址新石器时代上层发现的遗迹以灰坑、灰沟为主。墓葬4座，其中一座发现有木板构成的简单葬具[6]^:129-133。出土的陶器中，泥质黑皮陶较中层有明显增多，器型主要为鼎和圈足盘，盆、罐等其他器型较少。石器有锛、釜、耘田器、钺形器等[6]^:134-153。黑皮陶、耘田器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特征，出土陶鼎的鳍形足和条形足与钱山漾文化相近，而绳纹陶釜则延续了河姆渡文化的特征[6]^:160,161。

遗址商周地层年代从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6]^:262。这一时期的遗迹有灰坑、水井、红烧土和柱洞等。墓葬仅发现一座，破坏较为严重。出土器物中则有陶器、玉石器和铜器。陶器中，夹砂陶器和泥质陶占到相当比例，出现印纹硬陶和原始瓷。陶器以轮制为主，硬陶和泥质陶分布有叶脉纹、节草纹等纹饰[6]^:162-175。部分陶器口沿等部位有刻划符号，共有21类105件，存在一定规律[6]^:185。器型上，夹砂陶釜仍为主要器型，硬陶罐数量也较多，其中包含3件带釉陶罐，其余器型有杯、纺轮、盘等[6]^:189-242。觚、豆、三足盘、弧面足鼎等器物的形态可在马桥遗址中找到对应[6]^:262。出土的玉石器则有石锛、石凿、石刀等。另有青铜器10余件出土，包括镞、戈、刀等武器及铜饰件[6]^:242-260。

遗址汉代以后地层发现的遗迹包括灰坑6座，陶井1座。出土器物较少，有瓷碗、瓷壶、瓦当、石磨盘、铁剑、五铢钱、开元通宝等[6]^:263-273。